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旅游安全认知的主观评价研究

通过现有文献发现，学者们对旅游安全认知评价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安全认知的影响因素和旅游安全认知评价的影响作用两个方面开展。旅游安全认知的影响因素探索研究较为受关注。

旅游者安全认知的形成会受到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和旅游经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旅游安全认知是对实际的安全信息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是个体对客观存在的安全环境的直觉判断，是旅游者感知的安全程度。旅游者安全认知评价是一个主观风险评估模式，以描述性的模型为基础，体现了旅游者个性的差异，具有价值属性，是客观精确计算的概率所不能替代的。”（安辉、付蓉，2005）^[51]

（1）个体特征因素。德莫斯（Demos，1992）通过对华盛顿游客进行访谈发现，游客安全认知和态度受到其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并发现有1/3的游客非常关心自身安全，39%的游客认为在晚上，城市没有安全感，其他1/3的游客认为华盛顿安全问题会影响其重游^[52]。尼尔（Nell Carr，2001）探索研究了年轻旅游者对伦敦都市度假环境的危险感知，认为危险感知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是游客的权利，还在于危险感知对游客休闲时空的影响，同时还比较了不同性别和组织形式的游客白天和晚上的危险感知差异^[53]。罗伊等（Roy et al.，2005）通过对澳大利亚昆士兰海滩旅游的国际和国内学生的安全认知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国际学生比国内学生更喜欢从事沙滩冒险行为，而且安全意识较薄弱，而国内学生在沙滩旅游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方面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54]。科扎科尔等（Kozakl et al.，2007）研究显示国际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各种风险存在许多差异性，如旅游风险感知随着旅游经验的增加而降低；男性比女性更少关心风险；旅游安全感知会随着游客所在国家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等^[55]。乔治（George，2010）实证研究表明游客的社会统计特征，如年龄、籍贯、目的等会影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还指出安全感会影响重游率和口碑效应^[56]。邓梅（2013）调查国内旅游者对旅游安全认知状况，结果表明：不同旅游者因其个体的差异性而对旅游安全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旅游者存在安全意识不高、安全知识欠缺、安全认知存在误区等问题^[57]。

（2）社会环境因素。曼斯菲尔德等（Mansfeld et al.，2006）联合编著了《旅游安全从理论到实践》（Tourism Security and Safe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阐述了犯罪、抢劫、恐怖主义等因素对旅游的影响，以及旅游危机管理^[58]。布伦特等（Brunt et al.，2000）评价了旅游者度假期对犯罪的安全感，得出治安状况一直是游客选择旅游地和度假的重要因素^[59]。里蒂斯瓦特（Rittichainuwat，2009）认为泰国服务业的风险感知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恐怖主义和疾病（如SARS、禽流感），同时在危机期间的旅游，首次和重游者对旅游风险感知存在差异^[60]。博阿基耶（Boakye，2011）研究发现，犯罪对旅游住宿安全是游客最主要的感知影响因素^[61]。安辉等（2005）认为一般而言，影响旅游者主观的风险认知取决于风险的定量、风险的定性和消费者的个性差异。此外，还存在由犯罪和恐怖威胁所引致的特殊风险因素^[51]。

（3）旅游经历因素。勒普等（Lepp et al.，2011）通过设计两组随机实验，分析乌干达旅游官方网站对其形象和风险感知是否有影响，经过前测和后测的对比，发现旅游官方网站对旅游形象和安全风险感知有影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旅游官方网站更好地引导政府形象和风险感知形象^[62]。为了验证初次旅游游客和重游游客对于目的地风险感知、风险减少战略和旅游动机的差异，范琦和蕾切尔（Fuchs and Reichel，2011）在高度变化的旅游目的地对760名国际旅游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初次旅游游客（first-time visitors ）重点关注人为引致风险、社会-心理风险、食品安全及天气安全风险等因素；重游游客（repeat visitors ）主要关注财物风险、服务质量风险、自然灾害及交通事故风险等^[63]。

