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家创办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诞生

如上所述，杨家移住重庆之后，通过商业经营积蓄利益的同时，加深了与山货业及金融业的关系。1915年，杨家设立了“聚兴诚银行”，亲自参与金融业。当时在沿海地区已经成立了许多银行，不过在重庆这样的内陆地区还是不常见的行业。那么，杨家的人为何不采取传统金融机关的形式，而是选择银行这一行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制度性、法律性因素

在中国近代以后出现的“银行”，为了与传统的金融机关钱庄和票号等区别，也被称为“新式银行”。这实际上指的是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传播的“股份银行”。

所谓股份银行，在业务方面有存款银行性质，在经营方面有支店制度以及以公司制度组织的股份公司形态。^[48]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陆续成立了对债务有无限责任的“合股银行”（joint stock bank）。以1879年的《公司法》修改为契机，形成了采用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形式的银行制度（joint stock limited bank）。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银行破产时股东没有承担全部债务的义务，因此容易聚集大规模的资本金。结果，在英国出现了有限责任银行替代合股银行的现象。^[49]法国也仿效英国，19世纪60年代扩展的股份银行过渡到有限责任股份银行，^[50]比利时和美国、德国、俄罗斯等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51]这样，在欧洲迅速地展开了采用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制度的近代银行制度。

与此同时，汇丰银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等英国系统殖民地银行也采用了这个制度。中国的银行在成立时模仿了这些殖民地银行的制度。因此，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52]。这种形态与以股东对债务有共同责任义务的合股制度组织的钱庄等传统金融机关的形态大不相同^[53]。关于“新式银行”的特征，吴承禧指出：①纯资本主义的金融机关；②由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银行业务的范围极为广泛，也必然存在大量的资金运用；③因业务范围的广泛和大量资金的运用，银行给予的信用必定构建在商品的所有关系之上，重视抵押商品不重视人情等。^[54]这些特征可以说是通过近代银行制度的引进支撑的。

与钱庄等传统金融机关不同，中国的银行是对应了新产业的勃兴和广域经济的发展的金融机关。从清末到民国初期，银行在上海等拥有租界的沿海各城市迅速发展（见表1-2）。

表1-2 中国新设银行一览（民族资本部分，1897～192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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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为了培养产业和解决财政问题，一边继承在清末制定的《银行通行则例》（1908）等银行关联法规，一边仿效日本的银行制度制定了各种特别银行则例，促进“新式银行”的增设。结果，出现了盐业银行（1915年开业）、中国实业银行（1915年条例公布，1919年开业）、中国农工银行（1915年条例公布，1918年开业）等银行。^[55]与北京政府的银行增设政策同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产业发展为背景，20世纪10～20年代银行业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时代。这时的重庆只有清末设立的四川官银号的后代川源银行。作为重庆新兴势力的杨家重新开设“新式银行”，可以说有呼吁新时代到来的效果。

2.通过留学的人际关系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杨家创办银行的另一个因素是杨文光的次子杨希仲（1882～1924）的存在。杨希仲1904年入学于重庆府中学堂，1905年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生活如何尚未可知，不过在留学期间与著名的女性活动家陈撷芬结婚，由此可看出他持有不被封建思想束缚的开明思想。

杨希仲在日本留学期间最感兴趣的是以三井银行为中心的三井财阀的发展过程。^[56]与中国相同，当时的日本也正在传播西方近代银行制度。作为日本最初的民间银行的三井银行，1893年改组为合股公司，取得了压倒其他银行的垄断地位。又经过1900～1901年的经济恐慌，吸收欧美各国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制度，1909年改组为股份公司。与此同时三井家制定《三井家宪》，坚固同族集体结合的同时，明确规定将三井家产分为同族家财和事业资产，事业资产作为同族的共同财产。在19世纪90年代事业（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等的直辖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三井家把直辖事业改组为合股公司。^[57]

