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编写修改情况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 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我有幸参加了《党史》二卷最后阶段的修改工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现仅就我了解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编写修改的过程艰难而漫长

《党史》二卷记述和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研究和编写《党史》二卷,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查找到的文档资料和有关信息简报看,这项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作准备。1991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21—1949)(2002年修订再版时改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以下简称《党史》一卷)出版后,《党史》二卷(当时称中卷)的编写工作便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从1994年工作启动到2011年初正式出版，《党史》二卷编写修改历时16年，经历了几届室务会，变更了几位编写修改负责人。参加编写修改工作的同志先后有20多位。审读书稿的人数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共有上百人之多，有的专家学者审读过数遍。可以说，这部著作凝结了众多党史工作者的心血。

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

1994年写作启动后，江泽民同志曾听取专题汇报并作出长篇批示。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对书稿的修改和送审提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在书稿的编写和送审过程中，先后分管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胡锦涛同志、曾庆红同志、习近平同志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给予了大力支持。 2009年5月、8月，胡锦涛同志、江泽民同志先后对书稿2009年5月送审稿给予肯定，并作出重要批示。此前，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曾4次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审阅。中央领导同志认真批阅书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这项工作始终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这部著作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集体研究成果和职务著作，所以，它涉及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室务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如该书的编写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框架结构，对重大问题的把握、重要观点的阐述、重要修改意见的采纳等。

从整个过程看，《党史》二卷的编写修改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年初至2000年底，共6年时间。这个阶段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主持下，由时任室副主任龚育之、石仲泉组织书稿的编写工作。 1995年初，编写组提出，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中卷和下卷，先集中力量编写中卷，这一方案经室务会研究同意后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一阶段编写组提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设计出了书稿的总体框架和编章结构。到1998年底，中卷初稿写作基本完成，于1999年5月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

第二阶段，从2001年1月至2005年7月，共4年7个月时间。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的主持下，由石仲泉继续组织了2003年1月以前书稿的修改工作，由时任室副主任张启华组织了2003年2月以后书稿的修改工作。这一阶段，编写修改组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这29年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对书稿作了修改。这一次的修改，根据室务会决定并报中央领导批准，将书名改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第三阶段，从2005年8月至2008年8月，共3年时间。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的主持下，由张启华继续组织书稿的修改工作。为了修改好书稿，编写修改组进一步加强学习研讨，在先后三次征求中央有关领导和众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书稿作了进一步修改。

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从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共2年3个月时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的主持下，由张启华继续组织2009年10月以前书稿的修改工作，由曲青山组织2009年11月以后书稿的修改工作。这一阶段，编写修改组对书稿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工作。其间，书稿送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领导征求意见，请6位著名专家学者座谈听取意见，送64位中央和国家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审读。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修改组集中对书稿进行了四次大的修改。第一次是2009年10月进行了一次修改；第二次是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编写修改组到北京沙河总政的一个培训基地封闭进行了40多天的修改；第三次是从2010年3月到5月编写修改组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达园宾馆封闭进行了60多天的修改；第四次是2010年11月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八组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修改，并进行了最后通校。在整个修改过程中，编写修改组对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对一些重要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加写了结束语，并多次进行史实考订、引文核对、数字核实、注释规范、插图精选和文字推敲等工作。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龙新民、李忠杰、章百家、吕世光、张树军等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2010年9月，经室务会审议后，全书由欧阳淞主任定稿，报党中央批准出版。

先后参加《党史》二卷编写和修改的人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章百家、张树军、郑谦、张化、孙大力、李向前、杨先材、刘友于、王素莉、庞松、韩钢、傅颐、沈传宝、张保军、邢和明等同志；外请的有：林蕴晖(国防大学)、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安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郑惠、李传华、陈威参加了前期讨论并审读了书稿。戴鹿鸣、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神根等提供了有关章节初稿。

1994年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前，室内一批党史专家为本书的写作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室里还有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在史料查找、校对核实、简报撰写、材料打印运转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书稿征求意见过程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编写修改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严肃而严谨

