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构成

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民间银行的诞生及其发展过程（1915～1949）”，叙述内陆地区银行设立的经过、发端于英国的股份银行制度的展开和促成以上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一章“重庆民间银行的设立及其时代”，考察1915年聚兴诚银行成立的经过及其当初的特征。第二章“20世纪20～30年代的聚兴诚银行和重庆银行业”，考察聚兴诚银行从设立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营状况，并掺入对于该行和其他银行关系的分析。第三章“金融恐慌、日中战争和聚兴诚银行的近代化”，在整理20世纪30年代金融状况的基础上，从与金融恐慌及国府迁都重庆等事件的关联来论述聚兴诚银行实现法人化改组的主要因素。第四章“日中战争后的聚兴诚银行”，从国民政府的政策层面和银行的内部情况两个方面来分析日中战争后推行的银行中央化及其挫折，探讨银行留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原因。

第二部分“共产党政权的成立和银行业（1949～1952）”，中心主题是1950年前后聚兴诚银行面临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重庆接管工作的展开”，探讨重庆解放^[59]后实施的公营银行接收过程。第六章“从‘行会’到‘工商联’：20世纪50年代重庆工商业团体的设立过程及其作用”，考察工商行政机关的设立过程及其功能。这里需要关注的是，民间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存在状况是以当时的共产党政权支配方式为前提的。

第三部分“民间银行的社会主义化（1949～1953）”，论述聚兴诚银行的自主重组和1953年被合并的过程。第七章“面临解放的聚兴诚银行”，以“干部座谈会”为中心，检讨共产党政权解放重庆前后的聚兴诚银行。第八章“公私合营”，考察银行参加联营进行公私合营化继而谢幕的历史过程，探究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以上讨论提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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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阐述中国方面官方见解的不仅有薛暮桥等人的研究（薛暮橋など『中国国民経済の社会主義的改造』外文出版社、1966），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中可以说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2]关于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状况，参见野澤豊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書院、1995；久保亨「今日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歴史学研究』779号、2003年9月。

[3]奥村哲『中国の現代史』青木書店、1999。奥村还表示，这样构想的出发点在于重新考虑为何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较低的亚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政党、集体等能够掌权的现象。「討論会　戦後歴史学を検証する（一）社会構成体論と社会主義」歴史学研究会編『戦後歴史学を検証する——歴研創立70周年記念』青木書店、2002、30頁。

[4]这样的想法以宫地正人提出的“社会的政治史”概念为基础。参见宫地正人『幕末維新期の社会的政治史研究』岩波書店、1999。

[5]神武庸四郎『銀行と帝国——英国「銀行合併運動」史の研究』青木書店、1992、40頁。

[6]神武庸四郎『銀行と帝国——英国「銀行合併運動」史の研究』青木書店、1992、44～53頁。

[7]十龟盛次『法蘭西の貨幣銀行制度と金融市場』一元公司、1937、395頁。

[8]伊藤昌太「ロシア金本位制の展開」『旧ロシア金融史の研究』八朔社、2001、146頁；「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ク私立商業銀行の50年」伊藤昌太『旧ロシア金融史の研究』八朔社、2001、264～281頁。

[9]作为中国首家银行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和户部银行（1904，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民国以后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07）、浙江兴业银行（1907）等全都采用了有限责任股份银行的形式。

[10]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著、大内兵衛·向坂逸郎訳『共産党宣言』岩波書店、1971、68～69頁。

[11]レーニン「来るべき破局　これとどう闘うか（1917年9月10～14日）」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研究所レーニン全集刊行委员会訳『レーニン全集第25巻』大月書店、1957、348～393頁。

[12]Arnold， Arthur Z.，Banks， Credit， and Money in Soviet Russi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7（白浜篤之介訳『計画経済と金融統制——ソヴィエトロシアの銀行·信用·貨幣』慶応書房、1941）；田中寿雄『社会主義金融と銀行制度』東洋経済新報社、1986、8～9頁。

[13]木村雅則「“貨幣”の復興過程」中山弘正編著『ネップ経済の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80。

[14]清末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这种现象，已经本野英一指出。Motono， Eiichi，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ino-British Business，1860-1911： The Impact of the Pro-British Commercial Network in Shanghai，London： Macmillan Press，2000；本野英一『伝統中国商業秩序の崩潰——不平等条约体制と“英語を話す中国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15]黒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

[16]笔者的这种想法，是受了增渊龙夫所提倡的探求“具体生活”观点的启发。増淵龍夫『新版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書店、1996、77～78頁。

[17]中井英基『张謇と中国近代企業』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6、14頁。

[18]但是，中井认为，决定企业经营成果的最大因素不是经营环境而是企业家精神。而笔者意在将两者对置，不打算把企业家精神本身作为研究重点。

[19]Wagel， Srinivas R.， Finance in China，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1914，Reprinted by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1980；Lieu， D.K.，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Pek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1927.

