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人格建构及其现代意义

人格是近代的一个概念，在古代称为“品格”或“人品”，即人的品格，它包含了智慧、品质、道德、能力等内涵，是一个人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特质，体现了个人相对于他人的独立存在。儒家哲学的基本点是人的问题，由此也十分重视对人格问题的阐发构建，本文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角度简要地述说一下早期儒家的人格观及其现代释义。

一、人格价值

个体，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这就是人格价值问题。儒家肯定每个人都具有人格价值。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即“仁”不远离于人，问题在于是否欲以仁义为人，由此强调人人都有实行和提高道德的能力，这也是个人价值之所在。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价值，提出“天爵”、“良贵”之说。所谓“天爵”，是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孟子·告子上》)，即一种高尚的道德，构成了人格价值的基本内涵。“仁义忠信”系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抽象的意义说，仁指以仁慈恻隐之心待人；义指处事奉行以义，虽富且贵不义则不取也；忠，既有忠实于既定的道德选择，又有忠实于他人之意；信，即讲求信誉，言之即不能朝秦暮楚。所谓“良贵”是指“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意思是人人都有天赋的、固有的自我价值。还主张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同上)。他强调还有比生命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人格价值，反对苟且偷生。又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同上)给人以汤饭却不尊重人，就是过路的饥饿人都不会接受；脚踩过再给他人，就是乞丐也不屑于要。孟子提倡自己要尊重自我的独立人格，同时更要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这种带有天赋色彩的人格论，在近代惯常从负面价值来加以诠释，但孟子的人格论的深层意义主要的还有两个方面应该论及：其一，生理意义上的由天赋引致的人格潜能与传统神赋人格有原则不同；其二，孟子显然强调的是独立人格何以能的问题，回答显然是人的本质能所以能，即潜能变为现实的人格具有必然性。

儒家在肯定个人人格价值的同时，又主张人是分等级的，鼓吹等级观念。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里，君子是指统治者，小人指的是平民百姓，认为为统治者服务是小人的本分。孟子也强调君子与野人的区别，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里，君子、劳心者，指官吏；野人、劳力者，指劳动人民。这是借必要的分工来论证统治和剥削的合理性。儒家的等级思想导向提高了少数统治者的人格价值，贬低了大多数劳动者的人格价值。它对中国社会的人格形成、发展及其价值产生了极其沉重的文化压力。

二、人格内涵

儒家对人格价值内涵的阐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独立意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是一句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名言。匹夫，即平民百姓，不可夺的志即独立的意志。孔子十分肯定，即使一般的平民也具有不受限制、不可剥夺的独立意志，这体现了对人的独立地位的觉醒。孟子提倡大丈夫的崇高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强调刚强不屈，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放弃原则，失去气节。荀子也强调意志自由，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这里，心，指意志，以为意志是个体的支配者，是精神的主管者，它对自然发出命令而不接受命令。一个人可以被迫不说话或说话，肢体可以被屈伸，唯有意志不能被强制改变，认为正确的就接受、错误的就不接受，人的意志应是独立的、自主的、自由的。

认知潜能。《礼记·礼运》称，人禀“五行之秀气”，所以“人者，天地之心也”。“心”，指思维器官。这是说，人是天地之间有智能会思维的存在体，可以说是天地的思维器官。鸟兽等动物也有感官，但却没有心的思维作用。只有人具有认识自我和认识天地的能力，是有理性的生物。这是对人类主体认知潜能的揭示，也是对主体意识的确认。

道德意识。儒家对于人格价值最为重视的是道德意识、道德觉悟，强调道德觉悟是每个人主要人格价值之所在。孔子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孟子进一步强调道德意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这里的所谓理义就是道德原则，理义是所有人都共同肯定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孟子讲的“良贵”、“天爵”，也是指道德品质，强调道德品质是人人所固有的。

意志、认识和道德三项可以说是儒家人格的基本框架。尚志、求知、修德，即培养人的坚定意志，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完善人的道德修养，在儒家看来是塑造人格的基本要求。

