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每当掩卷沉思，历史的画卷浮现在眼前的时候，总不由得心潮澎湃。 “导清源，振芳尘”，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义薄云天的历史人物，不时在震撼着我们的内心。沉浸在历史的笔墨中， “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我们获得了太多的生命体验。倾听历史的诉说，是步履蹒跚地从蛮荒中走来的我们在思考和学习怎样去雕刻未来的文明形态。

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当最初的直觉走向理性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每个时期最令我们感慨唏嘘的，往往都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发生着关联。同样，整个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也是与政治交织而成的。

西方诸多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往往暗含为新闻自由斗争的线索。我们并不想仿效他们。这并非刻意回避哗众取宠的嫌疑，而是我们切实地认为， “为新闻自由而斗争”只是政治传播生态中的一部分，传播牵涉到的权力的关系要远远复杂于这一点。而处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阈中，我们也试图做一些新的探索，呈现这种复杂的权力与传播交织的历史轨迹。

我们试图用客观的笔触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思考传播到底对政治生态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并非一定要架设一种西方理论框架来书写我们的直觉和思考，但一些西方传播学者的视角的确和我们产生了共鸣，这种视角大抵可以概括为“政治传播”的视角。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的最简练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查菲（Chaffee），他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定义实质也是本书的一条线索，即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而著名的政治传播学者阿尔蒙和波尔（Almond ＆ Powell）则深刻阐述了政治与传播的紧密关系。他们认为： “政治传播是一项基本的系统功能，其许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我们可以假设，在政治系统中所有主要的改变都牵涉到传播形态的改变，它既可为因也可为果。举例来说，所有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传播的过程，同样，在不同组织角色中，人的协调与控制者都需要消息传播。因此，建立新的社会化形态与新的组织都需要传播绩效的改变。”阿尔蒙和波尔所阐述的政治和传播的关系是相互依绕、不可分割的，而这种关系如果放置于历史的框架中，便会更加凸显。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或为这种关系的阐释增添新的典范。

研究历史，史实是无法绕过去的。当感受到新闻史创新的瓶颈时，很多新闻史的研究者试图用各种新的办法来跳过既有的研究基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步履维艰。事实上前辈的研究基础是跳不过去的，我们能做的是进一步挖掘史实，以及对史实作出新的阐释。本书所要记述和阐释的这个历史侧面，并非刻意靠近“政治传播”的理论。本书只是希望探讨当时的“新闻传播”给“当时及今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带来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政治势力或政治秩序”又对当时的“传播”做了什么。我们希望这是一部走进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和历史对话的作品。

本书俯览整个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长河，从政治和传播相互交织的史实中进行挖掘和阐释。在近十年的研究之后，一条鲜明的历史脉络逐渐在我们的视野中脱颖而出。先秦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具备显著的“延揽民意”和“辅佑政事”的功能；而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封建统治者驭人之术的加强，对于新闻传播媒介的应用也更加娴熟，传播媒介更多地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当然具有反专制色彩的媒介也始终被压制禁发（如小报）；伴随着近代中国门户被迫打开，新闻传播媒介又渐次扮演着“新知” “启蒙工具”“解放工具”的角色；而当中国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出现市民社会后，大众传播媒介又充当了“公共领域”的平台；媒介的生态始终建立在政治生态的基础之上，1949年以后的新闻传播史更突出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文革”中大众媒介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众媒介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演进，媒介的惰性选择和趋利性选择的特点也展现无疑。而互联网掀起了一场媒介革命，这是在“去中心化” “去权威控制”的后现代社会思潮下的社会运动。社交媒体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垄断的局面，也对传统的政治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部历史雕刻着“作为政治的传播”的鲜明印迹。

对于学者来说理性很重要，但似乎理性之上或者理性之前的那一点点冲动和直觉也尤为珍贵。我们不喜欢用别人的模式来重复一遍历史，尽管它是历史，仍然希望这本书能写出我们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带来一些新的气息，以平息内心的那份喷薄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