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隋代洛阳的宗教
第一节 隋文帝时期洛阳佛教的复兴
中国古代有四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周武帝时期的毁佛运动是第二次，为隋文帝杨坚所亲历。北朝后期，北周境内有佛寺一万所，僧尼近一百万人，北齐境内有佛寺三万所，僧尼近二百万人。这么多民众出家当僧人，并非都对佛教有所理解和信仰，而是为了取得僧人身份，以逃避赋税、徭役、兵役。而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朝统一帝国境内的毁佛活动中，勒令还俗的僧尼总共才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北朝半壁江山居然存在将近三百万僧尼，无疑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北周武帝为了刷新政治，富国强兵，进而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佛教，因而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1]。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下诏毁佛，没收寺院及其田庄，销毁铜像、佛经，勒令僧尼还俗，编入民籍。三年后北周灭掉北齐，将毁佛行动扩大到这块占领区，将这里的寺院财产全部没收，二百万僧尼还俗。
灭掉北齐的第二年，周武帝溘然长逝，周宣帝继承皇位。周宣帝即位第二年，年仅二十一岁，自愿将皇位传给七岁的儿子周静帝，自己当太上皇。他当皇帝和太上皇总共不到两年，于大象二年（580年）病故。周宣帝精神不正常，不理朝政，不务正业，杨坚作为他的岳父，被征拜为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右司武、大前疑，实际上把持朝政，左右政治。其间还俗僧任道林等人极力请求朝廷恢复佛教，获得批准。大成元年（579年）二月，周宣帝将皇位传给儿子，改年号为大象，下诏说：“佛法弘大，千古共崇，岂有沉隐，舍而不行？自今已后，王公已下，并及黎庶，并宜修事。”到四月份，他又下诏说：“佛义幽深，神奇弘大，必广开化仪，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2]于是在京师长安和洛阳各立一所陟岵寺，各安置一百二十位佛教学者。他们是从被迫还俗的僧人中挑选出来的，蓄发不剃，依然是俗人身份，头戴菩萨冠，身穿菩萨衣，号称菩萨僧，为国家行道祈福，由国家公费供养。长安的陟岵寺，早在西魏时期就有了。“周太祖文帝，于长安立追远、陟岵、大乘等六寺，度一千人。”[3]周太祖文帝即西魏初年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他成为关中的实权人物，到西魏恭帝三年（556年）病故，长安的陟岵寺在这二十年间设置。僧人智藏，西魏时期即驻锡长安陟岵寺。隋文帝步入仕途后，曾封为大兴郡公，隋朝建立后，长安都城选择在原址东南的地段重新建造，遂名大兴城。城中一个里坊名叫靖善坊，西魏北周时期的长安陟岵寺迁到这里，兼取大兴城的“大兴”二字和靖善坊的“善”字，改称为大兴善寺。今河南登封市嵩山下的少林寺，北周时属于洛州（洛阳地区）管辖，被选中作为洛阳的陟岵寺，隋文帝建立隋朝后，恢复了少林寺的原名。还俗僧灵幹被遴选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中。灵幹，“周武灭法，通废仁祠（寺院），居家奉戒，仪体无失。隋开佛日，有敕简入菩萨数中，官给衣钵，少林安置”[4]。“隋开佛日”云云，透露出杨坚是北周后期掌控朝政、恢复佛教的实际人物。安置在洛阳陟岵寺中的菩萨僧，还有慧远（俗姓李）、僧休、洪遵等。
周宣帝于大象二年（580年）五月病故，杨坚挟持儿童皇帝周静帝，于次月匆忙宣布：“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5]这体现了杨坚掌控朝政后宗教政策的一贯性和延续性。
隋文帝一出生便由比丘尼智仙抚养，十三岁时才从佛寺回到自己家中；当皇帝后，又受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佛教产生了热爱、崇敬的感情。他当皇帝一共二十四年，更大规模地复兴佛教，没有什么羁绊。然而对于复兴佛教，他的主观因素相对于客观形势来说，远不是主要的原因。北周毁佛体现了国家世俗利益和佛教利益的冲突，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加以解决，并不能改变社会信仰，因而没能触动佛教的社会基础。短暂的毁佛之后，必然出现反弹，这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使然。隋文帝复兴佛教，只不过是顺应了客观形势，遵循这个法则办事而已。皇帝个人的信仰和爱恶，对于结局的必然出现，只能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只要看看隋文帝复兴佛教的诏令一颁布，民间的积极性如何高涨，便可知道佛教的社会基础有多么庞大坚实。
唐初对隋文帝复兴佛教的物化方面的情况做过这样的统计：“周朝废寺，咸为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6]隋代洛阳佛教便是在隋文帝复兴佛教的政策和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其一，听任出家，营造经像。
