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看到梁晨的博士论文修改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她终于能让自己的成果拿来出版了。一位老先生说过，在一生中，一个人能真正认真用心花时间写作的文章和专著并不多，博士论文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对待博士论文，但是，梁晨在博士论文写作和修改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一直提醒她抓紧将博士论文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出版，也对得起自己花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她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见，如果不能出版，岂不可惜吗？经历了多年，她终于拿出修改稿，岂不是值得高兴吗？

梁晨的博士论文以一个村庄工业化变迁对村庄共同体的影响为议题，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村庄共同体变迁逻辑以及背后的原因，回应当前备受关注的乡村原子化、个体化问题的讨论。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且有关村庄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林林总总，那么，能否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一些研究新意，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好在她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历时比较长。在她的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她与她的同学们一直在对西河村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研究，据说已经诞生了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先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为什么这么多人又如此长时间执着地去调查和研究一个村庄？这样做的价值何在呢？会不会出现重复研究的问题呢？梁晨有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突破和新发现呢？基于以上原因，一开始我对她的选题确实还是有一些顾虑，但是，后来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了。实际上，对一个村做长时段的研究，并非没有先例，而且研究发现不菲。比如，费孝通教授曾五下江村开展调研，每次调研都有新的发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判断；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研究之后，还有庄孔韶先生所做的《银翅》研究；等等。最近时兴对前辈研究过的村庄进行重新研究的做法。可以说，追踪或长时段跟踪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村庄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杨善华教授带领的团队对西河村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迄今已有23年了，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研材料，而且研究成果推陈出新，从经济、生活、文化、信仰、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探索一个村庄的变迁所蕴含的社会学价值，这在村庄研究上是不多见的。梁晨的博士论文既得益于这个团队的长时间研究，也为这个研究做出了贡献。她从2006年开始，曾多次跟着团队或者单独进入西河村，展开深入的调研，积累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同时还可以借助于其他团队成员的调查资料，因此，为其撰写博士论文，奠定了扎实的调研基础。这从她在论文中讲述的一个个生动故事中得以体现。

当然，一篇有价值的博士论文不应仅仅停留在讲述生动的故事层面，更重要的是从故事中讲出一些有创意的理论观点，甚至提出新的概念或命题。梁晨的博士论文旨在从呈现的故事里挖掘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内涵以及变迁机制和影响因素。共同体研究一直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经久不衰的显议题之一，但是，不同的社会学者对共同体的理解却千差万别，以至于迄今还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认识。作为共同体研究的鼻祖，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个面对面交往频密、感情纽带强、长期形成的人群（有一定区域范围），相对于“社会”而言，按涂尔干的说法，那属于机械团结概念。但是，以研究社区（有人将其翻译为共同体）为重点的芝加哥学派则视共同体为一种社会生态空间，偏重于人们在一定空间中生活的状态，不一定有很强的情感纽带。再后来，帕特南则更多地从社会资本角度去理解共同体等。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又成了一个热词，但是，这个共同体可能又不同于最早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含义，比如它是一个群社概念，其成员有着普遍的认同，还有较多的交往关系等。显然共同体在人类较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条件越来越少，这似乎意味着共同体也越来越少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消失了。当然对此，有不少讨论和研究。就中国而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体是否受到挑战？是否被削弱了或者不存在了？共同体的诸如此类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不少研究确实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出现原子化、个体化现象，我也曾认为乡村出现了个体化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已经不存在了。梁晨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村庄作为共同体并没有消失，但是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历史中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渗入，村庄共同体发生了波动性变迁。也就是说，村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不变的，但也并不是就能消失的。

同样，梁晨的研究表明，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共同体存在多样性，正如社会有着多样性一样。在她研究的一个中国中部的工业化村庄中，村庄共同体体现在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并不是在中国所有村庄都存在，同样，在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存在。但是，从中国村庄演变来看，这个村庄显示的一些情况又有普遍性：比如中国乡村经历过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集体的面向或者说公共利益面向或曾明显地存在过，或现在还依然存在；同时，中国村庄的历史都比较悠久，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规制；还有，家族观念在许多村庄都是相当明显的。与此同时，在文中我们还感受到了另一个隐藏的面向，那就是国家的影响，即中国乡村共同体中的“国家在场”尤其显眼、突出：村委会、党委（或党支部）以及公共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共同体的形塑是非常关键的。相对而言，欧美国家乃至日韩等乡村，共同体的自主性更为明显，国家的影响就小很多，没有那么大的形塑能力。

梁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价值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中国村庄共同体并没有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退场，而是有了新的内涵和变化；第二，中国村庄共同体既有与其他国家的一些共性，又有一些独特性；第三，影响村庄共同体的因素除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之外，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社会秩序的构成和延续中，村庄共同体依然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危机：人口的流失、市场的侵蚀、行政的不当干预以及现代文化的渗透等，使得原有的共同体机制出现部分解构的现象，这需要有意识的补救性干预。当然，梁晨在此书中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她的研究已经为后续更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发现和视角。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梁晨不论在研究素材挖掘上还是在文本呈现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细腻的深描，特别是对一些细小环节，会给予仔细的关注和挖掘，给人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喜。比如对村庄纪念碑的分析、对家族关系的描写，都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研究都有一些遗憾，这也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希望梁晨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后续的研究。首先村庄的变迁还在进行之中，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西河村作为村庄共同体，是否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国家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比较研究实属必要，单个村庄的研究在知识产出上是有限的，费孝通教授从江村研究转向村庄类型比较研究，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研究路径和经验，在比较研究基础上能有更重要的理论创新。总而言之，梁晨博士论文的出版，无论是对她个人的学术成长还是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一件值得点赞的好事。

王春光

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