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京腔京韵北京话

一、北京话的形成与发展[1]

北京“右拥太行，左往沧海，抚中原，正难免，枕居庸，奠朔方” ，它南襟中原，北连朔漠，位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牧猎民族接壤之地，历来为中华民族内部诸族融合之区。五代以降，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先后在北京奠都，北京迭次成为上述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北中国或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2]自金海陵王1153年迁都北京以来，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历史有七百多年之久，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话也在北京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孕育、成长。

从文字记载来看，北京地区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是在永定河古渡口附近的蓟，亦称蓟丘。周初，封召公之后于北燕，都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秦王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从秦汉，经魏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蓟城一带在中国北方的地位日渐重要。隋唐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汉族人和少数民族一再交替控制这一地区。

北京话在北京城发展的历史风云中也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发展和变化。至少从隋唐时期开始，北京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冲突和融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人口也不断大量流动。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始终处于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中，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越是封闭，发展变化就越慢；越是开放，发展变化就越快。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语言；现代的北京话保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方言。

北京在唐代属幽州，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1153年成为金的国都，改称中都。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地区，原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被迫或自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而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他们和少数民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汉族语言反而日渐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辽金两代，契丹族和女真族多次入侵中原，不断俘虏汉族人到东北去，其中以幽燕地区的汉族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说的方言自然就是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方言，这样就把当时的北京话和北京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了东北地区。汉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当地的少数民族，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里也就逐渐占了优势。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汉族人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最终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

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将金中都改称燕京。1271年将燕京改建成元大都，定为都城。大批的蒙古人来到大都，和当地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元朝的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古语，有少数蒙古语词汇被大都话所吸收。但是，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以前和汉族的接触远没有契丹和女真族那样频繁，而且统治中国还不到一百年，因此蒙古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谓元大都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人、女真人等经过几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大都话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汉族人的人数和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汉语始终是最通行的语言，因此直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客观上对汉语本身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明代，北京地区脱离了四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重新归属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经过元末的大动乱，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明初在元大都的西南建起新的北京城，并且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大量移民以充实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又有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移居到北京。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人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终究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明代以前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据现存的明代记录当时北京话的资料看，明代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相当接近了。

到了清朝，北京话又处在另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清朝是倾八旗兵力入关进占北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满族人在八旗中占绝对优势，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八旗组织迅速扩大，陆续增加了汉军八旗和蒙军八旗。到清军入关时，八旗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的数量大增，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族人中的绝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这种方言本是辽金时代随着被掳掠的大批汉族人带到东北地区的，它的基础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内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这时又随着八旗兵进入了北京，和直接由元大都话继承下来的当地北京话同时并存于当时的北京城。

明代兴建的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皇宫所在地，外城在内城之南，起拱卫内城的作用。清军进入北京后，为了保卫皇宫，把内城全部划归八旗驻地，所有原住在内城的汉族人除了已经投充满族的以外，一律强迫迁居到外城去住，内外城居民界限分明，内城主要是新从东北移居来的八旗军，外城则是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直到清朝中叶，满汉分居的规定仍然执行得相当严格，外城的汉族人口骤增，各地来京的官宦、商贾以及历年的应试举子也都只能居住在外城，人口密集，各省设立的会馆林立，很快就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乾隆以后，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执行得不十分严格了，但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直到二十世纪初，八旗人口在内城仍占一半以上，在外城则不足5 %。

现代的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一直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两种方言来源相同，但所处的地区和所接触的语言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不过，从辽代直到明代，由于战争、俘虏和移民等原因，两地区的人口始终在不断大量流动，两种方言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分歧。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互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长时间的密切交流，就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代的北京话。由于内、外城人口结构在清代一直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这个融合过程相当缓慢，直到二十世纪初，内城满族人和外城汉族人的口音还有明显的区别。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大量流动，内、外城的口音差异今天已经消失，从现在年轻人的嘴里，已经完全听不出内、外城北京话还有什么区别了。

