第三节 去国怀乡的文化乡愁

中国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被誉为“近二十年来留学生小说的鼻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说：“这一则不太温馨而充分象征时代苦闷的恋爱故事是於梨华小说艺术已臻新阶段的明证。”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几乎涵盖了留学生文学的所有话题。小说的成功之处是对主人公牟天磊“边缘人”形象的成功塑造。牟天磊留美十年后却变成了彷徨颓唐的“多余人”。他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然而，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可是“还要回去”。“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特定的政治局面造成的。这些留美的中国台湾人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

白先勇小说集以《纽约客》命名，一个“客”字，正好道出了白先勇这一代华人移民的文化心态。《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辗转到台北，后来留学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谪仙”了，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一直试图摆脱旧有的文化身份，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便是焦虑和绝望。这种绝望和焦虑直接来自边缘人身处两种文化间的冲突。相对于吴汉魂、玫伦等的主动迎合，黄凤仪的妥协无奈而辛酸。黄凤仪屈服于西方大众文化，随波逐流。小说《夜曲》《骨灰》充分反映了政治对这些海外学人的影响。“纽约客”即使物质上得到满足，梦想一次又一次实现，但依旧在心里停留着矛盾的文化乡愁，《夜曲》《骨灰》进一步表现了移民的认同感。在《夜曲》中，吴振铎年轻时来到美国，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但却一心想为祖国做奉献。几十年后与吕芳——一个当年激情洋溢的青年人相见时，才知祖国也被迫接受了一次“大洗礼”。吕方的遭遇与不幸让他感觉“外面很冷”。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中国的坎坷遭遇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才会对吕芳在最后离开祖国产生无限悲痛。

《骨灰》中的大伯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对共产党有很大的敌意，可到头来宁愿死后埋在大陆的小山区，也不愿同美国人去争那块地。这体现出老一辈人虽为“纽约客”，却永远有着落叶归根般的渴求。

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正日益消解。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现代身份书写遭遇了“阐释的焦虑”。这隐含了一种对中国文化深深的忧虑，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其实，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难能可贵的是，以吉铮、白先勇、於梨华为代表的中国台湾留学生和移民作家群，由于旅美的经历给了他们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并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的契机。白先勇说：“出国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他“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到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要重新考量。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由于中国台湾留学生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人生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袭根深蒂固，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留学生的海外经历给了他们重视传统、实现创作转变的契机，在去国怀乡的文化乡愁中续接了中国文学的某些传统。这些人旅居海外后在异国的文化境遇中反而强化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他们即使拥有了旅居国的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因此这个群体总是与中国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