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概念界定及文献评述

一 相关概念界定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西方的差异，且本书后续实证分析部分涉及国际比较等内容，因此有必要对本书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最终消费支出^[15]：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本书中采用我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年度最终消费支出来核算，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最终消费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具体计算公式为最终消费率CR=现价最终消费支出/现价国内生产总值×100%。

最优消费率：本书中的最优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率概念对应，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界定。一是从动态效率的角度，当经济处于动态有效和无效的临界点上时，对应经济达到了最优消费率：当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时，现实经济的消费率低于最优消费率；当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时，现实经济的消费率高于最优消费率。二是从模型均衡的角度，由于在拉姆齐模型等模型中不存在经济动态无效的情况，因此在进行分析时本书将经济达到均衡时的消费率界定为最优消费率。

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16]，一个经济体产出增量与上期产出的比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产出通常用GDP来衡量。设ΔY_t为本期总产出的增量，Y_t和Y_t-1分别为本期和上期的总产出，则本期的经济增长率g_Y的计算公式为^[17]：

对经济增长的度量上通常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总量角度和人均角度。从总量角度的定义，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增长。例如我国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统计数据都是按总量来计的，如“初步核算，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从人均角度的定义，经济增长是指人口平均GDP的增长。由于本书分析的是我国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率、最优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下面分析中提及的经济增长均指的是总量层面GDP的增长而非人均GDP的增长。

经济增长稳定性：现有研究一般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来评价经济增长稳定性，这其中又有两种类型的指标：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和经济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系数。本书也采用这两种方法来衡量经济增长稳定性。

此外，需要对本书各章节使用的变量符号进行说明，由于本书涉及的模型较多，使用的公式和数学符号较多，在各章间难以统一，因此除特别指出之处外，数学符号代表的含义都只在章内有效。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中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外部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对不足，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这一时期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维持在60%左右，最终消费率虽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最终消费率基本保持稳定且经济增长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国内学术界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最终消费率低的问题，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有所涉及，如刘国光（1999^[18]，2000a^[19]，2000b^[20]）指出，“据一项研究测算，1996年我国消费率已降到56.09%，远低于处在大体类似发展阶段的一些国家的消费率。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下降，消费率下降，是形成目前我国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背景”。

2002年以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路走低，由2002年的60.6%下降到2016年的53.6%，下降了近7.0个百分点，而同期资本形成率则由2002年的36.9%上升到2016年的44.2%，上升了7.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的下降幅度与资本形成率的上升幅度基本相当，且由于2002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上升周期，进而引发众多国内学者对这种“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研究。关于中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中国的消费率偏低问题；二是从“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模式可持续性来进行分析；三是从核算层面分析中国消费率低估问题，其核心观点是我国消费率并不偏低而是存在低估。

1.通过国际比较来分析中国的消费率偏低问题的相关研究

从国际比较探讨我国的消费率偏低问题研究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钱纳里等（Chenery，1975）^[21]关于经济发展各阶段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的经验研究为参照来分析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肖泽群（2004）^[22]指出我国消费率长期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偏差近20个百分点，与国际水平相差较大；吴先满等（2006）^[23]对比钱纳里标准与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变化情况，得出了“GDP中投资与消费的比重明显偏离钱纳里‘标准模式’，具体表现为我国投资率显著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严重偏低”的结论；晁钢令和王丽娟（2009）^[24]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对钱纳里模型消费率的标准结构进行修正，对照我国经济发展中消费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我国消费率确实偏低的结论；宁军明和涂大坤（2010）^[25]基于钱纳里一般工业化模型，对消费率与投资率进行国际比较，得出了我国消费投资比偏离标准结构的结论；付立春（2011）^[26]运用WDI数据重新验证钱纳里的消费率标准结构，并提出了提高我国消费率的政策建议。

