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与印度南非关系

南非白人政权在种族歧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方面加剧了南非国内的种族矛盾，促使各个被压迫的族群日渐觉醒，并走向联合；另一方面表明印度对南非白人当局的“非暴力”抵制政策存在欠缺。印度政府在转而支持南非印度人与非洲人共同斗争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国内国际层面支持“非洲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随着非洲独立解放进程的深入，印度在国际上所发挥的倡导非洲解放议程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受种族隔离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并没有得到非洲印度裔的认可。

一 “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出台的背景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印度对南非白人政权的政策调整成为必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南非印度人与非洲人联合斗争的趋势不断加强

尽管甘地在1906年曾率领一个印度医疗队帮助祖鲁人，但总体上甘地对非洲人保持疏远的态度。^[37]20世纪40年代早期，印度人大会以追求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为目标，在与非洲人合作上持反对或不热心态度。另一方面，南非限制非白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加剧了非白人群体间的对立与冲突。1949年，德班甚至发生族群暴动。不过，这促使印度人与非洲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以消除误解，加强友谊与合作。为抵制《集团居住法》等种族隔离措施，非洲人与印度人共同组建“大会联盟”。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与印度人合作发起首次联合群众运动——在南非境内暂停工作。1951年，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代表组建联合计划委员会。1952年4月，非国大和印度人大会发起首次合作游行——“蔑视不公正法运动”。1955年，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和一些白人代表正式召开“人民大会”，这是南非联邦成立以来第一次真正有代表性的会议。会议通过的《自由宪章》声明，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应该被废除，认为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们，各民族应平等相处，共同享有南非的财富和土地。这为南非印度人与非洲人的团结指明了方向，为两者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印度与南非在南非印度人问题的协商上受挫

针对印度在联合国的指责，南非认为其国内的印度人是南非国民，处理印度裔问题是其内政。在南非、印度、巴基斯坦三方参与的圆桌会议上，南非认为应该就减少南非印度人的规模展开讨论，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则认为应集中消除对南非印度裔或巴基斯坦裔的歧视，并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机遇。各方目标的差异决定了结果的失败。1950年5月，南非通过《集团居住法》，坚持对所有非白人推行种族歧视。同年6月，印度通知南非将不会执行圆桌会议的决定，并向联合国通告圆桌会议的失败结果。1952年5月，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认为：“问题不再仅仅是南非印度人问题，它已经有更大、更广泛的意义，这是个种族统治和种族不能忍受的问题，与其说是南非印度人的未来问题，不如说是南非非洲人问题。”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在南非，尽管印度裔问题对我们很重要，但其为一个更大的种族歧视问题之下的一个次议题，在南非更多的是非洲人的反抗，而不是印度裔的反抗，领导力量是非洲人，我希望是这样。”

正因如此，在1952年9月，南非爆发大规模的黑人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在南非政府采取暴力手段镇压黑人的反抗运动之际，印度乘机联合一批亚洲国家将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再次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决议草案并不仅限于南非境内的印度裔居民待遇问题，而且包括土著黑人遭受种族制度迫害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召开以来首次就南非种族隔离问题进行正式讨论。^[38]1953年，印度反对联合国大会提出的由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组成中部非洲联邦的构想，认为这将加强白人统治和扩大种族隔离制度的范围。

（三）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日益不得人心

面对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对南非白人当局执行的非暴力斗争举措，种族隔离政权非但没有减缓对非白人的迫害，反而在镇压印度人、非洲人的道路上变本加厉。1960年3月21日，南非种族主义者镇压游行群众，制造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的沙佩维尔事件，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尼赫鲁在新德里的悼念集会上，表示该惨案可以与1919年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制造的阿姆利则血案相提并论，认为这是预示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即将走向终结的开始。此外，大批在20世纪60年代初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与南非断绝殖民时期的外交关系，并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对南非政权实施经济制裁。1963年，非洲独立国家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建立非统解放委员会，明确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承认和支持南非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斗争，中断与南非贸易、交通与外交联系，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为讨好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美国也在1963年8月7日和12月4日投票赞成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先后通过的对南非自愿武器禁运决议，^[39]呼吁南非当局释放被关押的黑人自由解放领导人，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四）印度对南非的“非暴力”斗争政策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印度最终认识到军事支持在对非洲政策中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南非国内黑人武装暴动的兴起。自1912年非国大前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以来，曼德拉在甘地的影响下，一直坚持对白人政权的“非暴力”斗争。但随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南非种族矛盾的不断加剧，特别是血腥的沙佩维尔惨案后，黑人中要求以暴力反抗种族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二是非洲国家对印度所秉持的“非暴力”政策表示失望与不满。1961年9月，参加塞尔维亚不结盟运动会议的赞比亚领导人肯尼斯·卡翁达，指责尼赫鲁容忍葡萄牙在果阿的殖民统治，并强调等待葡萄牙人主动退出果阿是不可能的，认为尼赫鲁显然是更希望等非洲人民来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然后像收获果实一样得到果阿，而不是率先为非洲人民树立榜样。^[40]卡翁达甚至建议印度以武力方式立刻解放果阿。受此刺激，1961年印度军队进入果阿，打败葡萄牙人，成功收回果阿。印度最终依靠军事手段，实现了把所有被外国占领的飞地都与印度大陆相融合的夙愿，这一方面使印度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无须再与外国协商；另一方面使印度改变了对采用“非暴力”手段争取权益的看法。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争端中，相对于中国获得多数非洲独立国家的支持，只有4个非洲国家给予印度外交支持，6个非洲国家表示同情和关切。^[41]在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中，只有埃及坚定地支持印度。^[42]这使战前尼赫鲁推行的对非洲“非暴力”政策，受到印度国内多方人士的批评。

