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营生活掠影

青年远征军的总司令是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入伍之后，我被编入第九军二〇一师六〇三团二营五连二排，驻扎在铜梁县城一所小学里。二营共有四、五、六三个连。学校大门朝南，进去之后东、西、北三面都有房子。营部设在大门边，五连营房在北面，四连和六连分别在东、西两面。我们的营长姓胡，行伍出身，是个中校，湖南人，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给人很强悍的感觉。连长姓张，少校军衔，张治中的侄子，曾经在九中担任过军训教官。排长姓杨，才从军校毕业。一般部队，是少校当营长，上尉当连长，青年远征军的编制则不同，少校当连长，中校当营长，在编制上比别的部队高一级。因为曾经同在九中，张连长对我和五弟显得特别亲切：“你们两个九中的，都还是我的安徽老乡。”因有这层关系，我们受到他的不少关照。他本来可以有更好前程的，但形象上有点缺陷，兔唇，受限制了。

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但二者又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筑城，在课堂上学就是学科，到野外去做防御工事就是术科了。又比如射击，在课堂上学习射击学，那是学科，练习射击，就是术科了。训练抓得很紧，并且是完全围绕着军事的，党化教育的东西几乎没有，那些仪式化的货色甚至还没有中学多，军官们没有整天卖狗皮膏药似的灌输“蒋委员长伟大”之类的肉麻话。营部和连部没有政工人员，团部有政治部主任，还有些干事。政工人员没有威信，大家都瞧不起他们。我记得那时有一句话专门挖苦他们：“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

一个星期训练六天，星期天休息。休息日要做勤务。勤务做完了，如果不要值班，可以上街，大家就各显神通，找点乐子。

有一位老兄，浙江人，入伍以前做过小公务员，很会交际。到部队没有多久，就和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娘混熟了。后来老板娘娶儿媳妇，居然把他和同一连的友人都请去了，用大笼粉蒸肉与大曲酒隆重款待。

休假的时候，也有到茶馆喝茶或玩桥牌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吴天牧，入伍前是邮局职员，自认风度翩翩，是个美男子。有一次在茶馆喝茶，看到一群年轻太太打牌，一个个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一个穿一身浅绿色旗袍，显得幽静娴雅。吴老兄见了，怦然心动。回去之后，向我们讲起这件事情。军营生活非常枯燥，难得他老兄有这么点新鲜事，我们便决定采取一点行动。

首先经过打听，弄清楚了是哪一家的姨太太。然后给他参谋，帮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爱慕之情。我突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于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鄙人上唇左侧有黑痣一颗，即以此为相认标志。”写好了，由另一位老兄投入邮筒。结果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有人埋怨我：“就你那一句，把人家吓跑了。黑痣一颗，谁知道多大呢？”

当然，毕竟是知识分子从军，也不尽是胡闹。更多的时候还是有品位的文化休闲，有机会就到书店看书、买书。部队那时也容许闲暇阅读，我记得流行一时的“企鹅丛书”，里面有很多外国名著。这套丛书做成袖珍型，方便我们这些当兵的携带，随时阅读。吴天牧读的书很多。他是一个托尔斯泰迷，是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讨论托尔斯泰，思考战争与和平。他的洁癖比我严重，每天都要洗澡。如果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洗。他冬天总是贴身穿一件白色的卫生衫，有时还得意地把衣领翻出来给我看：“雪白的，多干净！”

我们还办了一个团刊。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也在我们连，他们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很好。他们带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因此，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忠心耿耿。我曾听他们议论：“委座看着看着头发就白了。”团刊就是他们主办的，显得很活跃。我们入伍在1944年底，1945年元旦团刊就问世了。主编要求大家写稿子，我刚好有在吊脚楼改好的《春的礼赞》，交给了一个姓龚的负责人。他一看，大表欣赏：“哎呀！这个不是一般的稿子！”竟把它放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我也受到鼓舞，在那之后，一有时间就写点与军营生活有关的小散文。不过，团刊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侍从室的从军者，又被紧急调回原岗位，我的那些小散文，到退伍之后，才在《新民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干戈”或“章戎”。

我们中有好些高中毕业的，还想将来有机会继续求学。我虽高中没有读完，但也希望退伍以后能够再考大学。因此，订了一种叫作《英语学习》的杂志，并买了一些书——我因为被算作那个仓库的正式职员来当兵，每月寄来的薪水还不算菲薄，买的书更多。这些人当中，我与董务民、陈翘邦、吴天牧等人交往相当密切，董务民痴迷于数学，我也常用休息时间做英语图解练习。后来，我和陈翘邦进了金陵大学；董务民进入清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并任《力学学报》编辑，亦曾在新疆多年研究并推广风力发电；吴天牧进了复旦大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将他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住在南京的表妹托我照顾。

1960年与董务民重晤，摄于武汉长江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