隋文帝称帝后，“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影）慕，民间佛经多出六经（儒经）数十百倍”[7]。这时隋朝还没有平定江南，只统治着北面半壁江山，北面的州这里没有一一历数，只提到三处。并州的治所，设在今山西太原市，是隋初河北道行台尚书省的治所。相州的治所原来设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东魏、北齐作为首都，叫做邺，隋朝将治所移至其西南方四十五里的河南安阳市。至于洛州，不但由于洛阳在行政方面特别重要，是隋初河南道行台尚书省的治所，并被朝廷考虑设置为东都，而且在复兴佛教方面也特别重要。开皇四年（58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带领百官和一部分民众转移到洛州解决吃饭问题，下敕邀请京师长安大兴善寺律僧灵藏同行。他们到达洛阳后，洛州民众归投灵藏，纷至沓来。隋文帝对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灵藏“遂依而度，前后数万”。隋文帝很高兴，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8]
其二，建造佛寺。
一方没有题写地点的开皇十一年（591年）碑记说隋文帝“秉金轮（菩萨转世为金轮圣王，统治世间）以治世，……慕彼大乘（佛教），欲归一谛（佛教真谛），会由三宝（佛、法、僧），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袭圣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9]。洛州及其所辖县，当时无疑会贯彻这道诏令，集资造寺。
其三，分送舍利，修建舍利塔。
当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印度灭度（去世），其尸体由弟子们火化，结成许多晶莹坚固的珠子，叫作舍利。弟子们无法再向他的真身顶礼膜拜，就埋葬他的舍利，修成半圆覆钵形的坟堆，上面设置竖杆和圆盘，成为舍利塔，加以供养、礼敬。舍利塔音译为窣堵波、私偷簸、浮图、佛图，意译为方坟、圆冢、灵庙，后来，专门造出“塔”字作为称谓。隋文帝称帝前，从天竺僧人那里获得一包舍利，执政二十年后，三次诏令分送舍利于一百余州，将舍利入函立塔。第一次各州举行仪式的时间是仁寿元年（601年）六月十三日，即隋文帝六十一岁的生日。随后两次在仁寿二年、四年，都是四月八日佛诞节。建塔的经费由民众施舍，每人最多十文钱。僧人灵幹曾负责护送舍利，从大兴城来洛州建造舍利塔。僧人宝袭曾负责来洛州嵩山嵩岳寺建造舍利塔。时人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记录仁寿二年（602年）各地修建舍利塔时的灵异情况，说：“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气，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尽，东风忽起，灯花绝焰，在佛堂东南，神光照烛，复有香风而来。官人道俗等共闻见，于是弥增克念。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10]
其四，庆生辰断屠。
隋文帝把先父杨忠追尊为武元皇帝，把先母吕氏追尊为元明皇后。他在四十五个州各设立一所大兴国寺，在其父亲的出生地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当时属于洛州管辖）设立大兴国寺，并派僧人法朗护送舍利，到这所寺院建造舍利塔，为父母做功德，超度他们。仁寿三年（603年），隋文帝六十三岁了，在自己的生日临近的时候，想起了父母生养抚育自己的不易，想到生命的可贵，意欲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为父母做功德，就向全国下了一道诏令，其中引用儒家经典《诗经·小雅·蓼（高大）莪（黄蒿类植物）》中的句子“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然后说：“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11]
我国关于生辰的确切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九月丁卯，其子鲁庄公出生，取名为“同”，因为父子二人生日相同。齐国公子孟尝君于五月五日出生。楚国屈原《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12]，即自己生于寅年寅月庚寅日。尽管那时习俗和节令不少，人们却不曾将庆祝生辰列于其中，这可能与使用天干地支记载日期有关。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相配，六十次才重新循环。阴历月份大尽三十天、小尽二十九天，生日无论是“甲子”还是“乙丑”等，此后某年这个月份的这一天，不会正好是周年的关系。后来以序数词记日，才构成周年关系。直到千年之后的隋唐时期，才出现了庆生辰活动。隋文帝这次庆生辰活动，是我国庆生辰活动最早的正式记载。
隋文帝的庆生辰活动，与佛教节日有渊源关系。四月初八佛诞节是佛教最隆重的节日，纪念释迦牟尼诞生。佛经说，净饭王的王后摩耶夫人睡觉时，一位菩萨骑着一头长着六只牙的白象从天而降，从她的右胁进入身体，她从而怀孕。怀胎期满，她按照习俗回娘家分娩，途经岚毗尼园，暂作休息。突然，一株无忧树（阿输迦树）的树枝自动靠近她。她端正站立，举起右手抓树枝，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便从她的右胁出生，立即放射广大光明，照遍诸天世间。天上的帝释顿时于现场现身，手中裹着天上精妙的憍尸迦衣，承接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胸前有七处吉祥海云相——卍。悉达多太子一出生，不扶自行，向东南西北各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于是随着他的脚步，涌现出大莲花。这时，天空中出现九条龙，各自喷射或冷或热的香水，为悉达多洗澡。我国寺院在四月初八举行浴佛法会，在大殿中安放一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童子立像，僧人用香水沐浴童子像，或用湿布擦洗佛像。