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第一辑）
-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编写
- 7780字
- 2020-08-29 20:22:21
牛军
人物简介 重庆人
◎我还是想上学，就是想上学
我家祖籍是山西，我出生在重庆，3岁随父母到了北京。我是1954年出生在重庆军区，出生以后不久，因为解放军正式组建空军，需要从各大军区抽调干部。当时父亲从重庆抽调到北京空军政治部，我就来到了北京。
我小学四年级以后就没怎么好好上课读书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学校里的气氛和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抵触情绪。我出身成分不好，感觉受歧视，就不太愿意去学校。一直到六年级结束，学校通知我该毕业了，我才最后去了一次学校办手续。上了初中后不久，家人被下放到河南的一个军队的劳改农场，我也随着到了那里。刚到劳改农场时没有学校可以去，就跟着大人干农活儿。家长们商量，还是要让我们学习文化，农场还有下放的一批空军学院的教员，就让教员们轮流给我们几个孩子上文化课，上课用的是空军部队给战士上课的政治课本。后来我们被安排到兰青公社上中学，才开始正式学各科知识。那时自然科学课程的内容注重农村实用的需要，例如物理课就学发动机原理、柴油机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如何修理农用机械等等。科学知识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实践操作的经验。
我在农场生活了3年，学校的教学各方面都不正规，而且一年里很多时间都在参加春耕、夏季抢种、秋种等农业活动。只要田间农忙劳动紧张，全校就停课去干农活儿，没怎么完整地学习各科知识，所以我迫切希望能有一天真的坐在教室里，好好地上一次学。
后来因为父亲落实政策，全家回到北京，终于有机会满足我上学的愿望。我们回到北京时已经是秋天了，错过了北京高考的时间，那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恢复高考。后来为了安置那批受迫害干部的子弟，北京市政府专门在166中学增设了一个30人的高中班，当时称高一（3）班，之前166中学高中只有两个班。我们班同学的家长绝大部分是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回到北京工作的空军干部，也有几个是地方部委的干部子弟。我们算是“文化大革命”恢复高中以后的第一届高中生，由于班里大部分是空军的孩子，男生多，基本上都穿军装。“文化大革命”中穿父亲的军服是时尚，又可以省钱，不用专门买衣服。所以我们班一出操的时候，放眼望去同学都穿着“国防绿”上衣，配上空军蓝的裤子，脚蹬部队专用的解放胶鞋。一出操，三个班集合，另外两个班就称我们是“老兵班”。我们班同学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一些同学因为跟着父亲下放，耽误了几年上学的时间。
1973年夏天，到了我们高中毕业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了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还有以黄帅的名义掀起的“反潮流精神”，反对恢复正常教育制度的潮流成为新政治潮流，一个内容就是要维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结果大学也就根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高考，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的学生就在家等着，一直等到1974年春天，我们被安排到北京的平谷县（现为平谷区）镇罗营公社去插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平谷县插队算我自己第二次离开北京市。第二年冬天平谷县集中各公社劳动力修水库，插队青年也参加了修建平谷的一个水库工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谷那个水库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度假区，就是现在的平谷金海湖度假村。我在平谷插队两年多，一直到1976年底，三机部的国防工业出版社到平谷县招工，才又回到北京城里工作。
那时候北京很多单位很缺人，他们都比较关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高中时招的第一届高中生，普遍认为这届高中生是从初中里面筛选和考核出来的，总体来说素质比较好。我插队的时候，当过生产小队的干部，出版社领导觉得我综合素质比较好，插队表现也不错，就将我招进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国防工业出版社，在那里做校对工作。
又回到北京后，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对自己的前途颇感迷茫，但心底一直存着上大学读书的愿望。所以，1977年一宣布恢复高考，我就报名成了第一届参加高考的考生。我考大学时想得很简单，没有过多复杂的考虑。上大学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之前跟我父亲他们从河南农场回来考高中时，就面临过类似的选择。当时回北京后，部队可以招收一批落实政策的干部的孩子去当兵。我记得我父亲问我是否想从军？我说还是想读书，后来就上了高中。那时候想上学还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传统就比较重视教育，即使经过“文化大革命”也还是有这种很本能的判断。现在社会变化很快，读书可能会有一些更功利的考虑。但以前我们是集体分配，不用考虑上学以后将来的工作待遇，我考大学是觉得读书对于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辈子读书也可以。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读书在我头脑中从来都不是负面的。
◎人大永远是我的母校