杨希仲留日当时的三井财阀，作为控股公司的三井合名（合股）公司掌握着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各株式会社（股份公司）的股份，这些企业建立了将三井银行的金融垄断和三井物产公司的流通垄断作为两个支柱体制的时期。三井财阀的繁荣，表现为1903年在东京日本桥建设的三井银行本馆^[58]。以后杨希仲在重庆模仿该本馆楼房建设总行楼房^[59]，三井银行本馆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详细的情况不明，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逐渐近代化的公司组织的样子，而是将银行作为中心的雄壮家族财阀^[60]。结束留日生活的杨希仲，1910年再远渡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等学习商学。此时杨希仲与同样四川出身的人一起计划桐油的出口销售业。^[61]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而结束，不过这一经验成为杨希仲后来设立聚兴诚贸易部，进而转向以家族财阀的确立为目标的契机。

1913年，杨希仲返回重庆。杨希仲回国时，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变动。1911年10月，以在武昌的清朝部队叛乱为发端的辛亥革命的影响，眨眼之间波及中国全境，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由于革命从军队叛乱开始，革命后各地军事势力的影响力增大。地方军的领袖们设置独自的税制供养军队的同时，又以同乡出身者或军官学校同窗生的人际关系形成利权集团，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政治。

在四川地区，1911年11月，蜀军政府宣布从清朝独立，1912年成立了四川军政府。此后四川各地的势力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加强势力，与地方政权一体化。1916年，反对袁世凯帝制成立“护国军”的云南军阀蔡锷，以讨伐参加北京政府的刘存厚为名攻进四川，将四川南部收到他的统治之下。除在地势力之外，四川地区陷入云南、贵州军相争版图的混乱状况。^[62]

这种政治变动的影响，也波及重庆的金融业。辛亥革命之后，作为清朝政府财政金融支柱的山西票号，由于被迫与接受赔偿债务和关税征收金的外国银行、其他诸金融机关等竞争而衰退。^[63]在重庆，与在地商人联系密切的钱庄势力不断扩大。

从外国回国的杨希仲，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在重庆建立银行作为目标。可是，因为在四川没有设立民间银行的先例，所以存在一定的困难。中华民国初期，重新设置银行需要经过各省的地方官到北京政府申请认可。^[64]杨希仲回国后，首先接触了当时四川省财政司司长、日本留学的朋友龚农瞻^[65]。龚在省级认可方面提供方便的同时，向杨希仲介绍了对银行法令非常了解的肖止真（当时浚川源银行监理官），经过他的建议制定了参照北京政府《公司条例》的《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其次杨希仲去北京向政界交涉，取得了北京政府财政部以及农商部的批准。经过这样的过程，杨希仲1915年与弟弟杨粲三（1887～1962）一起创办了作为四川第一家民间银行的聚兴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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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李洪康主编《中国移民史　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移民潮经过以下几个时期：①春秋战国时代，秦灭蜀、巴国的时候；②西晋末年（4世纪）；③北宋初期（10世纪）；④元末明初（1361～1387）；⑤清前期（17世纪中叶～18世纪中叶）；⑥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孙晓芬指出，这些移民潮之中，①～③是来自陕西、甘肃方面的北方移民，④～⑤是来自湖广地区的南方移民。参见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第7～8页。

[2]聚会最多的是一年300次的江西会馆。此外，在特定的喜事时，全体举行演剧和宴会。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72页。

[3]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71～72页。再者，这里Hobson的报告是同书编译者根据海关总署从1882年到1931年编著的Dece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翻译而成的。

[4]尤其显著的是上海的社团的成立。小浜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2000。

[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第2卷，第571～574页。

[6]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8，第T29页。

[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T29页。

[8]一般来说，合股企业的股东参与经营享受利益分配的同时，担负无限责任，承担按照出资份额偿还该企业债务的责任。根岸佶『商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合股の研究』東亜研究所、1943、158～165頁。

