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特点探析——以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的比较为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梳理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源头，一是受列强坚船利炮和科技发展冲击而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等一批新式教育机构；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校。这两大源流，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逐步汇聚发展成今天的两千多所高等院校，在提高人民教育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期以来，教育史学界高度重视对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办学特点和历史贡献等关注不够，与其在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尤其是对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两大源流的研究呈现出“厚此薄彼”的失衡状况。这一状况在对同处革命战争时期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与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有集中体现。笔者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以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的特点与贡献，才能客观总结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一、始终坚持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办学使命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寻找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为加快培养抗战急需人才，中共中央以边区政府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在延安地区创办一所大学”。这一申请被拒绝后，中共中央决定仿照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开办“中国公学”的经验与方式，将原定校名“陕北大学”改为“陕北公学”。在11月1日举行的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为师生讲授了题为《目前的时局》（后定名为《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入学第一课”，并明确指出陕北公学“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1]。这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创办陕北公学的目的，正如毛泽东1938年3月在《援助陕北公学》宣传册上的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2]。

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办学使命同样体现在华北联大时期。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联合成立华北联大。经历了9年“敌人‘扫荡’我转移、放下背包就学习”的艰辛时光，这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为晋察冀解放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被称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毛泽东在华北联大创办之初到学校作报告，向师生送了“三样法宝”，即“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3]，并号召师生“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4]。由此，华北联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办学任务归纳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服务；培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各种干部，培养革命人才”，并在《华北联大章程》中明确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一支文化纵队和推进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杠杆”作为办学宗旨。

与此相对应，同样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虽然先后有800多名师生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对学校的首要办学任务而言，为民族保留高等教育火种的教育属性更为鲜明。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曾强调：“凡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是学生之训练，二是学术之研究”^[5]，“治学育才”始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要务。笔者认为，从高等教育的延续发展角度来看，西南联大恪守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教育本职，在抗日烽火中保存了我国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大量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教育目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办学使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树立了一面民族精神的旗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超越教育本身的时代价值。

二、有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办学理念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人民属性”是其长期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办学理念。一方面，学生来自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白手起家”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在报考资格上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出硬性规定，而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陕北公学首期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从南洋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也纷纷报考陕北公学。另一方面，办学经费来自社会各界最广泛的支持。《援助陕北公学》的宣传册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信件、电报、汇款、图书资料涌向延安。此外，教育过程也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比如陕北公学师生积极投入边区的生产工作，参与救灾垦荒，在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同时为抗战提供物资保障；筹建“陕公流动剧团”，用陕北方言编排《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要求“流动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立“人民抗日剧社总社”，结合工农群众斗争实践开展文艺创作并开赴前线开展巡演，这些文艺作品成了烽火硝烟年代的精神支柱。“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办学理念，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学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正如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的题词中所说：“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6]从学校办学理念向学生人生价值观的转化，奠定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的师生校友矢志不渝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生活而奋斗的精神底色。

与此相对应，西南联大由于办学基础好，三所顶尖名校以及海内外的大师名师汇聚昆明。据统计，1941年时西南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学经历；五大学院的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同时，西南联大的生源质量也相对较高，早期以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为主，后期因为报考人数众多也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招生质量。较高的师生素质既为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精英化”的现象，与当时中国普通工农群众拉开了距离。

笔者认为，在此方面，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办学理念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从师生来源、办学基础、教育过程等各方面都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人民属性”的办学理念更加鲜明。实际上，这既是一种贴合所在地区实际和时局形势的办学策略，更是一种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体现。

三、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与“抗日救亡”办学使命相呼应，陕北公学从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四项基本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相一致、计划和灵活相结合”，以便学员能在较短时间内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初步掌握抗战理论、了解基本军事知识、能够独立做群众工作的抗战干部。这些教学原则还充分体现在以“革命的政治教育、民众运动和政府工作教育、军事教育、劳动教育”为主导的四类教育内容上。

陕北公学在政治教育方面，开设“抗日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中国问题”等课程，教学内容紧紧围绕抗日战争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等；在民众运动和政府工作教育方面，开设“民众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理论与政策”等课程，组织学员走出学校直接到地方政府、民众组织中参与工作，在“民众运动演习”和“统一战线演习”中提高实践能力；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游击战争与军事知识”“步兵战术”等主要课程，由经历过长征、长期领导游击战争的军队干部指导学员的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和军事生活管理，并提出“战斗地学习、战斗地生活”等口号，使学员通过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与训练成为群众口中的“文八路”；在劳动教育方面，组织学员挖窑洞、建校舍、筑讲台，通过劳动学习生产知识，培养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帮助学员尽早适应敌后农村环境，坚定走工农结合的道路。华北联大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得到了一以贯之的继承。为了使教学内容与现实斗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教员经常在授课之余带着学生到晋察冀边区参与实际工作，如直接参与民主选举工作，实地调查日寇“扫荡”政策对边区的破坏，实地了解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对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重大意义等。

与此相对应，被称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的西南联大，承续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顶尖大学的教学队伍、设备资料。虽然在“南渡内迁”的过程中有所损耗，但西南联大内辖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教学规模，仍基本保留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完整形态。办学过程中，“强调独立思考”“注重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等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其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但笔者认为，由于办学环境的差异，相比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体验式”的实践教学，西南联大始终以校园为主体，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多局限在实验室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展田野调查、社会调研的条件比较有限。而在此方面，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始终与根据地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中国革命的现实主题紧紧相连，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围绕中国问题、寻找中国出路，教学的主场不仅在学员们自己亲手修建的校舍中，更广泛分布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抗敌一线，这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提供了土壤，从而形成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在教学方法方面的鲜明特色。

四、明确树立“造就革命的先锋队”的培养目标

毛泽东曾在1937年陕北公学开学典礼前夕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7]诞生于抗日烽火、民族危亡之际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始终按照这一目标培养了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干部，向战争前线和建设一线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1937年至1939年，陕北公学共培养了6 000多名抗日干部，吸收3 000多人入党。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响应学校提出的号召——“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有的前往敌后根据地，有的潜伏在国统区或敌占区，还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陕北公学“11队”以后的毕业生，80%以上被派往前线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而作为培养晋察冀边区抗战干部的最高学府，华北联大共培养学员80多个队（班）、8 000多人，连同短期培训总数超万人。这些毕业生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佼佼者。

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时期还汇聚和培育了一批教育家和知名学者，如“延安五老”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创始校长吴玉章，“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成仿吾，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的何思敬，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周扬，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尚钺、尹达，著名党史学家何干之、胡华、廖盖隆，著名艺术家吕骥、丁玲、贺绿汀、乔羽、李焕之，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革命骨干成长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司法部部长邹瑜等，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与此相对应，西南联大1937年至1946年先后培养了4 000多名毕业生，其中以西南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 500名、专科生约200名，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毕业的本科生1 280名、研究生74名，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在西南联大的师生校友中，先后有173人当选为“两院”院士，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认为，毫无疑问，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成果是新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一枚亮眼的明珠，但以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为培养目标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应得到充分重视和肯定。正是这两种具有差异性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价值，才发展形成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渊源，并共同汇聚成今天中国两千多所高等院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只有从办学使命、教学原则、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等全方位认识以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特色实践，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四个服务”的伟大使命，从而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坚定自信转化为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原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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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2]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32．

[4]同[3]108．

[5]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7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