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本书于1985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绪 论 中国共产党光辉战斗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极其光辉的历史。它从只有几十个人的一些党小组，发展成为拥有3900多万党员的领导着有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伟大的党。它正以豪迈的气概，领导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回顾党的60多年的历史，我们以庄严的和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那些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为了挽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红心碧血，凝结成胜利之花。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经初步统计，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约有76万人(其中共产党员32万人)，在白区牺牲的烈士有10万多人。现在全国民政部门掌握的有名字可查的、家属受到优抚的烈士有130多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或者查考不到籍贯而没有编入名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经过英烈们和亿万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才站立了起来，并且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胜利和成就，继承革命先烈和先辈的遗愿，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山河。

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军阀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像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又是一个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人民富有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反抗精神。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奋斗牺牲。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和在法国留学生中建党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参加建党的张国焘等少数人，后来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正确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奋斗方向。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130多次罢工斗争。“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是这次罢工高潮的顶点。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能力。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合中国革命民主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1924年1月，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影响和领导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胜利的东征和南征战争，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1927年举行的大规模的北伐战争，相继歼灭了封建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主力。共产党人周恩来、叶挺、蒋先云、林伯渠、李富春等，在不同的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25年，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领导了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领导了同年6月开始的广东省港大罢工。与此同时，彭湃、阮啸仙等领导了广东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李维汉、董必武、赵醒侬等领导了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掀起了东南各省农村革命的高潮。

1927年2—3月，周恩来、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震动了全世界。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在长江流域的如火如荼的胜利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

1927年4月和7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这次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3万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这是创建工农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7日，党中央在瞿秋白等的主持下，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提出了党要非常注意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八七会议在党史上是一次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于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不久，即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于12月领导了广州起义。与此同时，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王树声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起义；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江西横(峰)弋(阳)起义；彭湃、董朗、叶镛等领导了广东海陆丰起义；朱德、陈毅等领导了湘南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这些起义成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1928年7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确定了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和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出席和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六大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重视不够。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斗争的道路，就是党领导红军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它在实践中解决了六大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创造。井冈山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江西中央根据地。

与毛泽东走相同的道路而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下列地区：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又创立的川陕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邓中夏、关向应等领导的湘鄂西和洪湖根据地；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任弼时等领导的湘赣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冯白驹等领导的海南岛根据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1935年党领导了北平和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从1930年底到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了突围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长征的红军，在四川西部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完成了光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及红二十五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转战长征而来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的忠实朋友鲁迅、宋庆龄、何香凝等坚持了革命和爱国的斗争。鲁迅成为文化革命阵线的旗手。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介石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将士也曾奋起抵抗。但是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消极抗战，继续反共反人民，使抗战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收复失地，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60%以上，抗击全部伪军的95%以上。八路军、新四军由45000人发展到127万人，解放人口1亿多。

在这一时期内，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下，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围歼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等1万多人，震惊世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才维护了抗日大局。

1942年，党进行了一次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整风学习运动，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45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为迎接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为了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在1946年7月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覆灭，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解放了祖国大陆。3年多解放战争中歼敌800多万人，我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400万人。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我军合计歼敌1545000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经过党的长期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形成了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大团结。在这个基础上，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国。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制定了各项正确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底，这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三年内，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探索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采用和平改造政策和赎买政策等。在改造工作后期，虽然有要求过急、工作粗糙等缺点，但人民的热情很高，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阶段，从1957年1月到1966年4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在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由于对极少数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而进行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党内在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过分地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59年，在全党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撕毁帮助经济建设的合同，从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改正农村工作中的某些错误，1961年1月，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较为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又逐步恢复和向前发展。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虽然有过上述“左”倾的严重失误，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是在贯彻调整经济的方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这是我们党所犯的一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和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是造成这场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历史证明，在已经摧毁了旧制度、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动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是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和内乱。这种动乱，势必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有本质的不同。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还有周恩来和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一大批干部竭力按照党的传统和原则进行工作，也由于毛泽东同志先后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篡权活动有所觉察和斗争，并陆续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样，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71年9月顺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4月间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7月和9月，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10月间，党和人民组织力量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阶段，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和人民欢欣鼓舞，向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年代。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调整经济，克服冒进倾向，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后的两年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

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了许多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公审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好。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总结，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们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1982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六年来的历史经验，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根本上就在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中国人民的数以百万计的光荣革命战士和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局面。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十二大所指引的正确道路，为在我国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