[9]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T30页。

[10]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T38～T40页。

[11]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S4～S6页。

[12]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3页。

[13]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240～243页。

[14]西川正夫「辛亥革命と民衆運動——四川保路運動と哥老会」野澤豊·田中正俊『講座中国近現代史第三卷辛亥革命』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166～167頁。

[15]黒田明伸『貨幣システムの世界史 増補新版』岩波書店、2014。

[16]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

[17]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有明書房、1990、286頁。

[18]黎父：《重庆金融市场考略》，《银行周报》1926年3月，第19～20页。

[19]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有明書房、1990、287頁。

[20]《四川币制概观》，《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第134～137页。

[21]《重庆钱帮公所的由来》，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5辑，1964，第116页。

[22]《重庆钱帮公所的由来》，《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5辑，第117页。

[23]《四川币制概观》，《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第134～137页。

[24]《重庆钱帮公所的由来》，《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5辑，第118页。

[25]重庆中国银行：《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34，第23页。

[26]山本進「清代四川の地域経済」『明清時代の商人と国家』研文出版、2002、14～34頁。

[27]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第2卷，第374～375、380页。

[28]《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第24页。

[29]《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第24页。

[30]D.K.Lieu，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Pek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1927， pp.37-41.

[31]宫下忠雄『支那銀行制度論』厳松堂書店、1941、12頁。

[32]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第47～122页。

[33]孙晓芬编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第45～46页。

[34]作为汤氏中心人物的汤子敬，之后与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

[35]山本進「清代長江上流地区の商業網」『明清時代の商人と国家』研文出版、2002、134～141頁。

[36]《巴县档案》嘉庆财政卷二，卷号：5-3-8，转引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第2卷，第529～530页。

[37]学习业务、培养人才的同时，使之补助店务，相当于前近代日本的“徒弟”“丁稚”。入店时交纳身份保证金，还要有出身确实的保证人。学习年限以及待遇按地域及行业不同，不过，3年的见习期内原则上没有工资。学徒年限期满后，继续作为“伙计”雇用之后就发放薪金。如果学徒随意退店，而学徒方负有责任的话，其家族或保证人必须支付退店以前所需的费用。根岸佶『商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合股の研究』東亜研究所、1943、76～139頁。名叫“周华齐”的职员1915年入聚兴诚银行时所交的保证书上也有同样的记载。《杨与九、刘星阶保证周华齐的保证书》，聚兴诚商业银行档案，档案号：0295-1-1126-248000。

[38]《聚兴诚银行》，第10～14页。

[39]谭琦：《杨文光与聚兴诚银行之创建》，寿充一等编《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1册，第418～419页。

[40]《本行艰难缔造之经过》，《聚星月刊》第1卷第1期，1947年7月，第31页。

[41]西川正夫「辛亥革命と民衆運動——四川保路運動と哥老会」野澤豊·田中正俊『講座中国近現代史第三卷辛亥革命』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166～167頁。

[42]1865年，法国教士在重庆府大足县修建了天主教堂，1890年余栋臣率领民众袭击大足的教会，杀害了信徒12人。清朝政府镇压这一暴动后，翌年与法国驻重庆主教签订了赔偿等合同。1898年再次发生暴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清叛乱。1899年，余栋臣在成都被抓，紊乱就此结束。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第2卷，第545～554页。

[43]村松裕次指出近代中国资本的特征：①国债的承担或支付政府内战费用；②货币、贵金属、商品、国库债券、短期资金等的投机性以及金融性的交易；③跟政府一样陷入资金不足因而甘愿支付高利息的家内生产者和农民的行业以及消费资金的高利贷；④土地的兼并；⑤贵金属以及外国货币的储藏。村松裕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東洋経済新報社、1949、111～112頁。换言之，近代中国的资本不一定是向产业资本转化的“积蓄”，而仅仅是作为“货殖”资本而活动的。聚兴诚银行改组后，杨家的营业方针在20世纪30年代转化为一种“货殖资本”性质的方针，不过，受到金融恐慌影响之后再回归于商业金融路线。这样的过程为银行组织的发展和向产业金融的转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4]戴元康：《杨希仲与外贸业务的开荒》，寿充一等编《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1册，第454页。清末到民国初期的成都和重庆等城市出现了雇用日本教师的“东文学堂”，富商子弟到日本留学并不是那么新奇的事情。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升訳『我的幼年時代其他郭沫若自伝1（東洋文庫101）』平凡社、1967。