《党史》二卷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职务著作，是一部中共党史的基本著作，代表我们党对这一段历史的主要看法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所以，这部著作既有学术性，也有政治性，既要讲党性，也要讲科学性。因此，编写修改这部著作，必须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在室务会的领导下，确定编写修改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 年，由于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各种档案资料保存比较完整和齐全，再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从上到下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因此这一段党史的资料十分丰富，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另外，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获得进展，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得到长足进步。各种党史专著、教材、读物及史料汇编等非常丰富。这种状况既为《党史》二卷的编写修改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对大量材料如何精选和取舍，对事实真相如何考订和把握，对最新研究成果如何汲取和采纳。为协调解决好这些问题，也需要提出编写修改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考虑，《党史》二卷编写修改努力遵循以下指导思想：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这一条不是虚的、空的、抽象的，而是实的、具体的、有内容的。实践表明，这一原则对编写修改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充分反映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反映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反映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

(3)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4)充分吸收、积极借鉴和利用30多年来党史学界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尤其注意吸收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室30年来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党史》二卷编写修改遵循的方法原则是，以科学的精神、坚定的立场、正确的方法、公正的原则、客观的态度、广阔的视野、优良的文风，去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这29年党的历史。具体来讲，首先，要有大视野、多角度，深分析、细比较，“风物长宜放眼量”。把党在这29年的历史放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去认识和把握，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外国政党史中去认识和把握，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认识和把握，放到新中国成立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和把握，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以及历史走向中去认识和把握。一句话，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看清中国社会的走向，也才能准确把握我们党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其次，要采取微观“血和肉”进行组合的方法。党的历史是由时间、事件、人物等诸要素构成的，它应该是生动的、鲜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刻板的。因此，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历史，着眼现实，注意应用和把握毛泽东同志对党史研究所强调的“古今中外法”。既要讲人，也要讲事；既要讲党，也要讲人民；既要讲大人物，也要讲小人物；既要讲中国，也要讲外国；既要讲敌人，也要讲朋友；既要讲过去，也要讲现在；既要讲成功，也要讲失误；既要讲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伟大，也要讲党自己纠正自己失误的伟大；既要讲严肃严谨，也要讲通俗易懂。如此，写出来的著作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才能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回顾16年的编写修改历程，我认为，《党史》二卷是尽量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去要求、去把握、去推进、去做的。当然，要真正做到并做好，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编章结构的设计精心而周到

按照党史分期，《党史》二卷所记述和反映的这段党史被称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对这段党史， 1981 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史》二卷以《历史决议》为依据，在全书的框架结构和谋篇布局中设立四编，与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记载和反映了我们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历史；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记载和反映了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历史；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记载和反映了我们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历史；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记载和反映了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两年的历史。

这29年的历史，在《党史》二卷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时间界线和节点：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标志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开始，也标志着这段党史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开始；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结束，又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开始；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结束，又标志着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开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结束，又标志着第四阶段“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开始； 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两年徘徊历史的结束和我们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也标志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结束，又标志着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开始。

在编写修改过程中，有的同志担心：《党史》二卷以开国大典作为开篇，怎么和《党史》一卷衔接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下限，将来写新时期党史如何开头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考虑到党史本子的编写、修改周期较长，《党史》一卷、二卷和将来的三卷既相互贯通，又独立成篇，在界线和时间节点上不可避免有交叉。如何做好一、二、三卷之间的衔接，是我们谋篇布局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利用这三卷书的出版间隔，可以打一个“时间差”。因为剪裁的详略、考虑的视角和写作的切入点都会有所变化，“重复”并不可怕。简单一点说，《党史》一卷结尾略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党史》二卷详写，全面展开；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二卷点到为止，将来写《党史》三卷新时期党史则可以大书一笔。

在编写修改过程中，一些专家建议把《党史》二卷的下限定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种观点在党史学界一直存在，也不是没有合理之处。但是，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中央对新中国前30年、后30年的划分不一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以及中央领导人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端的界定也不一致。而且，结尾写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27年的历史曲曲折折太多，读者会感到比较灰暗，看不到前途。而结尾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使《党史》二卷有一个辉煌的“尾巴”，能说明党经过那么多挫折，又有了新的光明前景，给人以信心；中国共产党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关于《党史》二卷的插图，室务会讨论后提出建议，并报中央办公厅批准，在全书的开篇，参照《党史》一卷的做法，除选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和国庆庆典的图片外，增加了胡锦涛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的图片。另外，《党史》二卷还选用反映这29年历史的图片40幅。选用的原则是以事件带内容，图片反映的都是重大主题，通过图片传递党史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从图片的视角给人一个印象，如29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召开的重要会议、取得的重大成就、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等。打开《党史》二卷看一下这40幅图片，就会对我们党这29年的历史有一个大概了解。