[20]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

[21]宫下忠雄『支那銀行制度論』厳松堂書店、1941；Edward Kann监修、森澤昌輝訳『戦時下支那の貿易·金融』慶応書房、1938。

[22]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23]Sheehan， Brett，“Warlords， Cadres， and Bankers： Private Commercial Banking in the Republican and Post-Mao Periods，”Journal of Asian Business 1（1998）；Sheehan， Brett，“Urban Identity and Urban Networks in Cosmopolitan Cities： Banks and Bankers in Tianjin，1900-1937，”in Esherick， Joseph W.，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Sheehan， Brett，Trust in Troubled Time： Money， Bank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4]Ji， Zhaojin，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M.E.Sharpe，2003；Cheng， Linsun，Banking in Modern China： Entrepreneurs， Professional Mana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nks，1897-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5]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有明書房、1990（原版1952年）。

[26]宫下忠雄『支那貨幣制度論』宝文館、1938。

[27]Edward Kann著、宫下忠雄訳『Kann支那貨幣論金銀交易の研究』東亜同文書院支那研究部、1934。

[28]濱田峰太郎『支那の通货、為替、金融及びその問題』上海出版社、1935。

[29]平野和由「中国の金融構成と貨幣制度改革」野澤豊編『中国の貨幣制度改革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委員会、1981；久保亨「貨幣制度改革後の中国経済」野澤豊編『中国の貨幣制度改革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委員会、1981。

[30]黒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成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黒田明伸『貨幣体系の世界史“不対称性”をよむ』岩波書店、2003。

[31]城山智子「上海金融恐慌（1934年～1935年）に関する考察：国際·国内市場連関と市場·政府関係の視角から」『東洋史研究』58卷2号、1999年。

[32]岡崎清宜「国民政府統治下中国における信用機構の重組——上海金融恐慌と貨幣市場を中心に」『史林』86卷4号、2003年。

[33]小林弘二『中国革命と城市の解放』有斐阁、1974。

[34]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李玉荣：《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5]Solinger， Dorothy J.，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1949-1954，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36]Kau， Ying-Mao，“Urban Bureaucratic Elite in Communi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Wuhan，1949-65，”in Doak A.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

[37]薛暮橋など『中国国民経済の社会主義的改造』。

[38]三木毅『中国回復時期の経済政策——新民主主義経済論』川島書店、1971。

[39]西村幸次郎『中国における企業の国有化』成文堂、1984。

[40]久保亨『中国経済100年のあゆみ——統計資料で見る中国近現代経済史』創研出版、1991。

[41]中岡満里「中国共産党による政権機関建設——建国初期の北京市を例として」『法学政治学論究：法学·政治·社会』36号、1998年；中岡満里「中国共産党政権正当性の強化——1956年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を例として」『法学政治学論究：法学·政治·社会』51号、2001年；泉谷陽子「新中国建国初期の対民営企業政策——“民主改革”“三反五反”運動と汽船会社の公私合営化」『社会経済史学』66卷4号、2000年；泉谷陽子「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の金融政策——金融業の社会主義改造」『立命館語言文化研究』13卷4号、2002年；泉谷陽子「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家による物資掌握過程——綿紡績業における群衆運動展開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793号、2004年。

[42]松本俊郎『満州国から新中国へ——鞍山鋼鉄業からみた中国東北の再編過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

[43]Davis，Deborah S.，“Social Class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China： Training Hiring and Promoting Urban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after 1949，”Modern China 3（2000）.

[44]Schoppa， R.Keith，“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1900-1950，”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992）；Wou， Odoric Y.K.，“Community Defens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Henan's Du Eight-Neighborhood Pact，”Modern China 3（1999）.

[45]Bramall， Chris，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6]Ruf， Gregory A.，Cadres and Kin： 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 China，1921-199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7]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2；山本進『明清時代の商人と国家』研文出版、2002。

[48]Zelin， Madelein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u-Rong Salt-Yard Elite： Merchant Dominance in Late Qing China ，”in Esherick， Joseph W.and Rankin， Mary Backus，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49]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有明書房、1990（原版1952年）。

[50]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会『四川考察報告書』編訳彙報第二編、1940。

[51]菊池一隆「重慶政府の戦時金融——『四联总处』を中心に」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6；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1937～1945）》，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52]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

[53]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54]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97；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1卷、第2卷，重庆出版社，2003；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3卷，重庆出版社，2002。

[55]聚兴诚银行董事会成立之初，定于每月21日召开董事会议（《聚兴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组织规则》）。如监察人列席董事会，则称为“董监列席会”或“董监会议”。

[56]1914年4月25日由重庆总商会主席曾禹钦聘请周文钦创办的商会机关杂志。最初称《商务报》。1915年，因袁世凯复辟停刊。1916年6月复刊，改名《重庆商务日报》。1938年1月，改名为《商务日报》。1944年以后，在中共南方局的影响下，以“在商言商”为口号，发表进步言论。1949年重庆解放后发行虽受认可，但在1951年停刊。参见王绿萍、程祺编《四川报刊集览》上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第60～61页。

[57]1921年2月1日由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陈愚生创办的报纸。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陈愚生，以报纸版面为中心，提倡言论自由和科学。1921年5月在抵制日货运动时，陆续刊载关于民族主义的报道。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新华日报》有密切关系，1945年被纳入国民党的管辖之下。1950年由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后停刊。参见王绿萍、程祺编《四川报刊集览》上册，第97～100页。

[58]1902年6月在天津创刊的代表性民营报纸。1925年停刊，1926年复刊。20世纪30年代坚持抗日立场，发行了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版。抗战结束后反对内战，展开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辩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在各地发行，1953年将总社从上海迁移到天津，发行全国版《大公报》，并于1956年迁移到北京。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停刊。重庆版于1953年停刊，香港版自1948年复刊后持续发行到现在。天児慧等編『岩波現代中国事典』岩波書店、1999、683～684頁。

[59]“解放”这样的言辞，多半包含了革命史的价值观。不过，“解放”也确实是说明当时状况的象征性用语。因此，在本书中对于“解放”这样的词语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