1977年参加高考，我们可以报三个志愿。当时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做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我想既然国家要搞经济建设，就会需要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报的北大经济学系，第二志愿报的是北京经济学院，第三志愿才是按我个人的兴趣，报考的河北大学文学系，当时那里有个文学评论专业，我本人其实特别喜欢文学评论。结果我考了301分，北大经济学系的分数线记得好像是320分，很遗憾地落榜了，于是我打算就继续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工作。就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我接到了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们一入学，哲学系的李秀林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八百人大教室做了入学教育报告，我才知道后来又能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解散了，1977年才复校，以前的各个系都解散了。有的系完整地移到别的学校去，有的系老师都解散了，恢复起来难度较大。于是学校当时只恢复了党史系、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系，这3个系完整地并入到北京师范大学，复校的时候这3个系可以首先回来复课。所以，学校从1977年北京市落榜的学生里面选出来了大约120个学生，分到这3个系，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开始复校、复课。我现在还记得李老师跟我们讲中国人民大学建立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场景，他说人大被解散时的心情，还说感谢公交公司的32路公共汽车，一直保留了“人民大学”作为一站的站名，学校就剩下这点痕迹。
我被分到党史系，当时也不知道具体学习内容是什么，不了解党史专业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但考虑到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明年还得再考一次，能进大学学习已经心满意足了。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我们党史系的总支部书记告诉我们，进党史系是很不容易的，并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同学都是充实到各个重要的政府机关和高校，每个同学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才有机会来这里读书，希望以此勉励同学们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增加每个人的认同感和光荣感。
现在我回想人大刚复校的求学场景，条件之困难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刚复校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也没有教材，教材都是临时油印的。因为没有教室，北京前一年地震搭的地震棚还在，我们就只能在简陋的地震棚上课。人大的老师都希望学校能够尽快恢复，即使没有教学条件，也要尽早恢复教学，迫切希望教学秩序能早点走上正轨，知识能够重新被延续下来。当时第一批录取的学生之所以都是北京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舍紧缺，大家都走读。后来有些远郊区的学生开始提出申请，学校再临时分配床位，陆续给大家安排在学校住宿。记得是到第二年，全班同学才可以都住校了。
我们77级的学生可能跟现在的同学不一样，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是一样的，但的确有特殊的内容，是现在的同学无法想象的。刚复校时，学校校舍都比较简陋，没有学生宿舍，也没有大的食堂，吃饭的地方很简单，有时就在露天地里吃饭。77、78两级学生有很多都是工作了很多年的，都吃过苦，所以不在乎。等到79级同学年龄就小了，都是应届高中生，来了以后吃饭没地方，听说有同学都哭过。当时一下雨，学校的路上满地泥泞。虽然我们上学时教学条件不是很好，同学读书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跟现在可是不相上下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进校园就是全新的感觉，大家都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我的感觉是原来还有这么多新鲜事物没听说过，和年龄大的同学相比，他们还读过一些书；和年级低一点的同学相比，他们正规地接受连续教育，而我这个年龄段是问题最大的，所以只能是笨鸟先飞。当时图书少，老师提供的参考书也少，如果要换到现在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可能会学得更好一点。
我在人大求学的另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人大老师教学非常认真，特别敬业。我在北大教书，自认为还算做得不错的，但是跟当时给我们教书的老师比，就敬业的角度讲，还是比不上的。他们教书的敬业勤恳和热情投入，还有对同学的关心呵护，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上国际共运课，我感冒发烧，卧床休息没法去上课。到了下午的时候，国际共运课的授课老师就到宿舍来，专门给我一个人补课。他走到我宿舍第一句话就问你好点了吗，我说我不发烧了。老师说那我把上午的课给你讲一遍，于是他花了两个小时，给我一个人讲了一堂课，由此可见那时的老师对教学的认真负责。当然现在每个班级学生也多了，课时工作量也很大，客观上也做不到。但我有时想，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是不是能做到像那位老师一样认真敬业？