三、理想人格

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其次是“仁人”。《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说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众人生活得很好。孔子认为这是圣德，是连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孔子的弟子称孔子为圣人，孔子不接受，认为自己只是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后来孟子提出圣人的四个典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清”，注重名节高洁；“任”，责任意识；“和”，随和；“时”，识时务、择时善世。时是清、任、和三者的综合，孟子以为孔子是圣德的集大成者，是最大的圣人。

孔子认为仁人是自己想确立的道德自觉，同时也使他人有所立；自己要求通达的，也使他人获得通达，这体现了一种爱护人、关心人的精神，这种人格精神的深层价值机制就是群体至上的原则，个体人格的实现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运作，才能有最大的价值即理想人格的意义。孔子还提出“仁人不忧”的命题，所谓不忧是“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意思是自我反省没有内愧于心的事，就没有忧愁和恐惧。孔子提倡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忧天下的利害得失，认为达到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高度，就是仁的境界。

圣人和仁人都以妥善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为前提，仁人是关心他人如同自己一样，也得到同样成就；圣人则是要广泛地帮助众人，共同提高生活，富国裕邦，淳化民心，净化世俗。“圣人”所应达到的境界要比仁人处在一个更高的人格层次上。

四、成就之路

如何培养人格，实现理想人格，也是儒家关注的问题。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叔孙豹曾提出“三不朽”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即创造、贡献，“不朽”即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说，是肯定理想人格价值在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儒家学者也以立功、立言、立德为实现理想人格的条件、道路、标准。从《论语》来看，孔子认为虽然尧舜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立功的最高典范了。孔子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一匡天下，建功立业，应是立功的人。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次子叔齐，在父亲死后互相让位，后都投奔到周。在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伯夷、叔齐的高尚的气节受到了孔子的称赞，应是立德之人了。孟子特别重视立德，他概括出的如上所述的圣人的四个典型清、任、和、时都堪称立德的典范，在孟子看来，立德即成就圣德，是实现最高理想人格的根本途径。

五、现代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生产的迅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享受得到空前的满足。但是当代文明一个颇为荒悖的现实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是同步提高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是同时进步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并不等于社会整体上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提高有助于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向上，同时也会导致某些人精神扭曲和道德水准下降，在不同地区、国家乃至出现个人中心、金钱至上、人情淡薄、放荡纵欲、道德沦丧、犯罪率不断上升，家庭解体、社会危机……这些正在日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焦虑。如何普遍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文明层次，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的问题。

从上面的简要介绍来看，我以为早期儒家的以下观点在现代生活中仍有其积极意义。

(一)重视人的独立人格价值，赞颂伟大人格的尊严，由此引申出尊重生命的存在、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这一普遍的“伦理要求”。

(二)肯定人的独立意志，提倡保持崇高的气节。不淫于富贵，不贪于权势，不苟且于所得，提倡向前向上的指向。

(三)强调道德修养，立求提高道德觉悟。早期儒家的理想人格观顾及了人格品位的道德如是和能够如是两个层面，一方面，万物皆备于我，人人皆可为圣为尧；另一方面，通过后天的修养和磨炼自觉地提高道德觉悟，只有自甘暴弃，才会成为不可雕之朽木，所以养成道德的自我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四)在个体和他人的关系上，提倡爱护他人，帮助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他人，既不要纵人为恶，也不要苛求于人。

(五)主张立功、立德，积极创造，有所作为，强调奉献和给予，强调个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对社会有所贡献，并在这种给予中使个体的人格完形化。

当然，早期儒家的人格观也有许多不适应于现代生活的方面，这首先是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矛盾，束缚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其次是道德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局限性，早期儒家主要是为在位的官吏和在野的知识分子设计、塑造高尚的品格，与现代的人格要求是不大相同的。

塑造培养现代的人格，无疑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吸取历史文化方面，我认为早期儒家关于人格观的遗产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它的合理内核是完全可以融合于现代人格观之中的。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