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嘉定农村改革的序幕

今天，在陈晓冬眼里种地已经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这位土生土长的“85后”嘉定人，是新时代里的职业农民。每天一早，他驱车30分钟从生活的社区到自己的家庭农场上班，一年下来，到手约10万元，与普通白领相当。

农业和农村的这种深刻变革，有着40年的历史渊源。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合作社、观光农业、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那份不到百字的大包干“生死契约书”开始，农村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广阔的农村。其实，在小岗村之前，一个叫朱龙铭的嘉定人，已经拉开了嘉定农村改革的大幕。

唐敏/文 秦逸超/摄

人物档案

朱龙铭，半是农民半书生，1944年7月出生于上海嘉定，副研究员，高级统计师。1978年2月，时任戬浜公社晓红大队大队长的朱龙铭，率先在全大队13个生产队的牧场和2个大队牧场中试行“自主经营、单棚核算”经济责任制，仅一年便扭转了牧场长期亏损的局面。当年秋播，他又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选择了一个贫困生产队，在全县首次推行5种经济作物“联产到户”承包经营责任制。1982年初，由他起草的“十四条”得到市、县领导充分肯定，被作为全市郊县农村推行“大包干”的参照条例。

朱龙铭

冒险尝试牧场单棚核算制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政治敏锐度极强的朱龙铭，隐约嗅到了改革的气息。此时，刚履新戬浜公社晓红大队大队长的他，正在为全大队牧场大额亏损而伤脑筋。

“我是农民，也不懂什么‘姓资姓社’，反正我只知道牧场老是亏损，这总不对吧。”尽管如今说起此事来朱龙铭谈笑风生，但在当时，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朱龙铭所在的晓红大队，13个生产队牧场中，除去2个有净收入，4个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外，其余7个全部亏损。

穷则思变，朱龙铭的心里开始大胆谋划改革。在像解剖麻雀一样，详细分析了第二牧场几年来的经营状况后，他决定冒险一试，实施“五定一奖”的单棚核算方法（即定任务、定饲料、定收入、定成本、定报酬和奖赔政策）。“五定一奖”的单棚核算方法刚一实施，整个牧场就有了微妙变化。原来水龙头总是十个里八九个没有拧紧，后来一个龙头也不滴答了；原来竹枝扫帚修一修还好用，但因为姓公，就再去买一把，后来就修修用用，用用修修；原来母猪产仔多了嫌麻烦，扼死几只，后来产仔多多益善，还认真盘算着每只母猪、每棚壮猪的经济效益。朱龙铭记得很清楚，当年6月底，第二牧场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8%，总支出同比减少12%，鸡、鸭产蛋率、雏鸡成活率等都比上年同期有较大的提高。

改革初战告捷，朱龙铭的胆子也大了不少，1978年下半年，第二牧场“单棚核算”的做法在整个大队推广复制。年底会计一算，可把大伙乐坏了：全大队15个牧场都有净收入，并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以上，第二牧场的净收入更是比上年翻了一番。

联产承包成果丰硕

副业上去了，农业怎么办？面对羌家、须家、陆家等这些粮棉生产比较落后的生产队，朱龙铭的心里开始摸索着如何把这个薄弱环节给抓上去。

“关键是要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朱龙铭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十三四岁时种蔬菜所实行的“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生产进度、农活质量都由自己负责，甚至有的‘包’到管理、产量、收获，然后给菜农记上工分。这样一来，很多农民们没等敲钟就出工了。”朱龙铭心想，这种农业生产管理方式，能否在这个生产队也试一试？

然而在当时，“三自一包”还是敏感词，就连中央领导对此做法都存在着争议，要是搞得不好，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会扣下来。不过，朱龙铭没想这么多，他将“把经济作物的农田分下去，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想法，向当时公社的党委书记做了汇报，并得到了支持。于是，1978年秋天，大队编制秋播计划时，提出了棉花、油菜、红葱、大蒜、西瓜5种经济作物实行“联产到户、利润记分”的办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朱龙铭一心为农民谋收益，但一些人似乎并不领情，他们在背后骂娘，还有人写人民来信。“市农委政研室专门派员来调查，调查员就很严肃地问我：‘小朱，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即使如此，朱龙铭对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还是那样坚决。

