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唐代洛阳的行政管理
第一节 唐代东都留守官
洛阳既然是唐朝的东都，也就同京师长安一样，设置了一套中央机构。皇帝离开洛阳时，委派官吏担任东都留守，统领这套机构，保障其正常运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作。唐玄宗之后，皇帝不再巡幸洛阳，东都留守成为常设职务，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
安史之乱后，东部不稳，东都留守往往兼任防御使一职。该职务通常任用文臣，其基本条件要求两点：一是忠诚可靠，便于驾驭；二是资深望重，临事有威。贞元元年（785年），唐德宗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所下制文说道：“河洛旧都，时巡久旷，命以居守，俾之保绥。间者淮甸不宁，汝坟屡警，增置军府，作蕃王畿。职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总制，一其典刑，爰资信臣，往乂东夏。……贾耽……分我忧寄，实惟其人。董制军师，安集疲瘵，统御都邑，握持纪纲，懋昭厥猷，无替朕命。”[1]长庆二年（822年），唐穆宗任命韩皋为东都留守，制文也是同样的精神，说：“国之都府，半在东州，未遑时巡，方委留镇，非位望崇盛加之勋旧者，则不足以允佥属而副重寄也。”[2]有时情况紧急，东都留守也会由武臣充任，韩皋之前的陈楚就是这样。当时，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发生兵变，赶跑节度使李愿，拥立一位牙将充任，唐穆宗立即任命义武军（驻今河北定州市）节度使陈楚出任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都防御使。“本朝故事，东都留守罕用武臣”，之所以起用陈楚，是因为士兵叛乱，“扰汴宋故也”[3]。
东都留守的任命仪式相当隆重，衙门也相当有派头。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批准东都留守等重要官员的除授，要入阁谢恩，面辞皇帝，而其他官员的除授，只在宣政殿南列队行拜谢礼，皇帝不接见。但后来唐宪宗企图削弱东都留守的事权，降低任命仪式的规格。元和三年（808年），他曾一度取消东都留守所兼防御使一职，下诏说：“承前东都留守无防御使名，往因权宜，遂有制置。俾从省便，以复旧章，其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4]但不久又恢复。旧制规定，任命东都留守须赐旗甲，同藩镇节度使一样。元和九年（814年），他任命吕元膺担任东都留守时，竟无所赐。朝臣议论纷纷，“以东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当削其仪，以沮威望”[5]。唐宪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以削平藩镇为务，担心东都留守兼领兵权或威望过高，也会同跋扈藩镇一样，起而与朝廷作对。唐宪宗这种做法未能持久。令狐楚在大和三年（829年）被唐文宗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姚合《和东都令狐留守相公》诗说：“除官东守洛阳宫，恩比藩方任更雄（东都留守比藩镇节度使任务还要重大）。拜表（东都留守每月派使者赴长安朝廷进上起居表，汇报日常工作）出时传七刻（凌晨），排班衙日有三公（上衙之日，下属官吏排班参见留守大人，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高级别官员）。旌旗严重临关外（函谷关以东），寺府清深接禁中（东都的中央衙署庭院深深，与洛阳宫连成一体）。三十六峰（嵩山山脉）诗酒思，朝朝闲望与谁同。”[6]这是由于东都留守是第二号政治中心的首席负责人，责任重大，对他的尊重不过意味着朝廷的自尊自重。
东都留守在安史之乱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和八年（813年）被任命为东都留守的权德舆，在给唐宪宗的奏状中概括为“保安洛土”，“临制东夏”[7]。元和九年（814年），洛阳南面的淮西藩镇（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擅自总领兵权，在周围地区烧杀抢掠，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而且威胁到东都的安全。权德舆多次上疏指出事态的严重程度，说：“自舞阳劫杀以来，臣夙夜忧切。阳翟只隔襄城，便与郾城接界，寇盗侵轶，事资提防。”[8]又说：“臣伏以都畿宫阙之重，四方水陆之冲，密迩淮夷，兵数鲜少，安危之计，责在微臣，夙夜忧惶，逼扰是惧。”[9]当时东都留守所管将士只有三千八百九十五人，其中一部分驻守洛阳附近的偃师、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登封、告成（在今登封市境内）等县，留在洛阳城内不足两千人，难以应付局面。权德舆日夜忧惧，担心洛阳的安危，再三上疏，请求增补两千士兵。
朝廷对吴元济加以宣慰、警告，迄无成效，不得不考虑诉诸武力。河北、山东地区的跋扈藩镇，为了保住共同的利益，就和淮西镇勾结，极力阻挠朝廷用兵。他们派刺客在长安谋杀主战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同时还在洛阳焚毁了河阴转运院的大量钱帛粮食，并与安史故将嵩山僧人圆净策划焚烧东都宫殿，肆行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闻讯，组织兵力，进行镇压。圆净被捕，临刑叹道：“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10]这次一共镇压了数千人，为解决淮西问题奠定了基础。元和十二年（817年），宰相裴度负责平定了淮西镇。这对河北、山东、河南的跋扈藩镇造成极大的震慑，他们纷纷向朝廷上表，表示要输税献地、纳质入朝。安史之乱以来六十年间藩镇自除官吏、不输贡赋的局面得以扭转。