[45]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450页。

[46]村田省藏「若き日の上海-重慶（二）」『エコノミスト』35号、1956年9月、58頁（再录于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村田省藏追憶録』大阪商船株式会社、1956）。后村田历任了日本递信省大臣等职，二战之后从事日中民间交流活动。

[47]田畑光永「長江上流の影薄き夢の跡···重慶租界」『人文研究（神奈川大学）』149号、2003。

[48]神武庸四郎『銀行と帝国——イギリス「銀行統合運動」史の研究』青木書店、1992、40頁。

[49]神武庸四郎『銀行と帝国——イギリス「銀行統合運動」史の研究』44～53頁。

[50]十龟盛次『佛蘭西の貨幣銀行制度と金融市場』一元社、1937、395頁。

[51]伊藤昌太「ロシア金本位制の展開」『旧ロシア金融史の研究』八朔社、2001、146頁；伊藤昌太「『ペテルブルク私立商業银行』の50年」『旧ロシア金融史の研究』264～281頁。

[52]作为中国首家近代银行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和户部银行（1904，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民国以后又改称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07）、浙江兴业银行（1907）等全部采用了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形式。

[53]至于这一制度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改变的过程，参见Motono， Eiichi，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ino-British Business，1860-1911： The Impact of the Pro-British Commercial Network in Shanghai，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本野英一『伝統中国商業秩序の崩潰——不平等条約体制と「英语を話す中国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54]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第121页。

[55]宫下忠雄『支那銀行制度論』厳松堂書店、1941、65～68頁。

[56]戴元康：《杨希仲与川省外贸业务的开拓》，寿充一等编辑《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1册，第446页。当时像杨希仲这样的从日本的财阀发展受到强烈冲击的人物很多，譬如，后在天津设立了近代中国民间银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也是因为对日本的三井、三菱财阀发展工业和贸易的过程印象深刻。久保亨『戦間期中国の綿業と企業経営』汲古書院、2005、195頁。

[57]松元宏『三井財閥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9、19頁。

[58]1903年建设的总店办公楼因关东大震灾烧毁，之后1929年在同一个地址重建了办公楼，现称为“旧三井本馆”。

[59]杨希仲聘请有日本留学经验的建筑师，在重庆新丰街（国民政府时期的林森路，现在的解放东路）建设了模仿三井银行日本桥总店的新社铺。这座办公楼房是重庆首建的西式建筑，聚兴诚银行解散之后也继续使用。2003年笔者访问当地时，该楼房已改作工作场所兼员工宿舍，一部分似乎成为旅馆。

[60]金城银行周作民仿照日本的经验，将开发产业、工业金融来发展国家经济作为目标。他这种站在“实业救国”立场上的沿海实业家与杨希仲在这一点上有了明显的差异。

[61]罗伯昭：《聚兴诚国际贸易部》，《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5辑，第25页。

[62]石島紀之『雲南と近代中国——“周辺”の視点から』青木書店、2004。

[63]宫下忠雄『支那銀行制度論』厳松堂書店、1941、55～61頁。

[64]《银行通行则例》第2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1月16日公布，（南满洲铁路调查课：《支那银行关系规定集》，1931，第1～5页）。

[65]龚农瞻与杨希仲1905年留学于日本，此时龚入学于明治大学法律系。后龚就任聚兴诚银行天津分行、北平分行的经理、董事等职，与银行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参照卷末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