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根艾草的心事

1939年1月,钱穆先生在昆明发表了《病与艾》一文。文中引《孟子》的话:“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一个人病了七年,却须用藏蓄了三年的艾草来治。病人“以前没有预藏此艾,现在开始藏蓄,虽知有十分可靠的希望,但是遥遥的三年,亦足使他惶惑疑惧,或许竟在此三年中死去”。钱先生于是“设想那病人心理的变化”:蓄与不蓄?急乎不急?大多数人恐怕不会选择“从今藏起,留待三年再用”,“然而孟子却坚决地说,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他的意思,似乎劝人不管三年内死活,且藏再说。我不由得不佩服孟子的坚决”。

这话是切合抗日战争的形势而发。写到此,意思醒豁,看起来可以结束了,钱先生却转头另起一段:

但是我现在想到这几句话的兴味,却不在那病人一边。我忽想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我如此设想,倘使艾亦有知,坐看那人病已七年,后事难保,倘使艾亦有情,对此病人不甘旁观。从理智上论,他应按捺下心耐过三年,那时他对此病人便有力救疗。但是万一此病人在三年内死了,岂不遗憾终天。从情感上论,那艾自愿立刻献身,去供病人之用。但理智上明明告诉它,不到三年之久,它是全无效力的。我想那病人的时刻变化,那艾的心理亦该时刻难安吧。

转过几行,又说:

这是一件怪动人情感的事。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想。病是十分危笃了,百草千方胡乱投,那艾却闲闲在一旁,要在此焦急中耐过此三年。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

这段话看起来完全是“乱写”,似乎丝毫未经剪裁。一则曰“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再则曰“倘使艾亦有知,……倘使艾亦有情”;末了来一句:“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落到有些有文字“洁癖”的人手中,或者要批上一句“太啰唆”,打个不及格。

但这段话精妙绝伦,“啰唆”的地方正看出这有情有知的艾在理智与感情之间踌躇不安的心态。文章纯用说话口吻,用“这”用“那”,有宋明语录风格,仿佛那艾就在我们近旁,不由人不与之一起踟蹰焦虑。想一想文章发表的时代,艾的踯躅便是作者的踯躅,无怪他一说再说,说到尽处,唯有浩叹。但最妙的根本还是作者能够想到艾草亦有情有知,有此一段妙文,则非“痴人”不办也。

然而这也不奇怪。钱先生学问根柢本在理学。就论学风格言,理学在传统学问中大概最算得上心思细腻的一种,富有同情,体贴及于草木。二程兄弟曾经回忆,周敦颐窗前草满而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此言不但使二程印象甚深,之后也是历代理学家们不断提起的话头。而另外一位理学宗师张载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与我同体,一举一动,休戚相关,联想到一根草亦有其一番心事,对理学家来说,不过是自然而然,情理之必至。

其实,“科学”地看,草木何尝有心(但是否可以定然说草木无心)?草木之心仍是人心。倘此世界无人,万物自生自灭,无知无情,甘为刍狗,这艾又何必多此一段思量?这里的一个“人”字,正是钱先生论学的关键。他曾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可贵乃在此。”史学如此,文辞亦然。钱先生以史家名,专论文学的篇章不多,但独具只眼,而篇篇着落在一个“人”字上。他尝举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云: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什么呢?

直指人心。在我读过的诗词鉴赏一类文字中,关切入微,似属第一。我猜王维地下,也当引为知音。因为有“人”在,故而果落虫鸣,不是自生自灭,于凄凉中自有生意。

文章接下说:“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含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欣赏。”这是金针度人之论。有此一段体贴,谈史、论文、平议当代,自不流入虚空,也不陷于迂腐,是治学入门的关键。读过这段话,我们再来看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一开始所说的那句名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或者可以有更多的、超过字面意义之外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