（4）综合因素。高萍等（2006）研究得到影响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安全认知的四大因子：环境与设施安全认知、天气安全认知、心理安全认知和行为安全认知因素^[64]。郑向敏等（2010）分析和提出了影响大学生户外休闲体育运动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个人因素（包括安全意识淡薄、身体素质较差、户外经验不足）、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包括组织不规范、相关企业管理不善、救援机构缺乏）^[65]。刘春济等（2008）研究得出游客较为重视设施设备风险、医疗风险、治安风险和身体风险等实体风险，同时，风险认知还存在个性差异和群体差异^[66]。王兴琼（2009）总结得出主要因素有：①危机事件本身的影响。研究证明了传染病、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等事件因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性更能激发游客对自身旅游安全的担忧。②游客个人因素。旅游者对安全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评估受到许多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教育和职业、个人主观印象、所处文化圈）的影响。③游客所在客源国因素。游客安全感知随着地理区域的不同而不同。④目的地因素。在目的地方面，影响游客安全感知的主要因素是信息传播和媒体效能^[67]。陈楠、乔光辉等（2009）探讨了出境游客旅游感知风险主要有三大因子：恐怖事件与战争危险、公共卫生危险以及自然灾害与金融风险因子^[68]。

旅游者安全认知对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影响，以及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影响也是研究关注的方面。威尔克斯等（Wilks et al.，2003）联合编著的《新世纪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管理》（Managing Tourist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对诸如探险旅游、旅行社、旅游交通在提供健康和安全方面等特点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69]，其中，普里得奥斯（Prideaux，2003）在《国际旅游者与交通安全》一文中指出，游客不熟悉旅游地的法律和交通状况导致了许多交通事故和伤亡问题^[70]；巴克尔等（Barker et al.，2003）研究表明，城市旅游地的各种大型节事活动潜藏着许多安全风险，影响旅游者的安全感知和城市旅游体验^[71]。张捷雷（2007）研究指出旅游目的地安全事件的报道会影响旅游者决策并改变其决策过程；旅游者对安全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评估受到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特殊细分市场的游客（如滑冰、潜水、漂流等产品）对某些安全事件的关注度较高，受安全事件的影响大；对旅游目的地来说，对于消费者自愿承担的风险，安全事件引起的营销风险降低；安全事件发生时间的不同，对旅游者的决策影响是不同的；旅游者模糊的地理区域概念会造成错误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72]。杰恩等（Jehn et al.，2009）实证结果表明，旅游风险感知对旅游购买决策犹豫产生正面影响，而且主观知识会影响旅游风险感知^[73]。

马沃毕（Mawby，2000）通过研究分析了游客安全风险与游客安全感之间的矛盾，解决这对矛盾需增加游客安全风险告知，减少旅游对安全事件的恐惧，提升旅游安全认知和安全意识^[74]。苏皮特等（Sue Peattie，Philip Clarke，Ken Pcattie，2005）的研究指出，游客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引起了游客自身、管理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认为年轻游客的旅游健康风险较多，旅游业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于“阳光度假”的皮肤健康，提出了旅游地经营者和管理者应承担责任，面对游客的皮肤健康问题，增加游客皮肤健康安全认知，减少游客皮肤受伤的危险^[75]。刘宏盈等（2008）基于旅游感知安全指数，对国内北京、西安、广州、昆明、上海、桂林六大旅游热点城市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昆明的旅游感知安全指数最高，而桂林的旅游感知安全指数最低。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旅华游客对六大旅游城市的旅游安全认知^[76]。张一（2011）认为“旅游安全认知是信息加工的结果，前因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熟悉程度、旅行经历、负性经历、旅行目的、文化背景等；结果变量包括目的地形象知觉、旅游决策、旅游行为及情绪、满意度、重游意愿和口碑宣传”^[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