二、北京话与普通话

在有方言分歧的社会里，为了交际的便利，往往需要一种民族共同语，作为操不同方言的人交际时使用的共同交际工具。汉语内部方言分歧非常大，操不同方言的人彼此无法相互沟通，因此需要有一种民族共同语作为操不同方言的人的交际工具，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词汇，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北京话是指北京市城区通行的方言。传统观点认为北京话的范围在东城、西城、崇文（今已归入东城区） 、宣武（今已归入西城区）四个老城区内。今天的北京城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居民的大量搬迁使北京话突破了四城的范围，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四城之内。祖居北京，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北京人所说的北京话更为纯正地道，具有代表性。[3]

很多人往往把普通话和北京话等同起来，但事实上，普通话和北京话不是一回事。胡明扬先生指出：“普通话实际上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广播、电影、话剧等群众性宣传渠道的汉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不是哪一个地点方言，也不是泛泛的北方话，而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影响下通行于北京地区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因此，普通话既不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话’ ，也不是作为一个地点方言的‘北京话’。”[4]从形成的过程来说，北京话是在漫长的、与其他语言方言不断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普通话是规范的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民族标准语，是在有意识的民族语言规范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普通话继承了以宋元话本为基础形成的并且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中充实、完善的白话文传统，以北方话为基础，不断充实和锤炼，超越北京方言和汉语其他方言，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林焘先生指出：“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汉民族共同语，发音、用词、造句都要求有比较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书面语言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般并没有规范的要求，发音、用词、造句都比较自由随便，显得活泼有生活气息。”[5]在具体语言要素层面，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把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包括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其中并不包括北京方言土语里的一些语音成分，这些听起来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成分自然不能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6]，一些词的读音在北京话中和普通话中不同，如“逮” ，北京话读dēi，普通话读dǎi；“朽” ，北京话读qiǔ，普通话读xiǔ。一方面，北京话里的一些音节超出了普通话的音系范围，例如“摡”［kai³⁵］（摡喽：揽取，吃） ，“抓”［t§‘ua²¹⁴］（作抓子游戏），“屎”［§ei51］（屎又音：拉屎） ；另一方面，普通话里也有一些音北京话不说，例如“喔”［o⁵⁵］ 、“欸”［E⁵⁵］ 、“弄”［luN⁵¹］（～堂）。[7]

北京话和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普通话已经吸收了大批北京话的词汇，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词汇北京话和普通话不同，并且还是一些常用的词汇。比如：

北京话　　　　　普通话

瞧，瞅                    看

且，结，                打从

头里                       前面

胰子                       肥皂

起子                        酵母

北京话和普通话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北京话有很多词儿化，普通话不儿化。以下是一些北京话须儿化而普通话一般不儿化的例子：

北京话　　　　普通话

媳妇儿              媳妇

盆儿                  盆

茶几儿              茶几

语法方面，北京话和普通话在一些词类上，组成的词及数量都不同。例如，北京话不说介词“被” ，一般用“叫、让、给”。北京话里没有“进行、加以”这类形式动词，非谓形容词的数量也很少。句子格式、语义上，北京话和普通话也存在差别。例如“他向我们走来”（“来”重说）这样的句子，北京话不说，同样的意思要说成“他朝我们这边儿走过来”（“过来”轻说）[8]。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面推广普通话以来，北京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迅速向普通话靠拢。北京话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语音和词汇两方面都很明显，其中词汇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总的来看，一个变化是比较“土”的北京话词汇正在迅速消失，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现在不论是老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不说了，如“取灯儿（火柴）”“老阳儿（太阳）” ；一类是只有老年北京人才说，其他人都已经不说了，在北京已经很少听见，如“掌柜的（丈夫）”“饽饽（馒头或其他面食）” ；一类是只有少数北京人还说，多数人已经不说了，如“不论（lìn）秧子（不顾一切）”“毛窝（棉鞋）”“晚末晌（晚上）”。北京话词汇的另一个变化是词汇成分中和普通话一致的成分的比重迅速增加。比重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土话成分减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普通话的词汇大量渗入北京话，使北京话词汇的总体面貌大为改观，更加接近普通话了。[9]

三、京味儿北京话

（一）儿化

“儿化是北京话语音系统中最引人注意的特色，可以说是北京话在语音上的典型特征。它与其他特征元素一起带给北京话一种特殊的京腔韵味，增加了地方气息和乡土的亲切感；在人际交往的口语使用中，增添了话语的和谐与交往的善意。” [10]儿化是后缀“儿”与前面的音节合成一个音节，使前面音节的韵母带上卷舌色彩的一种语音现象。例如：

