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 肖贵清
- 28370字
- 2020-08-29 20:30:04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出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
1.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产生和发展起来，首先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阶级关系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逐步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是近代中国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是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革命就是围绕解决这两大矛盾而展开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纪律性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自身的优点。一是深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二是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便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成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易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殊的国情也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同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解决好在农村战争环境中建党和建军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高峰。由于农民具有阶级局限性，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做指导，因而不能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和政策，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图存、富国求强的社会改良运动，也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政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但是，维新派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不敢去触动帝国主义，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企图通过改良的方法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行不通的。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其所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出妥协和寄予幻想，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未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无论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纲领，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阶级的新的理论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2.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革命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没有革命实践就不可能产生指导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形成、成熟和发展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和领导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并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成熟起来。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在创立和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初步形成。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正确地揭示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来看，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没有对于革命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3.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体系，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从一八四NFCA1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经过对各种学说、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和鉴别，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逐步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演说或文章，介绍十月革命。1919年，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在这前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根本性变化，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前后，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我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同时，又注意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固有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4.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条件，也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素材，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也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料。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毛泽东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地总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堪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在政治思想方面，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思想史上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优良传统，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导，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继承中国历史上“自强不息”“人定胜天”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与自然抗争、英勇抗击外来敌人入侵的斗争精神，提出了独立自主这一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在军事思想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总结中国战争史上的经验以及中国古代兵法，为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也为后来创立游击战争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奠定了基础。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的语言进行了新的诠释，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此外，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以及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的精华。毛泽东批判地借鉴了孙中山的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例如关于发动民众，以武装斗争推翻封建统治政权，建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关于唤起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毛泽东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将其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了一定基础。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哲学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借鉴和吸收，说明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1.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条件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论述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四大之后，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先后发表文章和演讲，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集中了全党的正确主张，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成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
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存在着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意见缺乏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有效的抵制，也正是由于党在幼年时期还没有确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在这一时期，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实践的锻炼，认真总结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应当向何处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反革命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必须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久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经过三湾改编，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着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走上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第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致使党内连续三次出现“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给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带来严重的危害，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整个地不加区别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制定并实行了若干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冒险主义政策。在组织上，为推行冒险主义的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特别是对怀疑和抵制他们错误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
在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是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实际行动抵制了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二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阐明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
2.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
第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践上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而且在理论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如何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后，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党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却仍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在红军和根据地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多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们主张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同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1月，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名通讯，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对农村包围城市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概括。他指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
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内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井冈山土地法》的缺点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规定土地所有权属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所有。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项原则性改正。7月，在闽西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分配的方法，应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召开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应在抽多补少之外再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就土地分配以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安定农民。这样，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确立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
党在领导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长期处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红军和党内来，因此，如何在农村环境中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就日益凸显。
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精神，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坚持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对官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任务。《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军队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为适应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曾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到1931年秋天，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主要内容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些作战原则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构成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四，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与教条主义者不断斗争的过程。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并反复强调要调查研究，“反对瞎说”。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6]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批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条件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是与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斗争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7]。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通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坚持这一原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反之，则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科学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得以展开，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8]只有到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才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制定了合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使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第二，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也为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重要条件。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难，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遵义会议以前，党还不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而遵义会议则是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七大改变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实现了革命战略的转变，制定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且在1938年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全面抗战时期，又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制定了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敌后抗日战场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在抗日战争中，也掌握了治国安民的本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做出科学总结，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系统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第三，全面抗战时期，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气的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人民战争，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为党与毛泽东研究和探索中国革命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出版，为全党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了条件。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在延安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19种，列宁的著作有24种。同时，还建立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如在延安就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20多所院校，全党形成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良好风气。这些条件为毛泽东集思广益、概括和吸收全党的智慧与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作的重要阶段。毛泽东以他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和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下了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著作。
第四，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整风运动。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先后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陆续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以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并列出了若干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和讨论。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进行了系统说明和高度评价，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做出了基本结论。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以及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创造了重要条件。
2.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更加系统。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与成熟。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目的，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革命性质、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以后发表出版的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统一战线的理论更加完善。
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以及周恩来发表的《论统一战线》等著作，科学地阐述了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系统地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统一战线中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同顽固派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范例。
第三，党的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备。
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风。毛泽东特别着重于思想上建党。针对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要用整风的形式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第四，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还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主要的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的思想，并为人民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宝库。
