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当代四位学者视野中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挑战与辩护

马克思与列宁的学术关系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涉及的重要领域，因为它关系到苏联模式失败的思想源头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评价问题。当然，在此问题上主张列宁割裂马克思与主张二者一致的观点平分秋色。

一、蒙塔古：马克思与列宁的观点对立

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站在为马克思辩护的立场上，认为列宁曲解了马克思，并应该对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饱受诟病的事情负责。在蒙塔古看来，列宁对马克思的误解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第一，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马克思和其合作者恩格斯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从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中进化而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必须有满足按需分配的能力，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后沙皇时代的俄国是一个落后、不发达的封建国家，工业无产阶级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因此，列宁在1917年所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完全否定。

第二，对工资制度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工资制度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典型工具。他要求工人从他们的横幅中取消“工作一天，支付一天的工资”这个保守的口号，而改为“废除工资制度”。蒙塔古指出，在其著作中，马克思多次重复这个警告，“工资劳动和资本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后不仅没有放弃工资制度，甚至发展了它，使其成为社会的一个可接受的特征。讽刺的是，在苏维埃俄国，工资差异比西方社会还大。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攫取成为维持官僚阶层特权生活方式的基础。蒙塔古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存在截然相反的特征，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剥削工人的受益人的财富和特权来自对资本的直接所有，而在国家资本主义下，财富和特权是政治权力的功劳。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剥削工人。

第三，对商品的态度。马克思将商品界定为一种在市场销售而获取利润的物品，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重要媒介，所以，在其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既没有货币也没有商品。可能为了实用的目的，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即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商品生产继续。

第四，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和对生产资料与工具的民主控制基础上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有机体，为整个社会的利益生产和分配财富，也由整个社会参与。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被用来服务于整个民众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知道，他正在引入一种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的新的界定，但他声称资本主义之后有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界定）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理解的社会主义：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货币、无工资的社会）。蒙塔古指出，这个定义太时新了，以至于同一时期，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仍然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能够实现的最高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五，对国有化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国有化可能是加快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手段，但并不赞同国有化本身。相反，他指出，国家参与接管的生产领域越多，它越会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蒙塔古指出，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需要后，列宁一直坚持他的“国有化”理论。当然，当时苏俄的形势让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在国家的庇护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是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与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是完全一致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苏俄经济中获得了持久的地位，而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将其描述为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

第六，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差别最明显的地方在于列宁对国家性质和角色的观点。马克思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因此，他断定，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人们的国家将被一个简单民主的“事务管理机构”代替。与之不同，列宁将国家视为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持久和关键组成部分，将马克思废除国家的主张降低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模糊和遥远的未来实现，而在其间国家必须被强化。国家及其军队在列宁领导下变成了一种残忍的专政，为独裁者斯大林的出场设定了序幕。

二、查托帕迪亚伊：马克思与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内容上的差异

与蒙塔古的立场相似，魁北克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Paresh Chattopadhyay）认为，列宁没有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实质，在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设想上二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在查托帕迪亚伊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了一个自由生产者的社会，它排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关系、工资劳动和国家。列宁的社会主义则在排除商品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消除工资劳动，并且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被认为与社会所有制一致）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2]：

第一，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上，列宁背离了马克思。查托帕迪亚伊认为，马克思没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做明确的区分，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对他来说，它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术语）是表述同一类型社会的相互间可替代的术语，对这一社会，他还用过“联合体”“生产者社会”等其他表述。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经历了“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但它们属于同一个社会。列宁则将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中剥离出来，将它们分别等同于马克思的低级和高级阶段。列宁认为，存在两个过渡时期，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但马克思认为只有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具体的“过渡社会”，只有在旧社会（资本主义）向新社会（社会主义）转化时存在过渡时期，但只是一个政治过渡时期，不是一个以具体的过渡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过渡社会。

第二，对社会主义本身内涵的理解，列宁不同于马克思。在查托帕迪亚伊看来，马克思主要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关系，即一个没有异化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它不仅排斥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也反对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国家所有制。但是，列宁主要根据财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来设想社会主义，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而社会所有制被等同于“私有制”的废除，列宁又进一步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等同于工人阶级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

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交换关系上，列宁与马克思的立场基本相似。在查托帕迪亚伊看来，在未来社会的交换关系上，列宁基本紧随马克思的观点，主张在社会主义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前后对交换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查托帕迪亚伊指出，与普遍的观点相反，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废除是列宁在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前和之后都一直未变的观点。在后来的时期，变化的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的认识。与“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所持的简单观点相反，他后来强调在过渡时期政党需要将“交换理解为纽带”，而同时再次强调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产品关系”的非商品性。显然，列宁的立场虽然受到质疑，但与马克思在交换关系问题上立场一致。