东都留守统领的中央衙署，有尚书省及所属六部、御史台、国子监等。各州县的民众编为户籍，抄成一式四份。东都的尚书省、户部同京师长安的同名机构一样，各藏一份，按户籍征收赋税，以备皇帝巡幸时花费，减省运输之劳。东都的御史台负责监察东都留守官（京官）和洛阳地方官（外官）。开元七年（719年），监察御史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主管两京以内，右巡主管两京以外，包括两京所在的地方雍州、洛州全境。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监察御史察看两京的馆驿。大历十四年（779年），两京以御史一人主管馆驿，称为馆驿使。龙朔二年（662年），在东都设置国子监，号称东监。后来，又设置了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学校，由官员管理，教师授课，培养人才。
此外，唐廷还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高级官员。白居易曾先后以太子左庶子、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的闲职分司东都。他作《勉闲游》诗，描述自己分司东都以来闲散、惬意的生活：“天时人事常多故，一岁春能几处游。不是尘埃便风雨，若非疾病即悲忧。贫穷心苦多无兴，富贵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闲游虽老未能休。”[11]《洛中偶作》一诗说自己分司东都以来，“裴回（徘徊）伊涧（伊河、穀水）上，睥睨（斜着眼向旁边看）嵩少（嵩岳少室山）旁。遇物辄一咏（作诗），一咏倾一觞（喝酒）。……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12]他住在外郭城东南隅履道里宅院里，离龙门石窟很近。会昌年间（841～846年），他与龙门香山寺僧如满等人结为香火社，每每乘肩舆往来，饮酒品茶，谈禅咏古，游赏终日，因此，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得知龙门伊河中的八节滩峭石耸立，不利舟楫，曾捐资开凿，以纾缓险情。香山圣善寺的银佛像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将截取一只耳朵，他用自己的白银三锭做了添补，但佛像太大，新补的银耳比原样少数十两。会昌毁佛时，宦官奉命销毁佛像，将金银送交内库。宦官看到银耳不是原件，打听到是白居易添铸的，以为是他捣鬼，从中渔利，曾找他追索余银。白居易死后，家属遵照他的嘱咐，把他安葬在香山如满禅师的塔侧。
东都的驻军是金吾卫将士，负责城区的昼夜巡警。晓鼓声起，居民才允许出动。暮鼓响后，即开始实行夜禁，要关闭坊里大门，禁止居民无证夜出。这时，金吾卫将士在各条街上巡行呼叫，暗中察探。但在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官府允许前后三天取消夜禁，敞开坊市门，听凭居民出入，在市区观赏燃灯娱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写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节夜里洛阳观灯的情景，同时也透露出洛阳平素实行夜禁由金吾卫巡警维持治安的信息。诗云：“火树银花合（树上挂满彩灯），星桥（天津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古曲《梅花落》）。金吾不禁夜，玉漏（计时器）莫相催。”[13]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在洛阳五凤楼前举行大型宴饮聚会活动，群众拥挤喧闹，都想凑进去分享一杯羹，金吾卫将士棍棒乱下如雨，仍然不能阻止。宦官高力士以河南县丞严安之果断严厉，推荐可由他出面维持秩序。严安之到现场，以手板画地，说：“逾此者死。”宴饮三天，围观群众都不敢逾越严安之所画界线，称之为“严公界境”[14]。这反映出金吾卫白昼维持洛阳秩序的情况。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云：“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嵩岳少室山）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15]张籍《洛阳行》诗云：“洛阳宫阙当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楼。翠华西去几时返？枭巢乳鸟藏蛰燕。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上阳宫树黄复绿，野豺入苑食麋鹿。陌上老翁双泪垂，共说武皇（唐玄宗）巡幸时。”[16]这两首诗反映出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巡幸、驻守洛阳，洛阳依然维修宫殿，严兵把守，以及城区由街鼓晨暮警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