第五，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更加丰富。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又有新的发展，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比以前更加丰富。毛泽东论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著作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理论。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具有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其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实行“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具体阐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9]要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原则，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同时，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文化工作的方针，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思想，为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六，哲学思想臻于成熟。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得到发展而臻于成熟。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挥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着重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方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成熟。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科学地论述了独立自主的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3.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历尽艰辛，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过延安整风以及1944年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科学阐述。
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正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并且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把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每个党员的重要任务。从此，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四）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1.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历史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企图使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胜利后，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试图建立一个仿效“英美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经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1947年6月转入战略进攻。与此同时，党还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下，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1948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又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这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做了准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独立自主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技艺，也为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项工作纷繁复杂的局面，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完成后，1952年底，党中央开始酝酿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从1953年至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初步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新的思想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一五”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赎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一设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使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
第三，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是，党的八大以后，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正确与错误的两个发展趋向。党在这一时期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概括提供了条件。邓小平指出，在这一时期，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正确的方面就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以及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的“左”倾错误。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对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在指导思想上逐渐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正是由于对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的失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0]。最后，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的认识上，党的八大和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也指出，必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各种经济关系，确定了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切都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这十年中，党始终没有把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这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没有完全清楚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在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11]主要是在经济建设速度方面要求过急，政策偏“左”，只强调变革生产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却忽略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1958年的“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这时，党已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开始调整国民经济。两次郑州会议开得及时，庐山会议前期仍在讨论经济工作，但在会议的后期就转向了，错误发动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有能够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上，“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12]。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经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曾经设想冲破其束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闪光的思想。但是，由于在实践上错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陷入探索的误区。此外，党和毛泽东在理论上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带来的消极影响，没有形成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邓小平指出，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出现曲折和反复，甚至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3]。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步步升级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在这十年中，有时候正确的趋向是主要的，有时候错误的趋向是主要的，有时候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交织在一起。在肯定这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从“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14]。而“左”的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进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2.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和两种前途的决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一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反革命内政的准备；一面在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党和毛泽东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方针。针对蒋介石对于人民实行“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5]
与此同时，经过对形势的全面分析，党和毛泽东认为，尽管当时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但是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争取国内和平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有可能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拖延爆发时间。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阐明党对时局的方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通知说明了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我党所应采取的对策。这种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予以揭露，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国民党要发起内战，我们就要进行自卫战争，击退其进攻。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谈判，迫使其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召开了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军事进攻并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又粉碎了国民党玩弄的和谈骗局，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二，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战争初期，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凭借其军事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一举消灭人民解放军。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上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否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6]在谈话中，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战略思想，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坚定了全国人民打败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第三，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了打败蒋介石进攻的军事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还具体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基本作战方针。1947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变化的情况，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解放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和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战略进攻的方向为中原地区，并据此做出作战部署，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布局。
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总结了党领导的几次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围绕这一核心，报告还规定了作战方针、作战形式和作战方法等问题。十大军事原则对于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战略决战过程中，党和毛泽东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
第四，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丰富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关键。1948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明确提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7]，强调了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改总路线，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时，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了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制定了关于军事工作、土地改革、民族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和新区工作等方面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18]这一策略思想的提出，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毛泽东策略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第五，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分析了全国胜利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以及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各项具体政策。在政治方面，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谨慎、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走合作化道路；同时，必须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外交方面，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党的建设方面，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进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实现这一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准备。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集中论述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这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3.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得到继续发展，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全会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和做好八项工作。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0]。因此，我们必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以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21]这就是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一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其实质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三，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土地改革完成后，党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适时地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道路，逐步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认为，土改后，中国农民存在着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必须提倡“组织起来”，调动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强调农业互助合作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逐步推广的方法。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我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经验。该决议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22]此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来实现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按照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没收或者赎买的办法，把它收归国有，变为全民财产。假如无产阶级能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国有化，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提出过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其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如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以及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同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
4.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得到发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了，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3]“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4]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第二，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思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问题。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社会矛盾。处理敌我矛盾需要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主活的主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人民内部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是党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该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探索，这一思想突破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模式。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5]。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做到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的适合我国特点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四，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若干关系的思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集中党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26]。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五，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的观点。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针对取消商品、货币和人民公社化、“共产风”的错误，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指出，不能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指出，只要存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价值法则就起作用，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废除商品交换和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也提出商品存在的长期性问题，他认为，即使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
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等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见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仍为党在以后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
第六，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这一时期，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以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这些思想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3-151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7.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
[6]同①111-112.
[7]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8.
[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9.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1.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5.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5.
[13]同①269.
[14]同①253-254.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6.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5.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8.
[18]同①1273.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2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8.
[21]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00.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2.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24]同①341-342.
[2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56.
[26]同①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