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恩“一致论”的代表人物：亨利与里格比

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尔德纳在《两种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矛盾，从而产生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亨利认为，《两种马克思主义》虽是杰作，但却并没有为阻止学术上支持对立主义的潮流做任何事情，所以，他决定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和思想：重新解释》一书，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根本一致比古尔德纳提供更多的证据和更集中的论点。亨利具体论证了在如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的一致性^[1]：

第一，《共产党宣言》。亨利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唯一重要的文件是《共产党宣言》，它因此也为比较性地研究两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好的出发点。这篇文献也成为“对立论者”发起诘难的重要基点，例如，阿维内里和李希特海姆就认为，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更具技术主义色彩。亨利首先指出，恩格斯不赞同《共产主义原理》所使用的写作形式（问答式）并推荐马克思其后采用的形式，而且因为写作匆忙，恩格斯对该文的措辞也不满意，所以，该文几乎不能视为恩格斯观点的一次清晰明确的陈述。尽管如此，亨利还是认为将该文与《共产党宣言》进行对比是有益的。亨利认为，恩格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技术的力量，因为在回答无产阶级如何产生时，他回应说是通过蒸汽机、纺织机等机械装置的发明而引起的工业革命。马克思虽然没像恩格斯那样进行问答式的回应，但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2]。所以，亨利说，《共产党宣言》与《共产主义原理》一样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此外，亨利还就两个文本在劳动力价格、商业危机、私有制的废除、共产主义者对现存民族国家和宗教信仰的态度等方面的论述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展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诸多议题上的一致性。最终，亨利总结说：“相比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既不缺乏对技术的强调，也不过多突出生产力的灾难性；另外，鉴于并不确定恩格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以及他对《共产主义原理》的不满意，赋予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过多意义是错误的。”^[3]

第二，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致。在“对立论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观点分歧。亨利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论证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已经指出，他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是黑格尔的直接对立面，对黑格尔而言，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但马克思认为，观念世界不过是移入人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现实的事物。由此可见，马克思有时也接受一种把观念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反映论。这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描述类似，后者认为，人们以唯物主义的形式理解头脑中的概念，将其视为现实事物的映像，而不是绝对概念这个或那个阶段发展的映像。虽然如此，亨利认为，这种反映论并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待思维与现实关系的唯一认识。他论证说，在认识论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没有前后一贯的理论构思，他们有时相信一种简单的经验主义，即一种认识的反映论；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又承认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以及要求一种复杂的方法论从而去理解本质背后的现象。总之，“尽管马克思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写得更细致和突出，但所有重要的方面他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亨利指出，两人在写作和思维方面都受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两人都将黑格尔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需要颠倒或放弃他的神秘因素以拯救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颇有意味的是，亨利认为，即使如有些学者所言，两人误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那也是两人的共同错误，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也达到了一致。

第三，在恩格斯所谓的改良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也并非与之截然对立。“对立论者”普遍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思想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在一般意义上恩格斯修改了马克思的一些概念，而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在狭隘的意义上恩格斯预示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泛滥。亨利对此展开了反驳，他具体比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议会斗争方面的立场。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曾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5]亨利指出，如果据此认为恩格斯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那么马克思就是这条道路的引路人，因为在恩格斯提出上述论断的前一天，马克思指出，“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6]。在另一场演说中，马克思又说道：“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7]亨利指出，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将革命或议会策略的价值和需要置于不同的突出地位。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变化了的情形调整了自己的立场，这些立场与马克思在18世纪70年代赞同的立场没有根本区别，两人都没有放弃革命的概念，只是在1848年后重新规定了革命发生的条件^[8]。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彻底的实证论者和决定论者，也不是绝对的人道主义者。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强调创造历史过程中人的作用，而将其与自然、技术和科学规律的作用等客观因素相区分，所以，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恩格斯强调这些非人的外在因素，所以，他是一个决定论和实证论者。对此，亨利指出，恩格斯确实经常强调客观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但他也强调人在塑造自己命运中的作用^[9]。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道主义和实证论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他们在不同的论述中时而强调人道主义，时而又谈及实证主义。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有时也指出规律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与在自然中一样，而且他认为自己的方法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亨利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有时）都强调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异，这与实证论者否认（除了源于经验观察之外的）本质的存在相矛盾。两人都不是十足的经验主义者，但都经常地做出实证主义和决定主义的论述，就像他们在其他时候会极大地限定这些论述一样，在这方面两人的想法非常类似。两人都不完全是实证论者或人道主义者，但都将这两种成分融进了他们复杂的思维模式中。相比而言，两人的人道主义因素比实证主义因素更加浓厚。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在资本主义阶段谈人类社会中规律和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两人都预见了在随后的阶段人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人道主义地掌控自己的命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0]。

