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015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践协商民主的制度路径，以及可操作性的程序设计。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日渐增多。学术界围绕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是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是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三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及基本内涵；四是协商民主与其他几种民主的关系；五是协商民主主体研究。在前四方面都有大量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国内学者关于协商民主主体的研究成果不多，仅在主体界定和主体平等性方面做了一定探讨。陈怀平界定了协商民主主体的三个层次：具有直接利益相关性的公民，公共组织或公民代表以及民族国家。^[3]杨守涛针对协商主体的不平等性，从价值、影响及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4]但是关于协商民主主体意愿、态度等方面的研究不多见。在德雷泽克看来：“在更宽容的情形下，真实协商允许存在争论、巧辩、诙谐、情感、陈述或者说谎，以及闲话。”^[5]本文认为，在政府与公民就具体公共政策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主体的态度与意愿的真实性会影响到协商效果。在考量协商民主所达成的结果时，有必要评估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是否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意愿，并进行了理性而有为的沟通。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协商民主”，即政府主导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6]，这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有很大的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协商过程中，政府及其代表政府官员是比较强势的一方。在我国政府官员体系中，处级官员是特别重要的一环，处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是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处长的工作水平代表了我国行政管理的总体水平；处长队伍庞大、人数众多，其职责涉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处长工作承上启下，其在工作中的意见往往成为最终的刚性规定。^[7]处长的决策表现在执行过程中对具体事项（问题）的决策，或者是对一些具体事务和问题的处置，属微观决策范畴。^[8]王振耀也提道：“由于中国的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国家机关的处室客观上在政策制定和推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管理行为，最终要落实到业务处”。有鉴于此，在我国的官僚体系中，素有“处长治国论”一说。所谓的“处长治国论”是指真正掌握政策执行权和行政操作权的政府官员是那些处级官员。^[9]虽然 “处长治国论”这一说法有待进一步商榷，但这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处长这一官僚体系中的层级对我国政策制定和执行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处长是政府与群众进行协商民主实践时，具体形式的设计者，那么这个群体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是什么，对群众参与协商民主的认知是什么，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平时工作中是否愿意真正推进协商民主实践，进而影响到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施效果。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的数据，把处级官员在协商民主中态度表达的真实性分为愿意真实表达、不愿意真实表达、看情况三种，以官员对协商结果的预期、对民主的认知、对官员和群众关系的认知为解释变量，采用多类别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了解影响官员在协商民主中表达真实意愿的因素，并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