二是直接收集比较世界各国经济数据，比较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及发达国家处于我国发展阶段时的最终消费率，得出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结论。罗云毅（2000）^[27]指出“简单的国际横向比较似乎并不能为判断我国消费率高低与否提供确确实实的依据”；乔为国（2005）^[28]认为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7.5%，消费率偏低已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江林等（2009）^[29]比较分析了我国与世界最终消费率的特征，得出了我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水平；雷辉（2009）^[30]通过对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得出了我国最终消费率显著偏低的结论。

2.从“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模式可持续性分析消费率低的相关研究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若不考虑进出口因素，高投资必然意味着低消费，因此国内很多学者也从“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模式可持续性分析消费率偏低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不能长期持续。罗云毅（2004）^[31]研究表明高投资、低消费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不能用简单的国际比较结论来分析消费投资结构问题，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32]研究指出高投资导致低消费，提出通过提高投资效率等方式来提高消费率；梁东黎（2006）^[33]指出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现象和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战明华（2006）^[34]认为资本边际产出的非递减特征与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保证中国高投资、低消费条件下仍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龚敏和李文溥（2013）^[35]指出低消费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高资本报酬占比是消费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吕冰洋和毛捷（2014）^[36]在确认高投资、低消费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典型现象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

3.从核算层面分析中国消费率低估的相关研究

在高投资、低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实后，许多学者通过国际核算比较分析等方面来验证这一命题，认为由于统计核实遗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高敏雪（2014）^[37]探讨了隐性收入对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估的影响机理，并指出隐性收入的存在确实导致了消费率的低估；王秋石和王一新（2013）^[38]通过将影响消费率的主要因素指标化，针对这些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得出了中国消费率并非偏低而是被低估的结论；王秋石和王一新（2013）^[39]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并非偏低，而是被低估的；朱天和张军（2014）^[40]的研究表明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水平，真实的消费率比官方公布的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超过GDP的60%，与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其快速增长时期的消费率非常相似。康远志（2014）^[41]指出官方统计数据存在对服务业的不全面统计、对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定价过低、企业付费对个人社会化消费的替代及住户调查数据技术性低估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问题，低估了中国消费率。

（二）最优消费率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直接研究我国最优消费率的文献相对较少，很多学者往往通过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来探讨消费率的合理取值区间。因此，对最优消费率的相关研究综述也分为两部分：一是消费率合理区间相关研究，二是最优消费率相关研究。

1.消费率合理区间相关研究

罗云毅（1999^[42]，2006^[43]）从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消费率取值区间问题，认为人为地确定一个最优比例，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是不可取的。吴忠群（2006）^[44]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确定了合理的消费率是61%～65%，合理的投资率是35%～38%。谭小芳等（2006）^[45]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投资消费演化过程，指出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适度区间应该分别是31.0%～32.9%、66.2%～67.4%。贺铿（2006）^[46]参照历史比较、国际比较和投资效率分析结果，提出将我国投资率控制在30%～35%、消费率控制在60%～6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蔡跃洲和王玉霞（2010）^[47]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匡算了我国合意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取值区间，认为我国当前合意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区间为55%～60%和40%～45%。吴振球（2014）^[48]借鉴钱纳里关于消费率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经济合意消费率的取值区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82～2010年5个时间段内我国消费率低于其合意水平，并预测2011～2016年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的合意值分别为50.26%和36.85%。荆林波和王雪峰（2011）^[49]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方程推导出消费率决定理论模型应用该模型测算了1991～2008年中国理论消费率及消费率合理区间，指出“不考虑净出口的消费率均值合理区间为（57.8%，63.8%），考虑净出口的消费率均值合理区间为（53.74%，59.74%）”。陈梦根（2014）^[50]指出中国目前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偏离了合理区间，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应在［35%，40%］，而居民消费率的合理区间应在［45%，55%］。欧阳峣等（2016）^[51]采用阈值协整模型测度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阈值为53.6%，加上政府消费率，则最终消费率阈值大约为67.6%，只有当最终消费率达到这一水平及以上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会发生转变。^[52]

