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打虎”与中国改革

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治理史上值得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年，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治理官吏的腐败，并宣称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这一以空前力度将“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努力背后究竟传达着什么样的信号？对此，“打虎司令”有一语定位——“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其实无论是治标还是治本，任何谙熟政治的智者都明白，改革不仅需要勇气，也要讲策略。

对于中国的改革，我们听到了诸多未能实现的预言和恶毒的诅咒，其中声势浩大的“诅咒”是三次“中国崩溃论”。三次都未能唱衰中国，相反在一次次的危机中，中国都成功地走出困境，并迎来了更新的局面。这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也令国人不得其解。正如有学者所比拟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极速飞驰的“破车”，外人惊奇于这辆“破车”的极速，并想象这辆车内部一定有某种神秘的设备在起作用；而开着这辆车的司机也极度纳闷，这辆零件破旧的汽车竟然可以跑这么快。有研究者试图对其进行理性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城乡结构有力地化解了危机，而且在诸多危机中，当发端于城市的危机能被农村化解时，整个社会便趋于稳定；反之，则波动甚大（温铁军等，2013）。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将危机的化解归结为中国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所具有的内生性自我调节功能。回到本书所关注的改革议题上，如果我们将改革视为政府内部的自我调整，那么我们有必要深入地探讨这种组织的自我调适是如何发生的？它如何与组织旧有的制度互动？在组织调适的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如何角力？这也构成了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本研究而言，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域进行研究是笔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毕竟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把握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最终，本研究将范围限定在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这一领域，考察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何以成为可能，地区性的机制创新何以发生？以及地区性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同更大范围的体制结构又存在何种联系？

将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作为本研究的场域，一方面是基于方便的原则，即笔者长期以来关注农村社会，它构成了与笔者“熟悉”的关系。这种“熟悉的关系”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熟人社会”中的互动一样，笔者与它更容易互动而没有“隔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村社会及农村问题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不仅在于农村（或乡土）社会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最基本的空间，并凝聚了中国人最为浓厚的乡土情结；还在于农村在新中国治理传统中的特殊位置。农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最为重要的基石，新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兴起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的。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管农村工作视为自己的传统，且在农村，其治理也基本依托党组织进行。在2010年之后，中共中央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将乡村振兴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农业。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之中，研究农村的社会治理机制及其创新将更有助于学界理解和把握中国语境中的制度运行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