第四，在社会主义分配问题上，列宁引入了马克思那里不存在的工资劳动。在查托帕迪亚伊看来，在分配关系上，列宁设想生产者“劳动和收入的对等”以及将他们视为国家的“雇佣工人”，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中引入工资劳动。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劳动报酬的一种具体形式，工资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他甚至谴责工资制度为一种“奴隶制度”，在联合的生产者社会将不存在这种制度。同样的，“雇佣工人”的观点也与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相违背。查托帕迪亚伊进一步论证说，虽然马克思主张通过劳动券进行消费方式的分配，但这与通过工资报酬进行的分配毫无关系。而且，在其第一国际的就职演说中（1864年），马克思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而支持（社会主义的）“联合劳动”。

第五，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中的角色问题，列宁与马克思的立场截然对立。查托帕迪亚伊指出，列宁肯定国家在社会主义中的存在。列宁谈到了产品的“国家范围内的”分配以及“国家产品的”社会主义交换，另外，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作为国家的雇佣工人而接受工资，并且假定存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强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权利”。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国家的存在与生产的自由联合体相抵触，即使当社会主义被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里也没有国家的空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有在结束过渡时期以及掌管它的（无产阶级）国家终结时才开始。所谓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没有根据的，它只是列宁对《哥达纲领批判》做出的注释。查托帕迪亚伊继续论证说，列宁提到马克思曾涉及过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扮演一个角色的可能性问题，但在列宁援引的段落中，马克思讲到了“国家类型”的未来转型而不是国家本身在共产主义中的存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相关章节的解读清楚地表明，他自己远没有在共产主义引入国家问题，他只是提到了对这个问题（拉萨尔主义）的疑惑，并且相当合理地推测是否在联合体中有任何国家类型的功能。总之，在查托帕迪亚伊看来，马克思绝未讲过在联合体中国家或商品生产将发挥作用，以两部经典著作为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断言，公共权力在新社会中将不再有一个政治特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又指出，迷信国家就等于远离社会主义。

最后，查托帕迪亚伊总结概括指出，列宁模糊生产和所有制关系之间的差别，将法律上废除私有制与建立社会所有制相等同，并将后者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不消除国家和工资劳动，这些都表明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更接近于拉萨尔考茨基的国家所有和计划经济，而不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解放工程。所以，列宁看起来最终没有成功地超越第二国际在未来社会上的狭隘视野。

三、迪迈罗：列宁没有抛弃马克思

伯纳德·迪迈罗（Bernard D'Mello）站在为列宁辩护的立场，反对查托帕迪亚伊对列宁的指责。迪迈罗认为，列宁当然“修正”了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的理论需要被补充和改正，以解释不断变化的现实和应对知识领域的新发展。在迪迈罗看来，伯恩施坦等人的“修正主义”可能篡改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内容，但列宁没有，相反，他试图推翻非正义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制度取代它。具体的论证如下^[3]：

第一，客观评价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迪迈罗指出，俄国工业革命启动得有些晚，19世纪末才开始，由此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类似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工人，在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的努力传播下，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带领他们取得了1917年革命的胜利。迪迈罗批评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掌握政权后，因为内战而使得手段（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许多措施）影响目的，最终压倒了社会主义抱负。同时他称赞了布尔什维克在“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设想的革命道路，他们帮助形成的工农联盟、先锋党及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等。迪迈罗认为，虽然不幸的是，民主成分被挤出了“民主集中制”，堕落成了“党和国家对整个社会，包括无产阶级的专制”，但我们没有理由像查托帕迪亚伊那样将责任推给列宁。

第二，在社会主义含义的理解上，列宁没有背离马克思。迪迈罗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型时期当然不能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存在的独特社会。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谈到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然后，列宁称第一个阶段为“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中“资产阶级权利”还没有从总体上被废除。在这里，列宁尽全力解释马克思，他没有将过渡时期命名为社会主义。换言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做出了正确的阐释，第一个阶段不属于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属性。所以，迪迈罗说，他不赞成查托帕迪亚伊所说的，列宁误解甚至修改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