比如在北魏首都洛阳，各佛寺的金铜佛像提前一天集中到城南的景明寺，佛诞节依次进城游行，在阊阖宫门前受皇帝散花。世俗制作香花宝幡，举行歌舞杂技表演。隋文帝这次庆生辰活动，和后世的内容不同，其宗旨不在于自己的健康长寿或回顾经历，而在于追念父母。这次活动规定全国范围内禁止屠杀动物，这是佛教精神，佛教最基本的戒条是不杀生。因此，这次庆生辰活动体现了儒佛合璧的精神，也为唐代规定出原则。开元十七年（729年），张说等大臣上表请将唐玄宗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说四月八日有佛诞辰庆典，陛下由阴阳二气合成神圣的躯体，九条龙来为陛下洗浴，陛下的生日怎么不可以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呢？唐玄宗批准实施。后代皇帝纷纷效法。唐人顾况在《八月五日歌》中也说：“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唐玄宗生母）生圣人。”[13]由上述都可以看出世俗庆生辰活动的制度渊源是佛教的佛诞节。由隋文帝伊始，后世的皇帝都在全国范围内庆生辰，甚至定为全国性的节日。隋文帝时期，洛阳和洛州举办的庆祝皇帝生辰的活动，都应该符合中央精神，按诏令规定执行。
其五，征聘义学僧人来长安，研究和传播佛教经典。
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灵裕法师精通佛学和世俗学问，开皇三年（583年），经刺史樊叔略举荐，被朝廷任命为相州的僧官都统。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征聘灵裕入京，被安排在大兴善寺中，担任全国佛教领袖国统。经再三请求，灵裕返回相州，迁至相州西的演空寺。灵裕鉴于北周灭佛的严酷教训，曾在安阳雕造石龛，以存相好，使佛教长期发挥教化作用。灵裕是一位超越时贤的佛教学者，兼精华严、涅槃、地论、律部，撰著《十地疏》《华严疏》《涅槃疏》《大集疏》《四分律疏》《大乘义章》等著作五十多种。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从全国征聘以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僧昙迁为首的几位高僧入京，研究、传播佛教经典。昙迁法师北齐时期曾在首都邺（今河北临漳县）和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州市境内）黄花谷中的净国寺修持佛教，研读《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经论，很有心得体会。隋文帝下诏给他，请他从弟子中挑选精通佛学、能转梵音的人，一并入京，崇建正法，刊定经典。这次被征聘入京的僧人中，有洛阳慧远、魏郡（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慧藏、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僧休、济阴（今山东菏泽市）宝镇、汲郡（即卫州，治今河南淇县）洪遵。隋文帝把他们安置在大兴善寺中，王公宰辅前来参拜，络绎不绝，冠盖相望。这几位法师各自带领门徒十人，而各地义学僧人慕名前来参学问道，隋文帝下敕批准，使得佛学向各地传播。其中慧远、慧藏、洪遵三人来自今河南省。两年前，他们三人就曾作为十大德中的成员，受诏征聘至京师，在大兴善寺参与婆罗门僧达摩笈多的译经活动，由他们监掌翻译事务，确定宗旨。
僧人慧远俗姓李，祖籍敦煌（今甘肃敦煌市），祖上迁居上党郡高都县（今山西晋城市）。他十三岁时出家，十四五岁时曾来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北山丹谷寻师问道。十六岁到邺都，普遍研习大小乘经典，后来又学习律部典籍，倡导禅观。北周将毁佛推广到北齐故地时，慧远当面同周武帝长时间辩论，唇枪舌剑，言辞犀利。他被迫还俗后，躲藏到卫州（治今河南淇县）西山，三年间诵读《法华经》《维摩经》等各一千遍。周宣帝时，他被选中作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嵩山少林寺）研究佛学。隋文帝执政之初，他再度出家，与一批道友相约来到洛阳，弘扬佛法，远近僧人得知消息，纷纷前来参学请教。他的名声传到长安朝廷，隋文帝下敕任命他担任洛州沙门都（相当于洛阳地区佛教协会主席），以“匡任佛法”。慧远担任洛州沙门都期间，“治犯断约，不避强御，讲导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资助有亏，或不漉水护净，或分卫乖法（违背佛教规定的乞食），或威仪失常，并不预听徒（将这些犯各种错误的僧人清除出去，不让他们听自己讲说佛教）。自余墯眠失时（懒惰贪睡），或后及法席（听讲迟到），并依众戒，有罚无赦。故徒侣肃穆，容止可观”。开皇七年（587年），他受诏赴京师，起初被安排在大兴善寺。隋文帝认为大兴善寺中法事活动太多，难以清静下来，会干扰慧远的佛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就在京师西半部繁华地带专门给他设置净影寺，使他“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敕令他总管译经，刊定辞义，但不久他就在净影寺去世。隋文帝哀悼他，特意罢朝。同月，大臣李德林也去世了，隋文帝感叹道：“国失二宝也。”[14]慧远一生四处讲经，对于重要的经典还撰写了注疏，流行到各地，计有五十余卷，二千三百余纸，每张纸九百四十五字。
经隋文帝复兴佛教，全国佛教规模相当可观，但他并不真懂佛教。佛教最基本的要求是好生戒杀、以定破瞋（愤怒、仇恨），他却诛杀苛滥，动辄发怒。后来的隋炀帝，不但诛杀苛滥、动辄发怒超过隋文帝，而且完全无视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眠高广华丽床座等戒条，生活铺张奢靡，满嘴绮语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