年终分配时，家庭联产计酬的丰硕成果十分喜人。羌家队种植棉花53亩，皮棉总产9719.3斤，单产138.1斤，比全大队平均单产高22.3斤。皮棉平均单价1.81元/斤，比全大队高了0.33元/斤。羌家队农民不但年终分红单价高了，钱多了，而且在棉花田里插种的西瓜、黄金瓜、赤豆等小宗作物的收成也十分丰硕，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

“十四条”在市郊农村推行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1979年10月，安徽小岗村的打谷场上一片金黄。当年66吨的粮食总产量，相当于全村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然而，即便如此，社会上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晓红大队自然也不例外。尽管经济作物联产计酬好，已经得到实践检验，但一些干部、生产队员还是无法冲破“左”的束缚，一封封批评信飞向嘉定县委、县政府。1979年秋播，晓红大队计划全部实行经济作物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遗憾的是，其中4个生产队的队长有调动，群众的思想也有些动摇，中途告吹。

嘉定丰收景象

经济作物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到底要不要继续？在当时微妙的政治环境下，大伙儿犹豫了。1980年5月31日，压在群众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也对这一举动表示了支持。这些都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1年4月，嘉定县在晓红大队召开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现场会。因为朱龙铭的晓红大队试点了经济作物联产计酬，1980年该大队不仅棉花产量位列公社第一，且夏熟小麦、油菜、秋熟早稻等单产都是全公社第一名。这年9月，朱龙铭被调到戬浜公社工作，负责全公社农村“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具体落实、指导以及有关政策调研、咨询。1982年2月，朱龙铭受县委农工部的委托，起草了《上海市嘉定县戬浜公社生产队“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试行条例》，包括全面制订农业发展计划、合理安排各业劳动力、按劳承包农作物、合理划分责任田、粮食作物承包、经济作物承包等内容。由此，“农村经济责任制十四条”，被作为全市郊县农村“大包干”的参照条例，在全市郊县农村推广。

“是农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

1992年4月，市农委试行股份合作制。朱龙铭与县委政研室的同志一起，从调查研究、起草方案、确定试点单位等开始，历时8个月，发展了74户股份合作制企业。当年，他就这一专题撰写了4万多字的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为了加快嘉定县私营经济的发展，朱龙铭负责并完成了“关于加快发展嘉定县私营企业研究”，并列入市委研究室当年度的课题研究计划，并由此拉开了嘉定区私营经济大发展大变革的帷幕。1993年，他又撰写了沪郊第一篇以乡镇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为内容的课题报告……近年来，他又把目光聚焦到农村城市化后农民的福利保障问题上，写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为农民发声。

农村父老乡亲的喜悦、向往和痛苦、困惑始终挂在朱龙铭心头，这份情感萦怀于心，使他深感自己的责任沉重，片刻不敢懈怠。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也与农民们结下了割舍不了的情感。前些年，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他还总要抽出时间下乡看看。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会拉住他，向他倾诉心事，请他“做主”。

朱龙铭常说：“我来自农村，是农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在他一室户30平方米都不到的家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他参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思索发展农村经济出路等的文章，大多是在这间屋子里写成的，其中不乏思想解放、观念超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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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马陆公社北管大队饲养场，率先对饲养员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

1978年，嘉定县委贯彻中央37号文件，解决农民的不合理负担。

1979年，城西公社皇庆大队第三生产队率先试行种植业联产承包到组责任制。至1980年，全县有430多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到组责任制。

1980年，封浜公社火线大队朱家生产队、曹王公社和平大队张北生产队率先试行全部作物联产到劳、包产到户责任制。之后，全县迅速推广。

1983年，“嘉定白蒜”单产每公顷达7500公斤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这一年，全县涌现商品粮生产专业户21户，共承包粮田40.8公顷，户均1.94公顷。

1990年，嘉定县1.41万公顷小麦单产4095公斤，名列市郊首位，被国务院命名为夏粮丰收先进县。这一年，全县粮食生产实现“三创”，即：全年粮食总产创20.52万吨；单季稻每公顷单产创7560公斤；粮食商品率创35.2％的历史最高纪录。

1996年，全年农业产值7.2亿元，粮食总产18.9万吨，出栏生猪50.3万头。

1998年，嘉定单季晚稻喜获丰收，总产量高达12.6万吨，全区22.4万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561公斤。

2014年，嘉定部署推广“家庭农场”工作，在全区推广“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经营”的模式。

2018年，嘉定种植水稻约7.8万亩。

来源：《嘉定县农业局志》《嘉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