二 “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实践

在“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指导下，印度政府不仅注重向非国大等非洲民族解放组织提供军事与物质援助，还重视在联合国、英联邦与不结盟运动等多边机制中，积极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迫害政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

（一）印度大力援助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1960年，印度议会通过一项谴责沙佩维尔屠杀的决议。在议会演讲中，尼赫鲁总理认为非洲殖民统治即将崩溃，非洲国家面临从黑暗到自由光明的机遇，而在种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南非白人政权却镇压非洲自由斗争，逮捕印度人与非洲人的领导人，制造恐怖，迫使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转入地下。不过，白人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从侧面表明先前印度希望通过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增强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舆论压力，从而迫使其悬崖勒马的政策存在弊端。1961年，非国大正式建立其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支持。1963年，英迪拉·甘地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对数个非洲国家进行访问，其间，代表团认为印度与非洲的友好关系被削弱，原因中国对一些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是对一些解放运动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1965年，印度开始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向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武装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43]1967年11月，印度允许非国大在新德里设立亚洲办事处，并向其提供大量物资和军事援助。

（二）印度在多边合作机制框架内谴责种族隔离政权

就支持南非自由民主解放斗争而言，印度国内层面的声援与国际层面的呼吁是紧密相连的。印度政府在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白人政权的同时，积极在英联邦、不结盟运动等多边国际组织内严厉谴责种族歧视的罪行。

1.呼吁联合国成员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在印度与其他2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呼吁下，1960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34号决议，敦促南非政府采取措施，制定基于种族平等与和谐的政策。在印度等国家的努力下，联合国在1962年设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推动联合国大会第1761号决议，根据此决议，联合国呼吁成员国与南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对悬挂南非旗帜的船只关闭所有港口；禁止成员国的船只进入南非港口，抵制所有的南非商品；拒绝给南非和在南非注册的公司的所有飞机提供着陆和通行设施服务。印度还在联合国严厉谴责那些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方式，间接地鼓励南非政府延续其种族政策的国家。根据联合国大会1963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1978B号决议，印度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向种族隔离的牺牲者提供资金援助，催促每个联合国成员国在1964年12月12日捐助2.5万卢比，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44]

2.反对南非的英联邦成员资格

对于印度在尼赫鲁领导下抵制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英国曾持指责态度，认为印度是打击整个非洲的白人，是在摧毁英联邦的根基。不过，20世纪60年代初，南非面临的国际压力剧增。在此背景下，英国对白人政权的态度亦有所调整。1960年2月，英国表示如果南非企图阻挡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英国将不予支持。沙佩维尔事件发生后，5月，印度等多数亚非英联邦成员，不顾英国的坚持，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强烈反对南非的英联邦成员地位，认为多种族主义是英联邦的基本原则。当南非联邦在1961年5月31日正式改名为南非共和国时，印度宣布不予承认，除非它取消种族隔离政策，认为南非的政策是独立的亚非国家不能容忍的。印度的观点得到很多国家的赞同。在强大的压力下，南非不仅被迫取消对英联邦成员的再次申请，还在1961年3月15日宣布退出英联邦。最终，南非被驱逐出英联邦。

3.推动不结盟运动支持南非自由解放运动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的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倡导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不结盟运动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呼吁与会各国严厉谴责南非联邦的种族隔离政策，要求南非政府立刻终止该政策，强调世界任何地方的种族歧视政策都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违背，呼吁各国共同支持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印度等国支持给参加会议的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an-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以观察员地位。^[45]

三 “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成效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印度在涉足非洲事务、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方面持消极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非洲众多国家逐步实现独立，非洲统一意识增强，对印度在对非政策中所秉持的“非暴力”手段不满；另一方面在于印度倡导的“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未获得在非印度人的积极响应。

