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老骥”一生就做一件事

一位已近90岁高龄的老人，不仅参加各种论坛，还写文章出书。他说他还不敢停下思考，因为改革前行路上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从1956年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呼吁要给企业一点自主权，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两度给中央提出建议，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关口，他均未缺席。高尚全——这匹从嘉定走出的改革“老骥”，始终志在千里。

唐敏 文/摄

人物档案

高尚全，1929年9月生于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高尚全

三句话不离“改革”

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高尚全总是三句话不离“改革”。“有人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改革，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这个曾经当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同时又是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老人，尽管已近90岁高龄，但只要一话及改革，总是滔滔不绝，难掩兴奋。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被贴上“改革者”标签已有数十年的高尚全，自然成了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网红”——最近，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家媒体对其进行采访，而他也早已习惯了这种节奏。在自己家乡上海嘉定的造访媒体前，高尚全全程西装革履、思维活跃，侃侃而谈近两小时仍精神焕发。面对外界“年龄这么大，为啥对改革还如此操心”的疑惑，他的回答掷地有声：“改革是无止境的，不管年纪多大，都要出自己的一份力。”

近期，美国制裁中兴公司事件成了高尚全时常挂在嘴边的事。“核心竞争力是国之重器，立足于世界不提高竞争力不行，否则就会受制于人。”为此，高尚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五力’并举”。“动力和活力是基础，创新力是关键，最后要体现到竞争力，还要有执行力，而当前中国需要不断提高创新力。”高尚全透露，他正着手准备起草文稿，提出他对国家人才培养、科研经费使用、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建议。

“思考改革、参与改革是我的责任，尤其当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高尚全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坚定不移，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改革为了人民，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改革必然得罪既得利益者，所以改革者要经得起非议和质疑。

为企业要点自主权

早在20世纪50年代，包括高尚全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审批你就不能干。”然而，要在当时捅破这层“窗户纸”，却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1953年，高尚全到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慢慢发现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当时流行“跑部钱进”，一机部的招待所里住了1400多号人，全是部属企业来北京办事的。由于企业缺乏自主权，企业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生产任务了要找部里，产品卖不出去了要找部里，企业提拔干部更是要找部里……为此，许多企业干脆就派专人常驻北京。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的经济体制下并不少见。高尚全告诉记者，当时沈阳变压器厂和沈阳冶炼厂两家彼此相邻，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运；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发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因为没有企业自主权，不能就近配套，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1956年的上海，夏天很热，有家企业想采购几台鼓风机降温，于是打报告给上级部门。然而，等他们按规定走完七个部门审批流程后，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样的管理体制不改怎么行？”为此，高尚全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大意是说，如果企业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不仅会限制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助长官僚主义。此话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支持的人不少，但反对的人更多。高尚全也难逃被贴大字报的命运——“企业是政府的，让它们拥有自主权，不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吗？”也因为这事，高尚全差点被打成右派。

常委会破例举手发言

即使有了前车之鉴，改革者还是不惧怕发出自己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尤其是三个三中全会（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无一不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如今，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年轻群体，或许会感慨市场竞争的激烈，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平交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大家提供了奋勇争先的机遇和改变。就以“商品经济”为例，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词，30多年前被写进中央文件却是石破天惊之举。

1984年，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高尚全极力赞成把“商品经济”写进文件，“广东人爱吃鱼，但价格一管死，养鱼的人就没有积极性，广东人就吃不到鱼”。而与之相对的是，反对意见则觉得把“商品经济”写入中央文件，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好在经过争议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最终得以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获审议通过。

高尚全部分著作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又一份关键性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高尚全所在的起草小组认为，有必要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为什么过去卖茶叶蛋的和搞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就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但当时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才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

十四届三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的送审稿。按惯例，这种规格的会议，轮不到高尚全发言。然而，为了能使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高尚全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并一口气陈述了5点意见，促成“劳动力市场”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徐行草编我也会编”

“嘉定话哪能不会讲？”高尚全用一口纯正的乡音解答了记者的疑惑。从20世纪50年代“少小离家”，高尚全全身心投入改革，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有余。而家乡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位老人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推动，不断阔步前进。2016年10月10日，嘉定一中举行90周年校庆时，高尚全作为1945届的老校友代表回到了故乡，“现在医院、大学、剧院样样都有，变化实在太大，特别高兴”。

高尚全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1929年9月出生在嘉定昌桥一个普通家庭。高尚全回忆说，小时候他家的条件并不好。每天早上，他都要带着饭盒，走上好几里烂泥路去徐行念书。“那时候我们几乎个个会编徐行草编，草拖鞋、草包都会。”说起儿时趣事，高尚全的脸上挂满了微笑。

“那时候家里根本没什么钱，我母亲原本打算让我读完小学就去当学徒挣钱，做‘外国铜匠’补贴家用。”但高尚全的一个舅父却反对如此草率，“你读书不错，为什么不读下去，钱我出。”初中在县城，离家较远，高尚全就搬进舅父位于北大街附近的毛巾厂，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他心中感激舅父，又不想“吃闲饭”，于是一有空就帮着厂里干活儿。旧时的电力供应紧张，一旦遇上断电，棉纱纺织机就只能靠人工脚踩。这些高尚全也都能应付。

在嘉定一中读完初中的高尚全，凭借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上海圣约翰高中，并最终进入了圣约翰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外国教会学校，是旧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个已经消失的大学与中国许多不同凡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荣毅仁、宋子文、顾维钧、林语堂……“圣约翰大学是全英文教学，能接触到不少新的经济学理念，我在那里入了团，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高尚全坦言，圣约翰大学的学习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甚大。“之所以在改革中积极建言献策，与大学时期养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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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到2003年，中央做出的综合改革基本上都是每十年一次，这些改革的重要关口，高尚全无一缺席。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商品经济”写入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劳动力市场”写入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写入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到了2013年，他觉得又到了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于是给中央提了两次建议。第一次是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他建议将文件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建议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尤其是要率先公示不动产，把在反腐败中罚没的财产作为扶贫基金，还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是建议发挥智库的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些建议，均受到中央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