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采风

类似于采风的民意延揽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 《吕氏春秋·不苟论》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32]， “鼓”和“木”的作用就在于为百姓的发声和言论的上达提供一个机会。百姓如看到尧有过失，就可击鼓谏言；舜则树立谤木，百姓可在其上刻写舜的过失，舜看后则改正。

到了夏代， “夏禹不仅立谏鼓，而且设置了五种器具以广纳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意见”^[33]。 《鬻子》上有：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 ‘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34]

这种延揽民意的方式后来慢慢变为“采风”。“上古的采风就是采诗，‘风’即‘风诗’，亦即《诗经》之一体———‘国风’。”^[35]《毛诗序》云：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36]在汉人看来， “ ‘风诗’具有反映舆论的政治谏议功能，统治者对待这种舆论、讽谏采取宽容的态度，才是符合先王之道的”^[37]。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师旷称引《夏书》之言曰：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云： “逸书。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

歌谣之言。”^[38]“遒人”是夏朝设置的一种官吏职务，除了宣传政令以外，专门负责搜集平民对于政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民间各种情况。夏王派专门的官吏遒人在路上敲木铎，巡行于各地，官员及百工众人可以歌谣的方式向遒人进言。这样一方面宣达政令，起到政令下达之作用，另一方面进行民间采风，搜集民间舆论，实现资讯的上传，是一种典型的新闻传播活动。

对于采风制度化的时间，有考古证据表明，在春秋孔子时代“采风”“观俗”的制度已经存在。 “1994年上海博物馆自香港抢救入藏一批战国楚竹书，学者们将其定名为《孔子诗论》。 … …《诗论》共有简29枚，既有对‘诗’的总体论说，对风、雅、颂思想内容以及各自特点的高度概括，又有对具体‘诗’篇的点睛之评，其中对于《邦风》的论述尤为精辟，是《诗论》的精华。其中第3、4号二简明确讨论‘采诗’ ‘观俗’之事以及‘邦风’之用。简文如下： ‘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第3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第4简）。’^[39]第3简称所谓‘邦风’即‘国风’，整理者认为今传‘诗经’之《国风》原当为《邦风》，汉人避刘邦之讳乃改‘邦’为‘国’。^[40]而所谓‘纳物’，即言采纳、包容多种物象； ‘溥’通作‘普’或‘博’；所谓‘观人俗’， ‘人’通‘民’，即指考见民风民俗；‘大敛材’，整理者据《周礼·地官》 ‘八曰敛材’为收集物资，亦应与上文‘物’相应而微异。”^[41]

采风制度化与统治需要密切相关。统治者通过采风一可“观俗”，二可“观政”，从而实现对统治策略和方式的调整和完善。

其中， “观俗”即观察了解百姓的民情风俗。周王朝实行以礼治国的方针，认为应“礼俗，以驭其民”^[42]， “礼”即制度， “俗”就是百姓的生活习俗。《礼记·王制》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43]，即因地域广大各地民俗有很大差异，因时间推移民俗也会发生改变，制定国家的“礼法”，就要适应民俗的变化，政策实行的刚柔、轻重、迟缓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总之，周王朝建立采风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给王室提供调整“驭民”政策的信息和依据。^[44]

“观政”是采风的另一目的。周初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轻鬼神、重人治，改“以神为本”为“以民为本”。他们认为“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唯人在”^[45]。采风之制的设立，其目的之一就是让统治者“不出牗户尽知天下所苦”^[46]，从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7]。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宣公十五年”注语颇为细致地叙述了采诗时节与相关细节。两说的共同点在于都指出周代民间有聚民而居、相与咏歌的风俗，这些歌经过采风环节上达于朝廷；不同点在于班固认为是周王朝派“行人”或“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何休则认为是各乡组织专人在民间求诗，然后由乡到邑、再由邑到国以至于到王朝，一级一级以达天听。^[48]