第五，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着良好的学术关系。按照卡弗的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再没有意义重大的合作，因此从那之后两人不再是真正的学术合作者。对此，亨利指出，虽然卡弗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以及许多联合签名的通信上存在协作关系，但他忽视了包括《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以及马克思单独署名在《纽约论坛报》《普特南氏月刊》《美国新百科全书》等上发表的文章都应该视为两人合作的产物。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关系不限于此，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做了重要贡献，两人在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上也保持着合作关系。最能体现两人合作关系的是马克思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亨利指出，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多次就遇到的技术问题向恩格斯请教，甚至包括理论构想^[11]。而且，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催促，马克思可能在他一生中也不会发表《资本论》第1卷^[12]。在亨利看来，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的贡献相对来说更多地体现在财力支持和批评意见上，而尚不具实质性的贡献。但在第2卷和第3卷中，恩格斯的贡献就更加广泛深入，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具有未经整理和碎片化的特征，恩格斯不得不在马克思留下的不同手稿中做出选择，甚至在适当的地方还要增加材料。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决定论和实证论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根本一致，在所有这些领域，马克思与恩格斯比他们思想的研究者所认可的更加模糊和前后不一。但是，两人甚至在他们的前后矛盾方面也达成了一致。考虑到马克思同诸如鲍威尔兄弟、魏特林、维利希、蒲鲁东、卢格和巴枯宁等以前的朋友和盟友一再激烈的决裂，同恩格斯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如此和谐的关系本身就是他们在学术上根本一致的重要见证。总之，在亨利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有时观点不一致，但他们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沿着略微不同的道路前行，但前进的目标是相同的。

S.H.里格比是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一书是其代表作。在里格比看来，每个读者对恩格斯的解读都会形成不同的映像，即他所说的恩格斯2.0/3.0/4.0（EngelsⅡ/Ⅲ/Ⅳ）。对一些读者来说，恩格斯是一个较差的哲学家，一个决定论者，一个实证主义者和机械的唯物主义者，他忽视了社会世界的独特性而将宇宙还原为运动的物质；而对其他读者来说，恩格斯是一个天才，他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并且自觉地抵制还原论。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是（基于物质先验规律的）反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构建者；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恩格斯的学术优势在于经验主义研究，他要求所有历史被重新研究而不是被压缩至某个现成的架构中。对一些评论者而言，恩格斯晚期的著作表明他从未从他年轻时期的黑格尔主义中解脱出来；而在其他人看来，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纯粹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有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晚期一直被视为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但也有学者认为他一生都是改良主义的反对者。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亦是如此，不同学者的观点相互间差别很大。

考虑到学者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缺乏一致的看法，里格比说，很多学者在两人间的学术关系上存在分歧也就不足为奇^[13]。恩格斯本人当然认为《反杜林论》等晚期著作准确代表了马克思的思想，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沿着这条路线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此外，克里格（Krieger）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为“西方文化历史上最和谐的学术二重曲”，埃文斯（Evans）、霍布斯鲍姆（Hobsbawm）、伍德（Wood）和韦斯（Weiss）等学者也警告不要过于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但是，在20世纪将马克思的著作同恩格斯的著作分离开来成为主流趋势。到1914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进行批判的基础已经建立了起来，诸如金泰尔（Gentile）、索雷尔（Sorel）、安德勒（Andler）、马萨里克（Masaryk）、布拉佐夫斯基（Brzozowski）等学者指出，恩格斯没有领会马克思的成就，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从基于革命实践认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为消极的唯物主义科学，这种唯物主义将生产力的首要性与马克思对阶级的强调对立起来。类似地，葛兰西批判那些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有问题上观点都一致的那些人；而卢卡奇认为，恩格斯忽略了主体与客体的革命辩证法，并且不合理地将辩证法扩展至自然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中，只有柯尔施强调在1848年革命失利后马克思本人转向了一种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将辩证唯物主义的严重泛滥归咎于考茨基而不是恩格斯。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将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相分离的趋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之前认为马克思是科学的经济学家，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之后则认为马克思是哲学的人道主义者，他早期对异化的批判和实践理论构成了后期思想的基础。萨特、施密特和科莱蒂等学者反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并认为他和马克思在观察世界的方式上有着深刻的不同。