花儿［xuar⁵⁵］　　　　门儿［mr³⁵］　　　　面儿［miar⁵¹］

儿化是北京话最突出的方言特征之一。在北京实际口语中，特别是老北京话里，儿化出现频率高，涵盖范围大，作用非常重要。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11]收了近七千条，即使去除一半不太常用的，也有三四千条之多。儿化现象是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里一种突出的语言文化。就北京话来说，儿化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风俗，它集中反映了北京人的聪明、机巧、幽默、诙谐的性格品质。[12]萧乾把名物词后边加“儿”字看作是北京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13]

儿化的表意功能首先是表小功能。对比“汤勺儿”和“马勺” ， “眼镜儿”和“穿衣镜” ，可以看出儿化词语表示的事物比非儿化词语表示的事物要小。北京地名中的儿化表小功能非常明显。比如北京地名中的“门”一般要儿化，例如“大红门儿、三座门儿、北宫门儿、前三门儿、北海后门儿” ，但是旧城的城门多数不儿化，例如“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朝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天安门、地安门、午门、广安门” ，较偏僻的“广渠门儿、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要儿化。内外城的城门、皇城的城门不儿化，体现了京城城门建筑的宏伟和皇家的尊严。北京的“公园儿”要儿化， “牡丹园儿、南菜园儿、木樨园儿、樱桃园儿、苹果园儿、梁家园儿、帅府园儿、官园儿”等私家花园、果园、菜园要儿化，但是皇家园林、大型园林或建筑群则不儿化，例如“颐和园、圆明园、清华园、大观园、中关园” ，也是同样的道理。儿化的另一个功能是表爱称，这和小称是有关联的，年幼的人或小动物、小植物往往被人们喜爱怜惜，外形小巧的器物也常被人们欣赏把玩。例如“小孩儿、女孩儿、小猫儿、京巴儿、金鱼儿、小草儿、小玩意儿、绢人儿、戒指儿”。当心理形成定势，儿化便产生爱称作用，例如“鲜花儿、美人儿、帅哥儿、香饽饽儿、小曲儿、小吃儿、拼盘儿、杂拌儿、豆汁儿、焦圈儿、糖瓜儿、水饺儿、旗袍儿、马褂儿、坎肩儿、背心儿、上身儿（上衣）” ，这些儿化词或多或少表现出喜爱或亲切的色彩，若去除儿化，则爱意消失或减弱，京味儿全无。“正是有了儿化词的押韵、串接和修饰，朴实的内容也会显得俏皮、风趣、京味儿十足。”[14]

儿化韵、儿化词是北京话的重要特征之一，北京话俗语充分利用这种特征将北京话的俏皮、风趣和十足的京味儿展现出来，比如“枣树下面站岗——早班儿（枣）”“八里庄的萝卜——心儿里美”“大虾米炒鸡爪儿——抽筋儿带弯腰”“粥锅里煮鸡子儿——浑蛋”“豌豆面攥尜尜儿——瞧着就不是正色儿”“骑着骆驼吃包子——乐颠了馅儿”“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猪八戒摆手儿——不伺候儿（不次猴儿）”“武大郎迈门槛儿——碰巧儿了”“秃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儿”“艾窝窝打钱眼——蔫有准儿” “小胡同儿逮猪——两头儿堵” ，这些歇后语的京味儿语言风格透过这些儿化词语显现出来。

（二）轻声

北京话另一个突出的方言特色是轻声词语特别丰富。轻声是指某些字失去原有的音调，而读成又轻又短的调子，是汉语普通话和北方方言中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北京话中尤为突出。普通话有一些不读作轻声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是可以读作轻声的，如“爱惜、典故、玉米、皮肤” ，这种读法带有明显的北京方言色彩。还有一些轻声词语是没有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语，如“赶罗、二乎、待见、真着、捏咕” ，这些词语最能反映北京方言的地方色彩。[15]

