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方法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书主要从地域史的立场来研究银行业，以下列三个问题为考察中心。

1.银行制度的展开过程

本书在考察近现代中国的银行变迁时，最明确的视角是银行制度的展开过程和作为其结果的银行组织的变化。

在近现代中国，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约50年时间里，发端于英国的股份银行制度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银行制度这两种不同的体系最终走向统一。前一种制度以19世纪后半期在西洋广泛实行的有限责任股份银行为基础。说起股份银行，指的是在业务层面有存款银行的性质、在经营层面采取支店制以及在机构组织层面采取股份公司形态的银行。^[5]19世纪60年代，英国（英格兰）相继设立了被称为合股银行（joint stock bank）的、股东对债务负无限责任的银行。之后以1879年《公司法》修改为契机，形成了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形态的银行制度（joint stock limited bank）。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是，股东在银行破产时没有负担全部债务的义务，因此较以前容易筹集大规模的资本金。结果，在英国，出现了股东对债务负无限责任的股份银行被有限责任银行取代的现象。^[6]法国效仿英国的例子，也出现了股份银行向有限责任银行过渡的现象，^[7]比利时、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亦然。^[8]

同时，汇丰银行等隶属于英国殖民地系统的银行也采用了这一制度。中国本土在设立银行之时，以殖民地银行的制度为蓝本，因此，中国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的银行制度，并从上海等沿海城市向全国铺开。^[9]

后一制度是以苏联的单一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制度。其源流可追溯到马克思提出的理念，作为实现工人革命的方策之一，通过设立拥有国家资本以及排他垄断性质的国立银行，将信用集中于国家之手。^[10]其后，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建立政权之前，提出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方针。^[11]这一制度在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一度取消，但由于1930年的信用改革，短期信用以及社会主义企业、机关各部门相互间的交易结算又集中于苏联国立银行。加之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个专业银行被废除，^[12]市场机制再度被纳入国立银行的管理体系中。^[13]苏联的银行国有化和单一银行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其后推广到东欧各国和中国。

在源自西洋的近代银行制度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处于独立发展状态，因此在接受新的制度时，出现了两种不同制度间的矛盾与融合并存的状态。^[14]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银行的发展，可以说是西洋近代制度与中国传统商业习惯、制度在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下互相融合的过程。同时，1949年之后中国的银行状况，也可认为是这些制度向社会主义银行制度转换的过程。似此超越国家界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银行制度在中国是如何展开的，对此问题从制度层面进行阐释，是本书的第一个目的。

2.内陆的秩序变化

本书的第二个视角，是从中国内陆的商业秩序变化来看银行的变迁。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各地处于军阀割据的政治分裂状态。在四川，也有几股军阀势力反复斗争，混乱持续不息。1934年，以重庆金融恐慌为契机，国民政府介入四川省政，成立了以重庆军阀刘湘为首的省政府。与此同时，为确立财政基础和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稳固的大后方，实行了包括币制改革和税制改革在内、被称为“川省国家化”的一系列措施。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的民间银行利用四川的地域关系展开经营，完成自我成长。然而，抗战结束之后，政治、经济中心再次转移到南京和上海等沿海地带，重庆经济急转直下。重庆的民间银行为了适应沿海地区的中央化政策，也试图将其业务向全国展开。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这样的尝试受挫，又收缩为地域性银行继续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公立机关接收和同业组织的再编，银行业至此为中央所统一。

正如黑田明伸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以民间商人自己组织的秩序为支撑的地域经济，^[15]在地方军阀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到人民共和国政府政权转移的过程中，转换为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他律性、广域性统一经济”的过程。在既往的研究中，以“从传统走向国家统一”的二元对立构图来理解上述历史过程，然而，现实的社会经济变化，是在二者的相融相克之中进行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检讨时，有必要以个别具体事例研究为基础，对基于以往惯性的商业秩序和新的秩序加以探讨。考察银行的变迁过程与商业秩序变动之间的关联、变化与不变的层面，是本书的第二个目的。

3.家族企业家的状况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家族的企业家所承担的角色及其变迁。如果说银行的组织变迁是企业的“外部结构”变动的话，银行的营业实态以及和国家、掌权者的斡旋方式可以说是与之对应的“内部结构”。^[16]承担这一“内部结构”的人，正是在中国内陆地区比较典型的家族企业家。本书尝试在考察银行组织变迁与商业秩序变化的同时，叙述与之关联的家族企业家的面貌。

这样的视角，与著名的“企业家精神”论有关联。中井英基对企业家精神做过如下定义：①预见经济的机会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导入革新；②基于某种特定的经营理念，将人力、物力、资金、情报等经营资源投入生产活动；③对现在和将来的经营资源进行调整、分配、积累。由以上三要素构成的能力和姿态，是为企业家精神。^[17]笔者所设想的银行“内部结构”与中井英基所述的企业家精神相似。^[18]在这种意义上，考察近现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可以说是探究近现代中国人生存特质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