里格比认为，诺曼·莱文最系统和全面地揭示了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对马克思观点的歪曲和庸俗化，在《可悲的骗局》中，莱文指出，1878年之后，恩格斯忽略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核心概念：实践、异化和类存在。结果是恩格斯陷入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陷入了对历史变革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陷入了议会或改良主义的政治策略。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根本差异是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收到了对实践的强调、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所以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根据一种必然的规律演化过程理解辩证法，因此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里格比看来，相比于莱文的指责，卡弗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分析更合理^[14]。

“对立论者”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构成了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而恩格斯的观点是孔德和黑格尔的错误综合，是实用主义、实证论、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进化主义的矛盾混合物，所以，恩格斯应该被排除出马克思主义。但里格比认为，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矛盾性一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自相矛盾。

第一，在哲学唯物主义上，里格比指出，乔丹、阿维内里、施密特和费切尔都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持有不同的唯物主义观点，如在乔丹看来，对恩格斯而言，只有物质是实在的，而对马克思而言，只有本质是实在的；再如，施密特认为，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不是一个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者。但里格比指出，对恩格斯来说，物质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与本质类似的一个概念，所以，很难发现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本质主义”（naturalism）之间的差异。即使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世界观存在差异的施密特也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宇宙由运动的物质构成^[15]。里格比认为，如果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不是机械主义或还原主义的，就没有理由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反实证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但并不能由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共同享有一种非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这两个人不仅彼此矛盾，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自相矛盾。具体体现在：恩格斯既否认又肯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相应地，马克思从1864年开始一直沉浸于自然科学中，提出了许多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这不仅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反实证主义的“马克思”相矛盾，也正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对此，里格比援引马克思致恩格斯、库格曼等的信件进行了论证。

里格比认为，马克思的信件中虽然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但在其他时候，他明确批评将生物学（达尔文主义）直接应用于人类历史，正如他在1870年给库格曼写的信中所指出的，试图将整个历史置于一种单一的伟大自然法则中是相当错误的。恩格斯也是如此，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持久批判，在1875年给拉夫罗夫的信中他又批评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的企图。类似地，在《资本论》中，尽管存在“实证主义的”构想，但马克思也强调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的差异：我们创造前者而不是后者。“一旦我们接受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这些矛盾，那么，在马克思对历史中人类主体地位的强调与恩格斯将历史视作类似于自然发展过程的实证主义强调之间建立一种二元对立就成为不可能。”^[16]

第二，关于辩证法。里格比指出，评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是否赞同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提出的辩证本体论。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如里格比）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相一致，其他学者则认为二者存在不一致。在里格比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提供给马克思的远不止一种方法论或者一种展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相反，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给马克思（同提供给恩格斯的一样）的是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观点。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上并无根本冲突。恩格斯对三大规律的推崇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充分体现，里格比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观点。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他论证说，马克思曾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承认，在写作过程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作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里格比认为，马克思为了强化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曾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17]。关于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马克思承认在自然和社会中都存在对立面的渗透，其中典型的例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三章中对货币流通的看法：“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18]鉴于马克思也认为，质量互变律、对立统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既存在于自然也存在于社会，“不难发现为什么当恩格斯说他在《反杜林论》中捍卫这些辩证法则时，他相信他在捍卫马克思自己的观点”^[19]。

第三，关于认识论。“对立论者”认为，恩格斯强调真理反映论和经验论，而马克思则强调社会特定主体的积极作用，两人坚守不同的认识论传统。对此，里格比指出，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致力于真理符合论，都强调在认识过程中理论的作用，都区分现实的外在形式与其内在本质的差异，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其认识论的典型例证。马克思将其政治经济学和剩余价值论视为无产阶级立场的一种表达，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他的理论在科学上也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现实。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当工人斗争处于低潮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还能“作为科学”发挥作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采取更明显和更具威胁的形式，它就从真正的科学堕落为现存社会秩序的护教学。由于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经济学家不再能够准确地描述现实，他们的目标不是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掩盖这些矛盾。只有那些在认识论上采取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才能抓住现实，因为他们的认识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所扭曲，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属于此类，不仅是革命的，也是经得起科学批判的。里格比指出，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推荐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但《资本论》却不是先从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描述开始，然后借助抽象“概括”出这些观察的一般结论，而是从具体的现实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有结构的总体现实。总之，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都坚持实在论立场，将认识指涉为“反映在人脑中并被转化成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但这种“反映”并不是一个无意识或被动的过程，而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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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4-6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

[3]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79.

[4]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8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9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700.

[8]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111.

[9]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11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5.

[11]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134.

[12]HUNLEY J D.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137.

[13]RIGBY S 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3.

[14]RIGBY S 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6.

[15]RIGBY S 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45.

[16]RIGBY S 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50.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0.

[19]RIGBY S H.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