轻声在汉语里普遍存在，北京话里的轻声尤其繁杂，有些轻声可以区别意义，读轻声和不读轻声是两个词，表示不同的意义，比如“大爷” ，“爷”字读本字调，即第二声，旧时是仆人对一家的男主人的称呼，现在多作为嘲讽之词，指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 “爷”字也可读作轻声，意义却有所不同，北京人称“伯父”为“大爷” ，此外，也泛称年长的男性，表示礼貌、尊重，如“张大爷”“李大爷”。有些轻声可轻可不轻，“响亮、推敲、劳动”之类的词，完全根据个人习惯来读。有些轻声字不送气的塞声、塞擦音常常带有浓厚的浊音色彩。有些轻声字韵母由开口度较大的元音变为开口度较小的元音，有的恰好相反。有些轻声字是带有规律性的，有些轻声字的规律性则不太明显。

更具北京特色的轻声现象是北京人往往把三字词中间的那个字读成轻声，比如“李大妈”中间的“大”读作轻声，元音［ɑ］脱落，声母［t］浊化，读为［d］。再如“哈德门”中间的“德”也是读成轻声，元音［r］脱落，声母［t］浊化，读为［d］。北京人说“北二环”的时候，中间的“二”读得又低又轻又短，不像普通话那样三个字音重大致相同。这样的读法才能透出浓厚的北京味儿。

（三）吞音吃字儿

孔庆东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好“吃”字儿的北京话》[16]，里面有一个北京话吃字儿的例子：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对话中的“凶事”“星势”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两位大妈说的是“西红柿”。北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把一些音省略掉，像是“吃”了一样，而不是每个字都发音发得清清楚楚。“西红柿”本来应该发成xīhónɡshì，北京人则发成了xiōnɡshì或xīnɡshì，把“红”的声母h吃掉了（xī和ónɡ直接连起来发成xiōnɡ，“西红柿”就成了“凶事” ），或者干脆声母连同韵母中的元音o一起吃掉（xī和nɡ直接连起来发成xīnɡ，“西红柿”就成了“星势”）。

文中还举了各种吃字儿的例子，如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 ，把“地安门”叫“电门” ，“广安门”叫“关门” ， “玉渊潭”叫“冤潭” ，“白石桥”叫“白r桥儿” ，“灯市口”叫“灯r口儿” ，中间那个“石”和“市”只做出一个卷舌的动作，而不把整个音节发出来。

胡明扬先生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话在语音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嗓音的音色上，嗓音低浊，鼻音浓重，甚至有点“嘶哑”（当然这也许和现在说地道的老北京话的人多数已届高龄有关）。二是节律、语调、轻重音和音节的清晰度等方面。过去的北京话舒缓，现在的北京话节奏加快了。过去的北京话的语调起伏变化比较复杂，现在的北京话的语调似乎简单一些。三是过去的北京话在很多外地人听来是很含混的，有的音节几乎都“吞到肚子里去了”。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交范围很窄，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集体生活，说话的对象大都是常年生活在一起的亲属以及过往很密切的亲朋好友，随便开口一说，别人都能懂，所以不需要每个音节都十分清晰。现在的交际对象不同了，范围扩大了，就必须咬字咬得更准，说得更清晰才能保证正常的交际，因此现在的北京话就比过去清晰得多。[17]

外地人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嘴里含了块热豆腐” ，奚博先认为这种听觉感受是由北京人说话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导致的。

第一，声母不用力，即说话时声母发音过程不完整。主要表现为双唇和舌头不到正常位置，送气力求减少，以至于不惜改变声母、丢失声母，甚至影响到韵母的发音和丢失整个音节。声母省力省过了头，音节的区别性就会大受影响。声母在语音的区别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这么说：一个人说话咬字清楚不清楚，主要看他说话的时候声母用力不用力和声母发音对不对。说话的时候声母不用力，会让人听着有一种“京油子味儿” ，也同时造出许多语音变体来。例如：

朝鲜族cháo xiǎn zú→cháo yǎn zú

屁股pì ɡu→pì hu、bì hu、pì wu

苍蝇拍子cānɡ yinɡ pāi zi→cānɡnɡ pāi zi

第二，伴随性鼻音和元音鼻化。北京话口语的伴随性鼻音和元音鼻化现象相当严重，以至于鼻音重成了老北京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老北京人说话的时候，舌位相对接近中央元音的位置，再加上由于儿化造成的元音鼻化，这两方面成为导致北京话鼻音浓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吃字。所谓“吃字” ，是指彼此熟识的北京人在说家常话或无关紧要的内容时，由于语速快而使非重读音节含混以致脱落。例如：