2.最优消费率相关研究

学者们针对最优消费率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开展：一是直接研究经济的最优消费率；二是研究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或最优投资率）。由于国民收入等于消费与投资（储蓄）之和，因此研究最优消费率和研究最优储蓄率（或最优投资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关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世代交叠模型）、黄金律增长、动态效率、钱纳里等人的经验研究。

关于最优消费率的相关研究，诸多学者主要从最优消费率是否存在和对其数值进行估计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西方学者虽没有直接提出最优消费率并进行实证研究，但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却提出了“黄金律增长”的概念（费尔普斯，1961）^[53]，表示当消费者的消费水平达到最高时对应的增长路径为黄金律增长路径^[54]，在黄金律增长路径上实现了最优的经济增长、最高的消费水平，因此该理论实际上表明经济中存在最优消费率。钱纳里和塞尔昆（1988）^[55]通过经验研究发现，消费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消费率随经济发展阶段演变的过程类似于一条平缓的U型曲线。刘迎秋（2002）^[56]、杨圣明（2005）^[57]证明了经济中存在最优消费率，曾令华（1997）^[58]则提出了理论最优消费率的概念。吴忠群（2009）^[59]证明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标准。吴忠群和张群群（2011）^[60]从经济动态效率角度提出了最优消费率的计算方法，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消费率为80.6%。纪明等（2013）^[61]在拉姆齐框架下将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消费率界定为最优消费率，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率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毛中根等（2014）^[62]在跨期模型中通过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估算最优居民消费率，结果表明，1991年后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其最优水平。林艳玉（2016）^[63]利用C-D函数构建了消费率测度模型，并测算了1991年以来我国的最优消费率，并在中上等收入这一视角下估算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合适消费率区间。刘金全和王俏茹（2016）^[64]通过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模型）研究了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最终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V型”关系，并通过门限值的计算得出我国的最优消费率为68.12%，当消费率低于68.12%时，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消费率高于68.12%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王小鲁（2016）^[65]扩展了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模型包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研发投入、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城市化、政府管理成本、消费率、债务杠杆率等变量，运用增长核算回归分析定量测算了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回归结果的模拟分析表明，“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对TFP和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图1-5）”，图中横坐标为最终消费率，纵坐标为增长效应。最终消费率的增长效应临界值为66.22%，消费率高于或低于66.22%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实际上是从经验层面验证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并测算出我国的最优消费率为66.22%。2016年我国经济的消费率为53.6%，低于最优消费率值近13个百分点，未来通过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等措施使投资率回落、消费率上升，将有利于我国的长期增长。

图1-5 消费率的增长效应模拟曲线

资料来源：王小鲁：《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比较》2016年第5期，第45～73页。

国内诸多学者对最优储蓄率的研究表明，我国最优储蓄率低于实际储蓄率，也就是说最优消费率高于消费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66]通过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于最优储蓄率，反过来理解中国的消费率低于最优消费率。万春和邱长溶（2005）^[67]通过将混合养老保障制度纳入世代交迭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最优自愿储蓄率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按中国目前的状况储蓄率偏高是个不争的事实。郑纯雄（2008）^[68]通过梳理经济增长模型演变过程，并针对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目前最优储蓄率为40%左右，我国目前的储蓄率有偏高趋势”的结论，对应的我国最优消费率在60%左右，消费率低于最优消费率。丁海云（2014）^[69]分别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模型估算出两种最优储蓄率36.2%和46.4%，并将我国最优储蓄率区间确定为［36.2%，46.4%］，则对应的最优消费率区间为［53.6%，63.8%］。范祚军等（2014）^[70]借助菲尔普斯的“黄金律水平”，研究得出了中国最优储蓄率长期低于实际储蓄率的结论，也就是说中国最优消费率长期高于消费率。

