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
外国人在华办报，带着宗教的、商业的、政治的不同目的。19世纪初，中文宗教报刊先是在中国外围寻求突破，并于1833年登陆中国。但其发展仍旧受到清廷限制，出版时间最长的不过两年。在此期间，被葡萄牙占领的中国澳门成为外文报刊的最先爆发点。但由于葡文报纸对中国事务关心较少，因此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反而不及较晚出现的英文报刊。鸦片贸易的发展使得广州地区陆续出现了英文商业报刊，它们主要服务于英美的在华贸易，或提供商业行情和刊登广告，或详尽介绍中国的情况，或为鸦片贸易辩护。就这样，在商业利益和传教热情的驱动下，英文商业性报刊和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分别形成了两个全国报业中心———香港和上海。英文商业报刊最先创刊并且逐渐日报化，随后中文商业报刊也得到发展，并且在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实现中文商业报刊产权由外到中的历史性交接。应该说，英文商业报刊孕育了中文商业报刊，它从一诞生就与西方现代化的成熟报刊接轨了。1872年在上海创刊的《申报》在报道、发行、经营等多发面都已发展成熟，成为全国中文商业报刊的模板。与商业报刊发展同步，中文宗教报刊也在不断从东南沿海向大陆腹地深入。1872年《中西闻见录》在北京创刊，标志着外人在华传教办报突破了清政府的最后禁区。
外国人在华办报除了直接引进先进的印刷和通信技术，更为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办报观念和运营提供了借鉴，甚至可以说中国对于现代报刊的“认知”始自外报。 《遐迩贯珍》指出， “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举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认为中国传统的邸报只是封建统治中官方的诏书公告与奏折传告，这些活动隶属于“朝廷举动大略”。[12]清中叶后出现了可以公开发行的小报，这种小报虽然突破了旧有官报的模式以及京报等垄断报业的格局，但也受到官方的束缚，因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而日渐僵化、萎缩。反观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应当是“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13]，应当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公共舆论有密切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当时的外报对于国人亦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除了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由外商创办的商业报刊在中国也发展起来并逐步取代教会报刊，成为外国在华报刊的主要力量。外商办报的过程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脚步，报纸运营发行的城市主要是一些
通商口岸。与传教士办报的目的不同，商业报刊经营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取利润。外商所办的报纸从一开始在设备投入、管理理念、商业模式上都与中国传统的官报完全不同，颇值得当时的国人学习借鉴。
按近代报刊理念创办的外报，每一家都有着自己明确的办报宗旨，很多报纸都在创刊号上将自己的办报目的、方式、内容向读者进行了交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逐步扩大，以服务贸易为旨归的《上海新报》于1861年11月创刊，该报在发刊词中说： “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欲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贸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以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借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延宕，以免买空之误。”[14]
就在老牌中文商业报刊《上海新报》创刊10年时，后起之秀《申报》出现。 《上海新报》在苦苦支撑8个月之后被迫宣告停刊。
1872年直言“原因谋业所开者耳”的《申报》，以更大的容量、更高的质量、更低的价格一举击败了垄断上海报业市场的《上海新报》。《申报》的创办人是英商美查，为保证销路，他非常重视报纸的质量。在创办初期，美查多次发表言论，反复申明“新报”与旧式官报的区别，如“邸报之作成于上，新报之作成于下”[15]。他还最早阐释了报纸的作用： “朝廷立政，小民纵欲有言，未免军民分隔，诸多不便。一登于新闻纸内，则下情上达。立即上达。”[16]报纸成功打进上海市场后， 《申报》始终处于不断改进、不断拓展经营范围的尝试之中，可以说尽其所能地探索了报业采编和经营方面的可能性。首先， 《申报》已经将新闻报道放在了首位，陆续在多个城市派
驻特约记者，对国际大事亲派记者采访，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拓展报道面，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其次， 《申报》发表副刊性文字，满足旧式文人的需求，开始使用新闻图片，言论上并不完全站在外商的角度，而是营造立论“公道”的报刊形象；再次， 《申报》非常重视发行和广告，不仅雇用报童沿街叫卖，还在各地设立分销处来加强外埠的发行工作，并向读者招刊广告；最后，申报馆整合资源经营其他出版事业，如出版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出版以图画为主的刊物《寰瀛画报》和《点石斋画报》，出版针对下层民众的《民报》，策划出版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称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等。 《申报》的经营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申报馆还开设了江苏药水厂、肥皂厂等。
除却以上创新之处， 《申报》真正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社会注意的原因是社会新闻的报道和揭露批判性的言论。 “若从城市与国家的视野看， 《申报》的社会新闻，包括其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虽有吸引读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战国家的政治意味。换句话说，恐怕正是暗含的挑战，引导并聚集了自己的读者。”[17]
经历了这样强行的新知植入，中国缩短了自身孕育现代化报刊的时间，一蹴而就地收获了资本主义国家播种培育的果实。这些外文报刊和中文报刊起初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他们雇用中国人担任助手。时间一长，通过办报的实践，这些采编、印刷、发行、经营等方面的技术也陆续为中国人所掌握。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始掌握一些报纸的产权并尝试自主办报，从而走上了独立运作现代化报刊的道路。
在掌握现代办报技术的同时，国人也开始认识到报刊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性。林则徐早在广州禁烟之时就组织了译报活动，以此来获得有关西方各方面的情况。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将报纸的功
能概括为维系政权、实现民主、教育民众和监督政府，高度评价了报纸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王韬是我国著名的报刊政论家，他认为报纸可以“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这些远见卓识是对报业功能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会了利用现代化的报刊，为变革中国社会进行积极的舆论宣传，甚至是力量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