周代以王官之事巡行天下的使者，通常叫做“行人”，有“大行人”“小行人”及其下属“行夫”若干，他们被称为“

轩之使”。

轩使的工作

很多，如代表天子出使各国以安抚诸侯，或者视察周朝礼仪法度的实施情况，或者发行号令、接通宾客等。此外，还负责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以观政绩。这种“采风观政”的工作，虽说是“芥豆之微”的小事，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年的采风之后，轩使将采集的民间歌谣、方言代语、礼俗风情，分别事类，各编为书，上报给周天子。周天子凭借这些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了解诸侯国的民情风俗、政治臧否，然后赏功罚罪，安邦治国。^[49]

周代采风从活动内容上来讲，包括“采诗” “献诗” “陈诗” “称诗”等环节和内容。 “采诗”即自下而上采集风情民俗、童谣歌赋， “献诗”是指贵族阶层将自己所作或从民间采来的诗献给统治者。献诗陈志包括“刺”与“美”两种意思。其中， “刺”是为了督促统治者改革弊政，抚养万邦之民。《小雅·节南山》中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50]但是“作诗者与听诗者往往都更重视‘刺’的内容，因为作诗者希望用讽刺的方法来批评不合理的政治，听诗者则企图借诗了解民情，改进自己的治国方针”^[51]。 “所以今存《诗经》中有54 %的诗篇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怨愁之情或讽刺之意。”^[52]采诗、献诗是君、臣、民上下间的沟通，是一种纵向传播； “称诗”则是臣与臣、士与士、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 ‘称诗喻志’ （又称‘赋诗言志’）主要出现于外交、政治及礼仪场合，尤其以外交场合应用最为广泛。”^[53]这显然成为一种横向传播。

采风的整个活动基本具备了新闻传播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采诗活动，已经演变成官方有组织的行为。虽然当时诗歌基本是靠口耳相传，但是由

[1]李建国．周代的

于诗歌自身易于传唱的特性和社会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认可和推崇，其传播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

《诗经·国风》可谓是中国古代民间采风的一大成果，其内容多反映百姓的生存状态、表达人民心声、批评现实，是古代民众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时人多主张统治者对这种舆论讽谏方式采取宽容和借鉴的态度。其内容大抵是

轩使采自民间，又经乐师、国史加工而成。最有名的当数《诗经》中的《硕鼠》。歌者通过将统治者比作硕大肥胖的老鼠，生动地刻画出奴隶主贪婪的形象，鲜明地表达了奴隶对奴隶主的憎恶与反抗之情：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54]

这些大致采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的民间歌谣，或通过展现奴隶一年的劳动生活，表达对于奴隶主的反抗与憎恶之情：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55]

或写征夫思乡念土、妇人怀念征人，从不同角度控诉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带给人民的苦难：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

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56]

诗歌的内容多是控诉或讽刺统治者，反映民生的哀怨。在诗歌从社会底层流向统治阶层的过程中，统治者的思想也在交流中流向了大众。歌谣已经具有了政治沟通的功能。

采风活动由夏商周产生并制度化，然而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公众批评受到了严酷的管制，腹议和偶语都被认为是对于皇帝恶意的批评，言论者可能被施以极刑。在这种言论环境下，社会上对当政者的公开批评表面上减少了，但在后世，这些嘲讽统治者的民间歌谣被长期传唱下去， “这对所有顾及声誉的统治者来讲，它们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57]。这实质上也是采风在延揽民意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形成政治共识的一次历史贡献，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春秋末期采风制度开始衰落。 《孟子·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58]随着王政的衰落，采风制度逐渐凋谢。也有学者认为采风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延续，演变为汉武帝设立的乐府。 “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59]汉乐府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也广泛搜集各地民间歌谣。《汉书·艺文志》称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60]，说明乐府诗作者的创作灵感多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东门行》 《妇病行》 《孤儿行》表现的都是民生疾苦； 《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

“八十始得归”折射出战乱频仍和兵役制度带给民众的深重苦难。^[61]汉乐府民歌继承了采风真实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的传统，但由于汉朝时传播媒介和文学艺术的发达，其影响已远不如采风之于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