编写修改的程序规范而严格

《党史》二卷自1998年底写出初稿后，作了多次较大的修改，小的修改次数已无法统计。这里简要介绍一下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 2010年3月至5月、9月和12月我直接参与的几次修改情况。编写修改组对书稿的修改是按这样一个程序进行的：听取和征求意见；编写修改组进行归纳和梳理；室务会研究确定修改原则；编写修改组制订方案；编写修改组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明确意见和分工；工作人员帮忙查找资料和核对史实；撰写人员写出修改稿；室分管领导、部门主任进行二次统改审核；改出清样稿送室主要领导审定把关；送室务会所有领导审读后上室务会正式讨论确认；最后由室主要领导审定报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把好政治关、史实关、规范关、文字关。把好政治关，就是以《历史决议》为准绳评价历史，对政治敏感问题、重大史实问题、重要人物事件评价，坚持与中央口径一致。把好史实关，就是处理好政治与史实、局部与全局、横向与纵向的关系，从讲政治、顾大局、重协调上把好史实关。把好规范关和文字关，就是按照有关出版规定，做到引文和用词准确、语言和语法规范、行文叙述通畅，避免出现常识性文字错误和技术性错讹。具体来说，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1)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的修改是在听取逄先知、金冲及、沙健孙、石仲泉、有林、李捷6位党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基础上进行的。这6位专家的意见整理归纳出来有上百条之多。 2010年3月至5月的修改是在广泛征求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以及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64个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希望就书稿中所涉及的他们各自分管工作和熟悉领域的相关内容与史实进行审核把关。从收回的审读信函看，不包括直接改在书稿上的意见，用文字书函表达提出的修改意见有400余条。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的同志从专题进行系统梳理，查找资料进行核对，提出修改意见近300条。两项加起来700余条。这700余条意见绝大部分很有价值，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另外，直接在书稿上进行的文字修改又有几百处。总的修改意见加起来有上千条之多。 2010年11月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八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和本书撰稿人通校核查后，又整理归纳出50多条修改意见。

所有这些工作步骤和这几次大的修改意见的征询，都是按照室主要领导的要求主动增加的。他认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才能尽最大努力减少差错，推出一部大家公认的精品力作来。

(2)会议讨论研究，集体决定。对《党史》二卷的相关意见，编写修改组按照各编、章、节、目进行系统梳理，逐条进行讨论，形成修改方案上报室务会进行研究；室务会提出原则意见后，编写修改组再进行讨论，认真领会，消化吸收，贯彻落实。我们始终将《党史》二卷的修改作为组织行为向前推进，明确要求修改人员不得擅自改动，个人要服从组织，既不各行其是，也不自行其是，要根据室务会决定按程序进行。集中修改开始后，编写修改组梳理汇总了所有的意见，按照一般、重点和疑难三种情况进行详细分类。对于重点和疑难问题如何修改，室分管主任和部主任都要同各编、章的执笔者进行讨论，形成比较明确的意见由执笔者去落实。 2010年3月至5月在达园宾馆的集中修改，我们还特别要求每个执笔者改完自己承担的内容后，都对修改情况写出书面报告交统改小组，统改组成员对修改内容进行阅读，最后由室分管领导加以审定。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2010年3月至5月这两次修改，编写修改组贯彻室务会确定的修改原则，维持原有框架结构不变，不做“伤筋动骨”的大改，只是对部分编、章的内容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对个别表述不准确的标题略作文字处理。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的修改，主要是第一编突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第四编适当增加了1977年至1978年党和国家工作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内容，加写了结束语。

