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研究：法律经济学视角
- 席涛
- 3735字
- 2020-08-29 21:44:14
四、要素价格低估与收入分配中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比例失衡
首先，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低估。30年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而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进行的高度管制，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土地方面，现行的二元土地体制刺激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以此作为招商引资的砝码；劳动力方面，城乡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工资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受到抑制；能源方面，价格的严格管制，使国内能源价格严重低于国际水平；利率方面，长期存在的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拿存款人的利益对企业实施补贴；环境保护方面，较低的排放标准和松懈的监管，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要素价格的严重低估，降低了经济生产成本，增加了短期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形成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格局。但是，这些扭曲也导致了结构失衡，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其次，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严重失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2005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政府、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分别为26.6%、14.1%、59.3%，与1995年相比，企业、政府所占比重分别上升3.4和1.7个百分点，居民所占比重下降5.1个百分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企业、政府、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分别为24.43%、18.69%和56.88%，与1995年相比，企业、政府所占比重分别上升7.18和3.02个百分点，居民所占比重下降10.21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为51.47%，与1995年相比仅提高0.49个百分点。[1]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购买力的基础，劳动报酬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下降，直接导致了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内部需求始终难以启动。汪同三和蔡跃洲分析认为：“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的扭曲。从宏观层面，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必须由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来平衡支撑。从微观层面，初次分配中高利润、低工资的局面和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共同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格局必将长期带来产能过剩、产业逆向选择等不良后果，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
同时，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劳动者无论是工资性还是财产性收入增长，都受到了制约。1979—2008年的30年里，经济年均增长9.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见图1—5）。[3]
图1—5 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
然而，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覆盖面过窄的限制下，劳动者已经实现的收入大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存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制约，启动内需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率，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增长率，形成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劳动者收入增长率的合理比例和增长机制。[4]
第一，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率，逐步推进投资推动增长模式和进出口推动增长模式向消费推动增长模式转变。消费的基础是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是推动国内有效需求扩大、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前提。因此，消费推动增长模式与投资推动增长模式、进出口推动增长模式，对经济的影响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改变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增长比例和速度，这是第一层次的意义。
第二，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要由消费吸收才能持续生产，如果消费吸收产品的能力不行，整个经济活动就会降速或者依赖外需。当存在着一个以十三亿人口为消费基础的市场存在，而且这个市场还处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时，其消费潜能是巨大的。
第三，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民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逐步调整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为依靠内需和消费推动。否则，投资与进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的风险，当遇到外部冲击时，在某个特定时间将演化成经济危机。
同时，保持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必然要依靠相关资源的支撑和供给。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长期存在。包括：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政策性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职工，每年新增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革新造成的部分需要重新选择就业的失业人员，这些构成了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水平，安置富余劳动力，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劳动力在很长一个时期，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但如果处理不好，失业率偏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条件。
二是资本已不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一方面，从市场化的进程看，医疗、保险、教育和住房等项制度的改革，需要城镇居民付账，一定时期内，城镇居民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以储蓄存款形式保障未来的安全。对于这些巨大的储蓄，商业银行会转化为资本（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在全球流动性充足、中国经济高增长和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下，世界的资本流向中国、投资中国，构成了外部资本的增加。这两方面资本供给，还不会导致资本供给紧张。在一定阶段，资本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三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一种方式是从研究和开发的角度看，技术创新有一个过程，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表示为技术进步。另一种方式是从引进和嫁接的角度看，通过技术引进，缩短技术创新的时间，或者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同样带来技术进步。这两种方式，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到生产、消费结构更新换代中，同时存在。在一定阶段，技术进步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角度看，研发自主产品，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既是一个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
四是能源资源的稀缺、不可再生是一个硬约束。现有能源资源储备，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既决定了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也决定了国家能源资源的安全程度。节约能源资源，已经上升为基本国策。200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为20.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为22.2亿吨标准煤，能源的消费速度较2004年同比增长9.5%，远高于当年全球2.7%的增长率，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我国万元GDP能源消耗为1.21吨标准煤，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三年来的首次下降，但同比仅下降了1.23%，与年初预定的4%左右下降目标相去甚远。特别是，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是，消耗的能源却占全世界的15%，其中，消耗的钢材占了30%，消耗的水泥占了54%。[5]虽然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能源消费的增长，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上升是正常的，但如果超过了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将会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看煤炭，“煤炭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一般为38%，天然气为23%左右”[6]（见表1—1）。近年来，为了保障供给，煤炭严重超能力生产，2008年19.6亿吨产量中有1/3以上缺少安全生产保障。如果能源消费和生产仍然超高速增长，煤炭产业的持续供给和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看石油，从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逐年加快。“2008年石油进口继续较快增长，对外依存度突破50%。全国进口石油19985万吨，比上年增长12.55%，增速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净进口原油17472万吨，增长10%，增速下降4.7个百分点；净进口原油加工产品3 965万吨，增长17.3%。”当然，“石油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对外依存度首破50%。随着国内石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2002—200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从31.2%提高到51.5%，原油对外依存度则达到48.1%”[7]。
表1—1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能源消费结构（%）
因此，能源资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单位GDP能耗降低4%是2009年必须实行的约束性指标，国家通过分解、落实、执行和考评这个约束性指标，建立节能降耗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扩张。这既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过程，同时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
注释
[1]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汪同三、蔡跃洲：《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0页。
[3]参见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105~106页。
[4]参见曹映雪、康明怡：《论一般均衡下经济增长与消费者行为关系》，载《运筹与管理》，2008（1），94~99页。
[5]参见赵进文、范继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8），31页。
[6]张国宝：《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9》，5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7]同上书，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