（一）印度在非洲解放斗争中的领导角色趋于淡化

1957年后，虽然印度仍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但反对的力度却在减小。最终结果是印度对南部非洲的政策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其一改先前在非洲-亚洲解放事业上扮演领导角色的做法，变得对非洲事务不够热心。尼赫鲁总理把发展与非洲关系的任务，完全地留给了技术和外交人员，强调印度不会创造或者是领导第三世界。这种态度在1960年达到顶峰，当有人向尼赫鲁建议印度应与非洲国家一道，反对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殖民统治时，尼赫鲁却认为：“解放果阿的问题，纯粹是印度问题，相似的，莫桑比克或者是安哥拉的解放是一个非洲问题。”^[46]

印度的此种淡化政策，一直持续到1965年前后，其中缘由与非洲独立意识的增强、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影响力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

1.非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

20世纪60年代，大批非洲国家走向独立的道路。联合国中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增加，这结束了印度在联合国作为新独立国家发言人的角色。在印度看来，1955年的万隆会议，确立了其在非洲-亚洲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随着埃及1957年成功主持首次非洲-亚洲人民团结会议，印度认为其在非洲的领导地位已被埃及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后的所有非洲会议都绕过印度。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的成立，将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非统组织决定成立非洲解放委员会，统一领导非洲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

2.印度与相关非洲国家之间发生摩擦

印度的非洲政策引起一些非洲国家的不满。印度主张通过和平制宪来解决非殖民地化问题，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在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不结盟运动峰会上，印度在为终止非洲殖民主义设置期限的问题上，持犹豫不决的态度，非洲领导人由此认为印度对殖民国家的态度太软弱。印度甚至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同卡萨布兰卡集团（Casablanca Bloc）等非洲国家军事组织的矛盾加剧。除此之外，印度在非洲的相关行为，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1960～1963年，印度约6000名军人参加在刚果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遭到部分左翼人士的非议，他们指出印度在刚果的行为是印度企图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佐证。^[47]这不利于印度在非洲的形象。

3.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强

中国支持非洲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持，这提高了在非洲国家中的影响。相比，印度坚持非洲解放运动使用和平方式的做法，则没有得到非洲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赞同。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争端中，只有4个非洲国家给予印度外交支持。^[48]印度认为尽管在这之前，印度在联合国等多种场合给予非洲国家很大的帮助，但非洲并没有给予印度相应的回报。即使是在印度担任重要角色的不结盟运动中，也只有少数非洲国家支持印度。^[49]这一方面引起印度的不满，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对非洲政策存在不足。

（二）“非洲人利益优先”原则未得到非洲印度裔的响应

尽管印度人在南非的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一百余年，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拥有自身组织的南非印度人就与非国大共同合作，团结对种族隔离不满的各个阶层，支持不合作运动，抵制种族歧视政策，但这同印度人与非洲人两族群之间的相融境界还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非洲印度裔对印度在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所给予的支持与援助感到骄傲，且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对非洲印度裔的政策，是希望他们分享非洲同胞的愿望，融入非洲社会，不得要求特权，不要视自己为少数人群，并寻求特殊的权利，但印度政府的此种建议既没有被在非洲的印度裔所承认，也没有被非洲黑人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南非的印度裔与非洲人相融合的重大障碍首先在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蓄意制造各种族之间的隔阂，限制印度人的经济与生活。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面对印度人与非洲人、“有色人”等日趋联合的局面，南非当局尽力在非白人之间制造分歧，制定分而治之政策，对三个种族群体，分别给予不同待遇。如南非政府按照种族 、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教育划分为19个不同的部门，设立印度人、黑人、“有色人”和白人四种教育体制，并执行“分散管理”措施，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各种族间的间隙与教育水平的差异，遭到广大黑人的抵制。

1949年，出于对印度人享有地位的不满，南非德班甚至爆发反对印度人的暴乱。非洲的印度裔大多是大英帝国时期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非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印度裔劳工成为位居白人殖民者与非洲本土黑人之间的商人阶层或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非洲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获得独立后，皆对本国内的印度裔实行政治、经济限制与驱逐政策。

印度裔与非洲邻居在社会上处于分离的状态，在非洲的许多地区，印度裔拥有自己的学校，用印度语言教学，保持自己作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身份。印度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拥有自身独特的社区，以利于保持原先的宗教、风俗，以及独特生活方式。他们与当地非洲人很少通婚，多数婚姻发生于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内部以及他们之间。此外，相对于其他的非白人，南非印度人的经济收入较高，且具有更好的教育设施，保持着较高的教育水平。这成为印度裔与非洲人关系紧张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