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格尔哲学发展进程中的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是把这一工作当作了他们继承与发展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工程的一部分。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要建构自己的“新哲学”，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黑格尔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前提。而他们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又必然是与青年黑格尔派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与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相统一的。

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以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家，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批判黑格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他们没有关注现时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没有关注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运动，而是使理论停留于抽象和思辨；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只满足于从黑格尔哲学中抽出精神性要素，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理论的基础。所以，他们的哲学有可能完全被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束缚和支配，同时又窄化了黑格尔哲学的丰富性，从而没有完成新的时代提出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任务。

施特劳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以斯宾诺莎把实体当作绝对者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他在《耶稣传》中，质疑黑格尔把福音书神话当作哲学概念的比喻的观点，对这些神话的起源进行了考察。他得出结论说，这些神话并无历史证据，只是当时人们的设想和虚构，以寄托他们的愿望。因此，《圣经》只不过是一种用传说呈现出来的神话，不可能有历史的真实性，《新约》的事实是同一切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和逻辑的标准相矛盾的。这一结论无异于宣布基督教乃是精神“实体”的不自觉的产物。在施特劳斯看来，不仅要把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同作为信仰对象的基督区分开来，而且要用理性把哲学理论与《圣经》故事区分开来。一方面，哲学不应该顺从《圣经》的各种说教；另一方面，《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也不能凭借理性的推理或哲学的论证加以证实，而必须结合世俗历史的事实来检验。

马克思指出，施特劳斯的哲学是以“抽象的自然”的实体为原则的，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神灵性的实体，这种实体在《圣经》神话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因此，他的批判仍然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之内。

与施特劳斯相反，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费希特主义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或者说，布鲁诺·鲍威尔正是通过对施特劳斯的批判而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另一方面。在施特劳斯把实体这个形而上学的范畴捧到天上的同时，布鲁诺·鲍威尔却把自我意识变为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体。他认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是绝对者的真正形式，自我意识作为“主体”是普遍的、无限的自我意识，是脱离人的、独立的创造物，它把人类关系的全部总和变为“思想物”，变为“范畴”，是普遍的自我意识这个主体的异化的一种外在的、具有特殊性的存在形式，需要加以扬弃。创造历史的是普遍的自我意识这个绝对的主体，或者说，历史彻底地成为在纯粹思维领域存在并且借助纯粹思维而实现的精神发展。

在被马克思称为思辨哲学纯粹的疆土中的“最远的边境要塞”——《基督教真相》中，布鲁诺·鲍威尔把他的思想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2]。

乍看起来，这一段话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如下论述如出一辙：“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实物性……自我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己设定为对象，或者说把对象设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同样又扬弃了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并且把这种外化和对象性收回到自身……这就是意识的运动。”^[3]

然而，在这一段稍后，黑格尔更加明白地解释了意识运动的本质：“自我意识具有一个内容，它把这个内容同自身区别开来……这种内容在其差别中本身就是自我，因为内容是自我扬弃的运动……这种内容，更确切地说，无非就是刚才所说的运动本身，因为内容就是贯穿自身而且是作为精神自为地贯穿自身的精神。”^[4]

显然，表面上看来几乎如出一辙的话语，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不能不说，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有关精神或意识运动过程的论述施行了偷梁换柱式的“手术”。他以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精神为出发点，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获得了片面的阐释，因此可以说，他在神学领域内贯彻了黑格尔的体系。

黑格尔曾经赋予自己的思辨结构许多现实的特征，其中自我意识是在同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发展的。因此，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有着“达到规定性的普遍性”“单一性和无限性”等概念。布鲁诺·鲍威尔没有理解黑格尔那里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精神的发展同感性的具体世界的内在联系，而是将精神归结为普遍的、无限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不是在同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发展的，而是在同它的不断对立中发展的。这就是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

具体来看，布鲁诺·鲍威尔是把“批判”当作他手中的工具，来对黑格尔的理论施行“手术”的。他用这个工具确立了无限的自我意识的绝对地位，从而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的存在都指认为单纯的假象，也就是说，他“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能动的受动、任何有别于自身作用的别人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愿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5]。

可见，在一切领域中，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与实体都是对立的，它否定了存在、自然力、人的本质力量、受动、别人及其影响、感觉和愿望、心灵、客体、实践、人、现实的共同性、你，实际上就否定了世俗的内核——人之外的自然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与它的创造物——普遍的、无限的自我意识——有区别的整个其余世界，都被它予以摈弃，并预言“过不了多长时间，各种物体都将彻底灭绝”^[6]。

然而，这个现实世界却在客观地存在、发展、变化着，只与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打交道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在这个世界面前无能为力。于是，布鲁诺·鲍威尔就把这一切解释为现实世界的“愚蠢”，把他自己对迄今为止未能征服这个“愚蠢的”世界所产生的不满凭空说成世界的自怨自艾，同样，把他对自己的批判的无能的恼怒说成这个世界和人类对他的批判、对精神的群众性的恼怒。

要言之，与实体对立、用头脑创造世界、以思维诠释一切存在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其本质就是“基督教的创世说”^[7]。

“批判”是布鲁诺·鲍威尔手中的工具，是他的私人财产，是他处理一切事物的原则。如果说，施特劳斯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人的批判，那么，和这种批判相反，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就是神的批判。当他把自我意识看作普遍的、独立的存在，用自我意识代替神来统治世界的时候，表面上看是否定了宗教，但事实上，他的作为绝对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却消除了作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东西的主体即“自我意识”本身之间的差别，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运动中只是布鲁诺·鲍威尔他自己，真正的和现实的宇宙的运动只存在于自我意识本身的自我运动中。这不能不说明，“基督教的创世说”通过神的批判重现了，神复活了，而且是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复活了。

重现了的“基督教的创世说”，其实是以思辨的方式对宗教的肯定和维护，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救世主，即代替了“宗教的救世主”的“批判的救世主”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里显现出来的，是对自己新旧著作的辩护，是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健全的理智与纯批判的思维之间的对立，是集中了这些观点的《文学总汇报》！

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批判”对布鲁诺·鲍威尔新旧著作的辩护与基督教对新旧约全书的辩护是同样的性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健全的理智与纯批判的思维之间的对立，同宗教中神与人、精神与肉体、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并没有什么不同，《文学总汇报》的作用无异于布鲁诺·鲍威尔在1836—1838年编辑的刊物《思辨神学杂志》的作用。

总之，布鲁诺·鲍威尔就是一个“神学家”，但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学家，而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他的批判发挥着像宗教的救世主一样的神性的作用，把世间一切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变成了完成了的、实现了的、显现出来的开端。他的自我意识的运动是纯粹的、自己体内的循环，他的思辨哲学只有在思辨的范围内才有生命力，就像耶稣只能存在于人的宗教情节当中一样。

鉴于以上分析，马克思认为，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两人都只是依据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因素来坚持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所以他们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之内：施特劳斯把实体这个形而上学的范畴捧到天上，布鲁诺·鲍威尔则把自我意识变为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总之，他们都就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两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之中的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被歪曲这一点批判了黑格尔，可是他们又使每一个要素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因此，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方面。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所指出的，由于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家以黑格尔的哲学为前提和出发点，所以他们的批判“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这样的哲学是“哲学的溃烂区”，它能显示的只是“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8]，而根本不能完成剖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家的历史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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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1 342.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3]［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4.

[4]［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4.

[5]［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5.

[6]［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5.

[7]［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9.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