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58年5月1日19时，中国电视诞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前辈砥砺前行、克服种种困难，为中国人民的大众传播事业带来了全新的媒介形式——电视。时至2018年，中国电视一甲子。六十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隙，但对电视事业而言，却足够谱写出恢宏的篇章。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规定我国广播事业的任务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这三项任务，基本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我国电视事业的要求。我国电视诞生后，长期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管辖。198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被撤销，广播电视部成立。此后，电视迎来了与广播并称的新时代，“广电”一词即兴起于此时。1986年，广播电视部改组为广播电影电视部；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管理机构的改组，既反映了电视事业在我国成长壮大的过程，也体现了媒介融合进程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在大众传播领域，兴起了文化精英式的审美风潮，文学、作家和诗人成为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崇拜对象。与今天部分年轻群体的“小鲜肉”式审美不同，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的大众审美具有典型的文化精英式趋向。纪实思维下文化精英式审美的电视节目，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从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东方时空》到纪录片《丝绸之路》《望长城》，无不如此。与此同时，随着电视观众规模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娱乐成为电视事业中越来越受关注的部分。随着收视率调查的常态化和广告市场的成熟，电视娱乐的相关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在经济发展领域，电视娱乐在文化市场中对其他艺术形式形成的挤压效应，使得大众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电影、小说、舞台剧等领域普遍出现了世俗化的娱乐审美趋势。以电影为例，当时的电影业反复提到“娱乐片”概念，认为应当将之作为应对电视的重要手段。

在四大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中，电视后来居上，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发展，在受众人数、广告规模、影响范围等方面优势突出。然而，随着电视事业的成熟，其曾一度作为新兴媒体的市场挑战者地位，逐渐改由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所替代。如今，电视是典型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后来者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全面审视我国电视娱乐的现象，既是对电视史的丰富，也是对电视发展趋势的一种研判。该书以景观社会为理论工具，全面分析我国电视在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的娱乐现象，提出“电视娱乐化转向”一词。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作为媒介分析的工具，此种做法早已有之。然而在本书中，作者全面梳理了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观点，视三人的相关观点和理论为景观社会的理论体系，从而展开对我国电视娱乐化转向的研究，使得这一研究立足于更加丰厚、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了研究新媒体发展时代背景下的电视娱乐现象，作者历时性地对比分析了前新媒体时代电视娱乐的发展状况，这就要求作者在掌握翔实的历史资料、数据的前提下展开论述。

面对不断革新的环境变量，尤其是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电视事业发展迅速。作为电视事业的一部分，电视娱乐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可以合理预估，随着电视事业本身的变革，电视娱乐化转向必然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新兴传播技术带来的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便是“融合”，例如传播设备、技能、组织的融合。近年来的虚拟现实技术，即为现实世界与拟态世界的融合技术。在融合的大思维之下，重新看待电视的娱乐现象，或者可以对其发展态势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

王甫

2018年6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