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1]———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将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比较和对照,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和回顾党的历史,准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深刻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背景之比较

遵义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分析和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关。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使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其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左”倾主义者又惊慌失措，犯了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处处被动挨打，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引起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对中央的军事领导产生了怀疑。在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中国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向何处去?历史对此发出了呼唤，提出了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从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看，承载重大历史使命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召开，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它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趋向和潮流，符合党心、军心和民心，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条件之比较

有了开会的需求，会议要想召开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开会的条件，有相关积极因素的聚合。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具有许多独特的历史条件。

首先，这两次会议都是党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尽管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得到批准和认可。但是，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这给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创造了条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

其次，这两次会议都有个准备和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党中央已经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已经开始交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决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国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取得成效，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再次，这两次会议都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次会议都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在会上形成了多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很快取得一定共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民主得到极大发扬，与会者畅所欲言，把会议开成了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会议。

最后，这两次会议都出现了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在遵义会议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其军事指挥和组织能力已经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次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时势造英雄，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召开会议，必须有引领时代潮流、指引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出现。如果缺乏这个条件，这种转折也是不会成功的。

开会方式和内容之比较

遵义会议是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两个不能截然分开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以中央全会的法定组织程序，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

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会方式和内容来看，两个会议具有一些不同点:遵义会议是在战争年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和平年代召开的；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比较短，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只开了3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开了5天，而如果将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时间加在一起，则开了41天；遵义会议上博古(秦邦宪)、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在开会方式和内容上，两个会议具有很多相同点。首先，这两个会议都改变或调整了原定会议议程。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引导了会议走向，确定了会议基调，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开得比较顺畅和明确，但为此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调整了议程。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从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超出原定议题，成了一个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其次，这两个会议确定议程、调整和增加议题，都是从当时最紧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入手。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组织问题摆在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会议将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增加到议题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作为全会的主要任务。

再次，这两个会议对“左”倾错误路线和方针开展了批评和斗争。遵义会议虽然未涉及政治路线的对错，但对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后分别将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统一到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上来。

最后，这两个会议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遵义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中三项都与组织人事有关。一是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领导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和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等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如此重要的会议，只有进行组织人事变动和调整，才能改变力量对比，调整和改造领导层和有关工作机构。

策略和发展完善过程之比较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2]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在小组讨论时，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作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作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从两个会议的发展完善过程看，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两个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

重要成果和历史意义之比较

对于遵义会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正式作出结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作出结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正式作出结论，党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七大报告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有关讲话中也有论述或评价。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愈加凸显。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好这两次会议的伟大精神，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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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1年3月30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1年第6期和《中国现代史》2011年第9期转载。

[2]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