最优投资率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最优投资率低于实际投资率，反过来理解也就是最优消费率高于消费率。乔为国和潘必胜（2005）^[71]确定了充分就业目标的合理投资率模型，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合理投资率或储蓄率不应该超过32.4%，相应地，消费率不应低于67.6%”。弓戈（2010）^[72]将收入分配因素引入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中，得出了当基尼系数在0.2～0.3时，我国最优投资率区间为［31.8%，35.2%］的结论。李稻葵等（2012）^[7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使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投资率路径，其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后，中国的国民投资率明显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且这一差距逐渐扩大，目前已达15%左右的差幅。

（三）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相关研究

1.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稳定性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从传统的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来评价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要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刘树成，2007^[74]；张军，2012^[75]；陈乐一，2010^[76]）。

二是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来评价经济增长稳定性，这其中又有两种类型的指标：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和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系数。曼昆（2006）^[77]用经济增长的标准差系数来评估美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的结论。李延军和金浩（2007）^[78]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河北省经济增长稳定性逐渐得到改善的结论。吕小宁（2002）^[79]认为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程度衡量的山西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刘华军（2004）^[80]指出自1978年以来山东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加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和波动次数均逐渐减少。

三是通过反映经济稳定方面特征的指标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波动率等指标合成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指标。钞小静和惠康（2009）^[81]运用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波动率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构建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在波动中上升。李萍和冯梦黎（2016）^[82]以产出波动比率和价格波动比率为经济稳定性的主要衡量指标，运用熵值赋权法合成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相对于持续性和协调性波动较大。

四是通过时间序列建模方法来测度经济增长稳定性。陈守东和刘洋（2016）^[83]以动态结构时变自回归（AR）过程的滞后项系数之和（ARC）指标来测度经济指标保持其自身状态稳定性的能力，以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的ARC指标为基础，结合波动项、截距项与结构断点概率，构建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测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后，呈现出动态趋势稳定、波动性降低、局部平稳等新常态特征。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评价经济增长稳定性方面，除了传统的经济周期“波峰—波峰”或者“波谷—波谷”法外，采用的指标主要有三种：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或标准差系数（曼昆，2006）^[84]；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即经济增长率的增长率（李延军和金浩，2007）^[85]；三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指数，即经济增长稳定指数=100×（1-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离差的绝对值÷潜在经济增长率）（向爱保，2008）^[86]。本书分别采用这三种指标来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1）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系数

标准差系数通常用来描述变量的波动性，但实际上标准差系数也能用来描述变量的稳定性。一般来说，标准差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波动性大，经济增长稳定性差；标准差系数越小，经济增长波动性越小，经济增长稳定性越好。经济增长率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δ为标准差，g_t为考察期内各年增长速度，t表示年份，n为项数（考察期内年数），为平均增长速度，V_δ为标准差系数。为了克服考察期内单一经济增长率标准差系数隐含假设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稳定程度不变的缺点，同时为了反映经济增长稳定程度的渐变性，本书借鉴布兰查德和西蒙（Blanchard and Simon，2001）^[87]、曼昆（2006）^[88]、刘金全和刘志刚（2004）^[89]的做法采用滚动标准差系数，即每一个年度计算一个标准差系数，该标准差系数使用此前10个年度数据计算（包括该年度的10个年度）。

（2）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

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即经济增长率的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g_t、g_t-1分别为本年和上年经济增长率，η_t为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在［-30%，+30%］，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好；变动幅度在［-50%，-30%］或［30%，50%］，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变动幅度大于+50%或小于-50%则表明稳定性极差。

（3）经济增长的稳定指数

经济增长的稳定指数的构建主要依据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的路径偏离程度：当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认为经济增长稳定性达到了最优水平；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增长稳定性偏离了其最优水平。经济增长的稳定指数为