很多老师讲课时都是热情澎湃、全神贯注、身心投入，也让听课同学很受感染。当时给我们上古代史的老师是郑昌淦教授，他跟着尚钺教授共同研究中国古代史。他上课的风格很独特，讲课精彩纷呈，在他的课上会给我们唱汉乐府的小调。我们班很多同学之前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过几年，较为成熟，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也比较丰富，关于历史的思考也就更深入一些。每次在郑老师的课堂上，讨论都特别激烈，同学们的积极性全被调动起来了，不是单纯地听课，而是积极地投入和思考。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想交流。不仅在课上跟老师争辩讨论，课间也争论不休。有时一下课，就有一些同学们涌上讲台，挤在郑老师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自己的疑惑和观点。经常是人群慢慢往前移动，郑老师就被挤得一点一点往后退，一直到把他给挤得背靠在墙上。郑老师抽烟，在课间有时要抽一支，经常刚抽两口，夹着烟卷就被同学挤得靠在墙上动弹不得，点着的烟夹在手上烧完了为止。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气氛热烈的课堂，老师讲课能把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调动到这种程度，可见他们的讲课水平和敬业水平都是很高的。
老师能在课堂上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说明他的精力完全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学问的执着和对学生的爱护。老师们对待课堂教学和研究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对做研究、当老师等感兴趣，可能就跟这些老师有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以前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讲《资本论》时，上课拿一根粉笔就来了，完全不依赖教材和大纲，讲起来条理清楚，立论深刻，可想而知他对《资本论》等著作的熟悉程度。他的经历非常奇特，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与苏联论战的时候，他就提出赫鲁晓夫当年的改革是对的。就是因为坚持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批判了。现在对《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研究的水平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我们在课堂上听到他介绍那样的观点，感觉是石破天惊的，也被他坚持的学术精神所感动。
还有位党史系的李良志教授给我们讲课，学问非常扎实，自己的经历也很曲折，但是他自己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研究，没有因此而放弃颓废，一蹶不振。他主要研究抗战史，讲课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抗日战争史的课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写的就是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的课题，这跟他讲授的内容有一定关系，它引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人大的老师们不论跟同学们的关系，还是他们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在那么复杂的经历下对自己研究的执着、坚持和对教学的热情投入，都令人感叹不已。人民大学永远是我的母校，不管后来怎么发展，获得什么样的荣誉，做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都是在人民大学读书这段时间形成的。我很幸运遇上这些老师。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在大学老师的影响下，我后来对老师这一职业也心生向往。我毕业以后虽然在社科院工作了10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教书这条路。我上学时情况比较复杂，本科毕业以后去干什么也很迷茫，后来就决定考硕士吧，读书总是有意思的，于是就攻读硕士。读完硕士之后就很想工作，当时我在学校已经度过六年时光，可党史系想把我留在系里当老师。我从本科开始一直学习成绩比较好，可当时就是不想留校当老师，想去学校外工作。党史系跟我自己联系过的单位沟通了，告知这是学校要留校当老师的人，单位还是另寻他人吧。像我这种情况的毕业生当时有二十几个，本来打算硕士毕业后就出去工作，但又面临留校。后来大家商量决定都考博士，于是我放弃了就业，接着读博士深造。
当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教委会给学校固定数额的留校教师名额，计划留校任职的同学都考博士，学校空余出来了一些教员名额。学校当时就决定，把这群考上博士的原定留校生转成在职的博士生，即一边教书，一边读博士学位。我就这么留在了人民大学。在学校生活是有保障的，衣食无忧，工资也足够了，这样一直工作到1990年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美关系，我由此对美国外交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书和资料档案。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在再回头看这第一本书，在学术上一直还算是站得住脚，在中美关系领域目前还没有人再专门研究过。我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同这段经历有关，后来在美国研究所干了10年。不过我内心还是想当老师，于是联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历史系，北京大学这方面也很积极，希望我到北大来教书。2000年末我到北大当了老师，一直以来我对北京大学都有比较好的印象，既然决定离开人民大学后还是想当老师，那当然要选择去一所文科专业比较权威的大学。我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是教授中国外交，在北大教书也算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把教书作为一生的工作，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也心满意足了。