（1）谁知△那是怎么回事儿啊！（道）

（2）也不△谁说话不算话！（知）

（3）那人△还吃不吃啦？（家）

例（1）（2）中被省去的“道” “知” ，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它们后边的“那”“谁”声母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因而舌头也就不离开发“道”“知”声母的位置而直接发了“那”“谁” ，于是“道” “知”被“吃”掉了。例（3）中的“家” ，因为发音的时候舌头要前伸，和后面“还”的声母发音部位离得比较远，北京人为省下这个舌部动作，也就把“家”的整个音节吃掉了。

第四，轻声和儿化造成部分音节迷失本字或音节混同。北京话里的“少相”和“少形” 、“铺陈”和“铺扯” 、“鲜亮”和“鲜灵”都有人用，但发音却让人捉摸不定，写出来从意义上也都可解释，你很难说哪个对哪个不对。mùpáir是“木盘儿”还是“木牌儿” ？抓牢了bàr是“抓牢了棒儿”还是“抓牢了把儿” ？在口语中外地人很难一下子弄清楚。[18]

（四）北京方言特征词

方言特征词是表现该方言词汇特征的最重要的方言词，它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词汇上的区别特征，即一定批量的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方言词” ，有的特征词“在区内未必完全一致，外区方言也可能有交叉”[19]，有的则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与对外排他性。北京话里的方言特征词，其中有很多今天的新派北京人已经不说了，或者说得很少，趋于消亡。方言特征词又被称为土语词，一般用于日常家庭生活及非正式场合，多带粗俗、戏谑色彩，但这类词生动形象，表现力很强。有的土语词有对应的普通话词语，但是表现力比普通话词语强，有的土语词则没有对应的普通话词语。例如：

哥棱瓣儿（膝盖）

卖派（卖弄；用自夸的言语炫耀于人）

胡噜巴涂（糊涂）

老琉璃（蜻蜓）

萎懒（精神不振作）

瘪咕（瘪陷之状）

窝脖儿（指受到批评、打击而羞愧，烦恼）

鹅涟（物品经过沾湿、沾污后所留下的痕迹）

归了包堆（总共一处）

磨（拖时间）

啬刻（吝啬）

嚼谷（日用开销）

一些北京话歇后语里包含着北京土语词，如果不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就无法理解这些歇后语。如“老太太喝豆汁儿——好稀”，“好稀”与“好喜”谐音，“好喜”是北京土语词，意思是自己愿意，高兴这么干；“挑水的回头——过井了”，“井”与“景”谐音，“过景”是北京土语词，是过时的意思；“长虫吃扁担——直棍儿一条”，“直棍儿”是北京土语词，指正直无私、洁身自好的人；“小和尚埋地雷——炸庙”，“炸庙”是北京土语词，意思是无端忽地惊乱自扰，其实无事；“砂锅安把儿——怯勺” ，“怯勺”是不懂、不知、不会的意思，也是北京土语词。这些包含北京土语词的歇后语更加显现出其浓厚的北京方言特色和北京地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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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林焘．普通话和北京话．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1824．

[2] 阎崇年．北京文化的历史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5）．

[3]周一民．现代北京话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

[4]胡明扬．普通话和北京话（上） ．语文建设，1986（3）．

[5]林焘．普通话和北京话．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20．

[6]同[5]13．

[7]周一民．现代北京话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

[8]周一民．现代北京话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

[9]胡明扬．普通话和北京话（下）．语文建设，1986（4）．

[10]彭宗平．北京话儿化词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4．

[11]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12]周一民．北京话儿化的社会文化内涵．北京社会科学，2011（5）．

[13]萧乾．北京城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

[14]同[13]．

[15]林焘．普通话和北京话．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26．

[16]孔庆东．好“吃”字儿的北京话．（2009-10-07）［2016-08-12］．http：／／www．gmw．cn／02blqs／2009-10／07／content＿1042960．htm．

[17]胡明扬．普通话和北京话（下）．语文建设，1986（4）．

[18]奚博先．嘴里哪来“热豆腐”——试谈北京土音．语文建设，1995（12）．

[19]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特征词．中国语言学报，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