第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上，列宁的观点没有错误。迪迈罗认为，按照查托帕迪亚伊的观点，所有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历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表明，落后国家很难成为发达国家，这样难道就要永久性地剥夺它们革命的权利？迪迈罗论证说，从早期阶段开始，资本主义系统一直由两极构成，一个是自我导向的中心，另一个是从属的“边缘”，前者独立、发达和占主导地位，后者具有依赖性、不发达，居从属地位。中心的资本积累过程驱动着这个系统；外围一直被强制和市场力量所影响，以符合中心的要求。外围的剥削率一直远高于中心，外围的统治阶级享有与中心一样的特权，但包括工人、农民等在内的民众则过着贫穷、悲惨和堕落的生活。高的剥削率要求一个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治体制，从中心中复制或仿效而来的宪法和资产阶级民主体系在外围只是空壳。在迪迈罗看来，列宁理论联系实际，将在中心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外围，为生活在边缘的绝大多数民众发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革命道路，顺理成章。

第四，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属于客观形势所迫。迪迈罗指出，俄国的革命采用了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的方法，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布尔什维克对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几乎没有影响力。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坚决领导下，无产阶级推翻了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掌权的政体。然而，紧随其后的是四年血腥的内战，美国、英国、法国对白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食物匮乏，完全的无序，无产阶级被分裂和摧毁，失去民众的积极支持，经济崩溃等，在这种经济和社会灾难下，公社国家快速地变形为党国。迪迈罗认为，查托帕迪亚伊将这部分责任推给列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且不能使人信服，实际上，当时的苏俄被帝国主义所包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又无所不在，国家不得不继续作为镇压的机器存在。

四、尼米兹：列宁理解马克思

在《重塑列宁：走向一种真理政治学》（2007）中有观点认为，人们没有对列宁相对于马克思的外在性给予足够强调：他一定不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集团成员。甚至，他从未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而且，他来自一个“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地区。……列宁歪曲地置换了马克思，将他的理论从其原始文本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植入其他的历史时刻，从而有效地使其普遍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古斯特·H.尼米兹（August H.Nimtz）在《回到列宁，却脱离马克思恩格斯？》一文中为割裂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之间关系的做法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没有人（包括“大师”在内）比列宁这个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界”来的外籍居民更好地理解了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学。不是外在性而是中心性能最好地描述列宁与他们事业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不会感到惊讶。对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尼米兹从两个方面来辩护：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非常熟悉和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并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不是对他们思想的背离。尼米兹指出，从1864年的第一国际开始，马克思就与俄国革命运动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此后直到他1883年逝世，马克思都将俄国的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以《资本论》时期为例，尼米兹说，在为《资本论》做调查研究的时候，马克思就变得非常关心俄国的发展，尤其是农民，这促使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学习俄语。正如他的妻子燕妮所描述的“他开始学习俄语，就像这是一件生死大事”，两位俄国的民粹派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他产生了影响，一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另一位是弗列罗夫斯基，在读完后者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后，马克思指出：“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4]

第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著作是青年列宁的主要思想来源，这是马克思与列宁之间关系一致性的最重要论据。尼米兹指出，列宁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掌握的德语技能使其在1888年就能阅读《资本论》。正是在1889年搬到萨马拉后，由于严重的饥荒，列宁实质性地加深了对马克思的政治学和分析的认识。一年后，通过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个研究小组，他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俄文，相比于单纯的阅读，翻译需要对文本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表明列宁对《共产党宣言》有了成熟的认识。在饥荒期间以及结束之后，列宁立即投入《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研究工作中。在托洛茨基看来，萨马拉时期，尤其是1891—1892年，列宁第一次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曾在1904年讲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可能会赞同，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于俄国青年人开始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是一本好的读物。阅读《资本论》是一回事，应用它又是另一回事，所以，从萨马拉末期开始，列宁使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去理解俄国的现实，尤其是农民问题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农村的渗透，而这正是马克思晚期研究的问题。在1895年5—9月的第一次西欧之旅过程中，列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苏黎世、日内瓦、巴黎和柏林的图书馆里，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认识。尼米兹认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影响远不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其两部著作的引用统计可以发现这点，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引用考茨基的观点1次，但引用马克思的观点41次，引用恩格斯的观点14次；在《怎么办？》中引用考茨基的观点42次，但引用马克思的观点151次，引用恩格斯的观点5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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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MONTAGUE R.Marx and Lenin's views contrasted.http：//www.worldsocialism.org/spgb/socialist-standard/2000s/2001/no-1169-december-2001/marx-and-lenins-views-contrasted.

[2]CHATTOPADHYAY P.The economic content of socialism Marx vs.Leni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2，24（3/4）.

[3]D'MELLO B.Did Lenin and Mao forsake Marx？.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0，45（2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