其中，W_t为经济增长稳定指数，g_t为实际经济增长率，g_tP为潜在经济增长率。

因此要计算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需要分两个步骤来进行：首先计算潜在GDP；然后根据潜在GDP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根据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计算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从式（1-3）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稳定指数W达到最优水平时W=100，即100是W的最大值。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W值都小于100。当然，当经济出现古典型的波动（经济总量下降）或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差两倍的时候，W值也可能取负值。这时，经济增长极不稳定。

2.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的相关研究

在美国及G7国家产出波动性显著下降的同时，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的问题：一是从“大稳健”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二是从结构（需求、产业）层面来分析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的问题。

（1）经济“大稳健”研究

随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有研究表明具有快速且相对稳定增长的国家，其产出波动性呈现出显著降低的特征，这种特征被学者们称为“大稳健”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G7国家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差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90]，伯南克（Bernanke，2004）^[91]基于布兰查德和西蒙（Blanchard and Simon，2001）^[92]的研究结论，“美国产出波动性下降了近一半，通货膨胀波动性降低了近三分之二”，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进入了“大稳健”时代。此后，诸多学者研究了美国经济“大稳健”的原因，经济政策、结构变化、运气成分（冲击减少）、技术进步等可能是导致“大稳健”的主要原因（弗兰克尔、欧尔萨格，2004^[93]；Clark，2009^[94]）。林建浩和王美今（2013）^[95]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并指出“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界，中国的经济周期从高波动与低波动交替出现的‘活乱循环’时期，进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稳健’阶段”；通过数据分析探讨中国经济进入“大稳健”阶段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政策结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稳健”的重要根源。杨继军和范从来（2015）^[96]分析了“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时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显著降低了各国产出增长的波动性，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维系在“高水平、低波动”区制。

（2）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

目前，经济结构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的重要原因。艾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2006）^[97]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角度运用统计核算数据将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并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美国1947年以来的需求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美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内学者都认为产业结构变动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且沿着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展开：一是验证产业结构是否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方福前、詹新宇，2011^[98]；干春晖等，2011^[99]）；二是沿用艾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2006）的方差分解模型来具体测算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波动降低的贡献率（杨天宇、刘韵婷，2011^[100]；李强，2012^[101]；李猛，2010^[102]）。

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需求结构的演进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提高作用不明显。纪明和刘志彪（2014）^[103]通过构建需求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分析需求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需求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波动，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杨天宇和刘韵婷（2011）^[104]运用艾格斯和奥恩尼德斯（Eggers and Ioannides）提出的方法，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解为结构效应、波动效应和联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需求层面看，中国需求结构调整并没有对经济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结构效应为-3.48%）。

（四）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

最终消费率提高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其稳定性产生什么影响，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几个学者有所涉及，且并未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如沈利生（2011）^[105]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最终需求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析中提到，“在消费的比重增加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出口的比重各减少2.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最终需求的结构变动对GDP的总量似乎没有多大影响”；李建伟（2003）^[106]在梳理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基础上，研究了我国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依靠投资规模扩张、提高投资率和刺激投资相对快速增长的措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选择空间已日益缩小。赵鑫铖（2015）^[107]在评价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认为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三 文献评述

基于上述的文献梳理，本书发现：第一，虽然由于统计核算等原因我国最终消费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最终消费率相对偏低是一个不争的特征事实。第二，最优消费率涉及的不是一个短期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长期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概念，因此最优消费率的研究要在经济长期增长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从动态效率、索洛模型和拉姆齐模型等角度来开展，但各个理论框架得出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没有协接性。第三，关于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定性研究的方面来开展，如从“高投资不可持续”等方面来论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从定量层面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文献有林建浩和王美今（2013）提出的我国经济进入“大稳健”时期等，因此，如何定量评价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第四，从消费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关系的研究来看，目前文献没有直接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的研究，只有学者们普遍形成的一个共识“消费作为需求中稳定性最高的一部分，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最终消费率）会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但对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在什么条件下会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在什么条件下会降低经济增长稳定性和影响程度有多大等问题并没有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