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三帝国、种族主义及大屠杀

上篇引言

在德语中，帝国（Reich）是一个古老而又神圣的概念，它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回溯历史，中世纪的日耳曼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它的疆域像罗马帝国一样辽阔，覆盖了欧洲的大片土地，日耳曼人的统治和法律也被带到了广大的地区。第一帝国建立于公元962年，一直延续到1806年。

在19世纪，争取更大范围统一的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Wilhelm Ⅱ.）于1871年建立起第二日耳曼帝国，联邦形式的德国于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为其正式国号，第二帝国是非正式名称。自上而下的统一给资本主义发展以强大的动力，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统治下，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到19、20世纪之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数目字化的管理”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则。在政治领域，高效率的官僚组织迅速膨胀。在市民社会，庸俗享乐主义泛滥，奴化现象严重。“普法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群众象征形成了，这就是军队。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每一个德国人都以军队为骄傲。只有少数个别的人才能摆脱这一象征的强大的影响。”（注：[德]埃里亚斯·卡内蒂，冯文光、刘敏、张毅译：《群众与权力》，12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但是，德国的统一是以牺牲重要的自由原则而实现的，帝国中，专制统治程度很高。即使是最优秀的个人，也从未能完全超越军事上的服从和政治上的盲目崇拜。1890年之后，经济发展，德国政治军国主义化，它对后世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日耳曼帝国垮台后，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宣告德意志共和国建立，这就是史称的魏玛共和国。虽然这个没有共和的共和国不能让任何人满意，但是却产生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从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攫取政权，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了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这一时期被称作第三帝国。它与第二帝国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关系。

所谓的第三帝国虽然只存在了12年，但是它对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却十分久远。许多德国历史学家“把纳粹主义解释为并非本质上就是一种德国现象，而是一种欧洲现象……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19世纪世俗化运动一个极端性后果的登峰造极表现……现代大众文明产生了各种邪恶力量的聚集，它们一经释放出来就会导向赤裸裸的野蛮主义”（注：[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34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以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流毒甚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德国的思想、历史、社会、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了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反思，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大屠杀等的研究一直以来也成为社会和人文学科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且在世界各国，尤其在对德国文化、文学的研究领域，针对这种清算和反思的研究也没有中断。因为这一段历史带给全人类的是无与伦比的震惊和恐惧。可以说，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思和研究，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认识过去，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现在，还关系到如何面对未来。

格拉斯以文学为工具，通过叙述故事再现历史，从而让后来者了解德国的过去，达到警示未来和启蒙的目的，格拉斯表现的历史主要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笔者在研究格拉斯及其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纳粹时期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能大行其道，为什么种族主义能成为这一时期许多德国人的信仰，反犹主义是否源自德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一时期成为现实可能等问题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在对格拉斯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开展研究之前，笔者必须厘清这些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篇在第一章“第三帝国历史和文学”中，力图考察第三帝国时期文学如何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传达出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于理想主义、种族主义等价值观念，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一时期和后世造成了影响。

在第二章“种族主义源流”中，通过“种族主义是一种‘人性固有的现象’吗”、“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吗”、“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带来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四个问题，介绍当代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塔吉耶夫对种族主义源流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作为一种统治制度还是思维方式，伴随着人类生存而出现的种族主义构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而且与它相生相伴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也绝不会一蹴而就，迄今为止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最终方案。

第三章“从‘绝对的恶’到‘恶的平庸性’”考察了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学、哲学、道德范畴和人性层面等角度对极权主义和大屠杀的思考。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时，引用了“绝对的恶”（das radikale Bse）这一概念来形容纳粹主义不可理解的本质，认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改变人性，将人变成多余，反犹主义、种族主义是纳粹用以摧毁文明的政治武器。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及后来的研究中，把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绝对的恶”修正为“恶的平庸性”（die Banalit.t des Bses,又译为“平庸的恶”）这一政治伦理概念，用来形容艾希曼身上表现出的恶的司空见惯和无思想性，重新对恶进行理解和阐释，认为“恶只是善的缺乏”。

在第四章“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中，主要审视了齐格蒙·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的考察。鲍曼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认为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不足以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大屠杀验证了现代性的成熟和强大，是现代性的产物。

这一部分将介绍几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成果的殊途同归之处在于，种族主义和大屠杀都存在着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对此均没有根绝的解决办法和最终方案。但是，他们还是分别从道德、责任、伦理等层面强调了个体和集体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这一段历史，了解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给德国历史造成的重大影响，对于我们认识过去、把握现在、筹划未来，追索、考察、分析和研究它们的成因、过程、后续影响和解决之道，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另外，它对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下篇中格拉斯的文学创作与德国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