2010年3月至5月的修改中，收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修改意见。比如，对第一编的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有人建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理由是，“向社会主义”的含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着手消灭资本主义，不符合当时党的指导思想，而且，《历史决议》的提法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还有人提出，“如果给人的印象是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部署怎样消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解释不了《共同纲领》制定时我党反复强调的，还有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的那些基本思想”。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将前三年做的几件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集中起来专用一节反映。还比如，有人提出把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说成必要的是不妥当的；有人提出在“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总结中应恢复“两个趋向”的观点；有人提出按近几年对林彪集团问题研究中发现的新资料，应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加写几笔；有人提出，由于1997年刑法修订时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 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镇压“反革命活动”修改为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为防止有人以此说事，应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表述作一修改；有人提出，要点明“两个凡是”是谁的思想。对上述问题，编写修改组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并上报室务会审议批准，仍然维持了原有的写法不变。

(3)斟酌各方意见，综合平衡。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2010年3月至5月这两次修改，编写修改组还注意了对观点和内容的斟酌与平衡。一是对审读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尽量兼顾两个方面，使对重大问题的评价和结论更有包容性，表述更加周全，以免引起大的争论。二是对审读者提出需要补充的材料和内容，作适当调整、补充。比如，关于反右派斗争，有人提出应增加、补充材料，以突出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也有人提出，对一些地方、单位的具体情况、具体数字的披露以及对整风过程中有关人的叙述等容易引起炒作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可作一些淡化处理。编写修改组权衡斟酌两方面的意见，没有增加和补充材料，在个别涉及具体人的表述上作了淡化处理。对于一些部门提出增加本部门工作的建议，我们予以采纳，在政党外交中补充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内容，在文化工作中补充了反映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内容。另外，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了史实补充和观点完善。比如，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时，加写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一历史地位转变的内容；在1955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内容中，加写了适时地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是一种内在要求，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助长了党内急躁情绪的内容，以使这两者的评判和结论之间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在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指出高级社解决了土地公有问题，为合理利用土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中，经多次变动，采用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有关表述。

现在来看，史实补充和史学观点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对党史重大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治史和修史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4)反复查对核实，严肃认真。《党史》二卷编写修改历时16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使用的一些提法需要再推敲斟酌，当年使用的一些史料、引文、数字需要进一步核查、核对。对于审读中提出的文字表述不准确、不清楚的地方，由执笔者或工作人员作进一步核对。为保证书稿引用数字和引文的准确，编写修改组请国家统计局、中央档案馆分别作了核准。对内容涉及有关省区市的内容，分送了15个地方的党史研究室，请其帮助核准。

对2010年1月修改后的书稿，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认为：对这段最难写的中共党史的把握是成功的，分析和判断比较恰当，书稿已经成熟，是一部精品力作、“信史真传”，出版后将会成为开展党史国史学习教育的极好教材。逄先知、金冲及等人写了书评，在2011年1月《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也于2011年1月11日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宣传的通知》，将此书作为广大党员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

大凡要写一部有分量、有质量、被社会和后人所认可的史学著作，不付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当年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史记》被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资治通鉴》由司马光主编，编写了19年，也被后人所认可。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毛泽东在1954年一次谈话中也评价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是2009年10月从青海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调来后，我就开始参与这项工作，深深感觉和体会到了这项工作的辛苦和艰难。我参与这项工作才1年3个月时间，许多老同志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在准备阶段就参与了，干了二十几年。这部著作的编写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它的编写修改，前前后后投入的人力之大，花费的时间之长，修改和送审的次数之多，都是编写各种著作中不多见的。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党史》上卷从编写修改到出版发行用了10年时间，后来，将上卷改为一卷修订再版时又用了6年，前后时间加起来，和《党史》二卷一样也是16 年。听说《党史》上卷出版的时候，有些参与的同志拿到图书时，激动地流下欣喜的热泪。

《党史》二卷出版以后，我的心情也非常激动，酸甜苦辣，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党史》二卷的编写修改，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室同志、党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下，可以说是费了心、尽了力了。如果说还有差距和不足的话，只能是编修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的问题，从治学治史的态度上讲我们是端正的。但我们仍然期盼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内外老同志和党史学界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并且随着新材料的公布和发现、新研究成果的推出，在适当的时候再版时，作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使其成为一部真实可靠的党史信史，在资政育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