我这一生挺顺利的，没有遇到特别大的挫折。博士毕业后想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所领导态度很积极。但是学校是有政策的，规定除在职博士期间之外，在校工作5年以上才能离校，我才工作了两年。按照规定如果我要离校，就需按一年600块钱的标准补足违约金。其实我也能理解，学校还是不希望我走。我对学校自然很有感情，不过还是想要体验生活中不同的可能性，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
我从美国研究所到北大来也算是没有太大的挫折。当年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也不希望我走，人事关系等相关手续没法办理。我告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我的人事关系无法转过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给出解决办法，重建一份个人档案。于是我就从家里拿着个人履历表照着填写到北京大学的履历表上，北大就可以凭此给我发工资。校长告诉我，北大想调的人都是原单位里的骨干。如果原单位都不想留的人，我们北大一般也不会要，这很正常，所以北大要有自己的政策，否则就无法进人了。我在北大工作两年以后，社科院领导派人跟我谈了一次话，说希望我彻底离开前，能把决定调动的真实原因告诉院里，以便改进工作，避免老研究员等人才的流失。其实这主要还是人生志趣所在，尽管在社科院研究工作也不错，但我还是想回学校当老师，做像我的老师一样的老师。
今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学校出文集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里把北大和人大做了简单的比较。我觉得北大整体而言比较开放，学术气氛、学生整体的特色以及老师授课风格等等，都比较开放。相比起来我觉得人大当年的特点就是扎实，从老师的教学工作到对学生的整个培养过程，要求比较扎实、比较求实、比较务实。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来硕士、博士都是在人大读的，我的硕士导师是刘炼教授，博士导师是原党史系的系主任胡华教授。党史系的教学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系的系训，这是党史系最早的系主任何干之先生写的两句话：“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要一句空。”现在要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我带了这么多学生，每次都会跟他们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要一句空”，希望他们做学术研究时牢记这两句话。
我在北大带博士生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带的博士生必须是真心想做老师，做研究，对学术研究有兴趣有毅力，我就在这样的学生中选博士生。如果他们将来想去经商从政，只是给自己补一个博士学历，那我就不带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在中国做一个行政干部，博士学位并不是必需的，而这四年学校要花费时间精力，社会要付出巨大的资源，只是为了去干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这没有意义。我认为获得博士学位仅仅是为了提职升迁的话，那就违背了博士学位教育的初衷了。
系训这两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孔子“述而不作”真可谓大智慧了。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会改变的，一个时段的思考用白纸黑字写下来，以后思考改变了，那些文字却改变不了。不仅是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迫使你改变，自己的认识也会一直变化。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对自己过去的诸多认识会调整，知识体系也在变化，所以要保持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怀疑，这会让人变得谦虚一点，变得谨慎一点。我到现在铭记这两句话，还把它告诉我的学生，也希望他们能牢记并践行其中道理。教育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尽管后来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我们的教育方式也在随之不断改变，但基本的原则一旦确定下来，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动摇了，做学术研究起码有这样的目标：“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要一句空。”
总之，做研究做学问一定要严谨，在人大学的是这个原则，到北大来做老师也在遵循这个原则，这些都是从以前教我的人民大学老师身上学到的。我不太赞成高校把教学放在跟科研相比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我在学习期间接触到的人大老师这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将心比心，这么多孩子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到大学来读书，我认为总归得对得起他们。如果老师对教学不尽心尽力，那没有其他什么托词，就是教学态度和师德人品的问题。作为老师尽了最大努力，不一定就能做得很好，但是必须要尽力，这样才无愧于老师这个职业。
换个角度，正因为要做好教学工作，所以对大学老师的科研要求应该非常的高。我体会师者之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讲台上的老师讲课是否认真负责，坐在讲台下的同学是心知肚明的。哪个老师教学水平高，哪个老师工作要求严，他们都能够体会出来，只不过不说而已。今年也是人大复校4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77、78级的校友都会回校相聚，借此机会我也能见到很多老同学。重要的是用我们的经历来激励现在在校的同学们专心求学，能在学校有更多的收获。
未来还有更多的40年等着同学们去创造，我希望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能更好，毕竟学校能保持好的风气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