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是园丁，还是木匠

为什么要做父母？照顾孩子既不容易，又累得要命，大多数人却乐此不疲。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一切都值得？

有一个常见的答案，特别是对当今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那就是：为人父母，你才可以做那件被称为“教养”的事情。“为人父母”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动词，它描述的是一种工作，目标是最终把你的孩子培养成更好、更快乐或更成功的成年人，比没有你的教养要更好，或者比隔壁家的孩子要更好（虽然这话我们只能悄悄地说）。正确的教养方法会养育出好孩子，他们之后也会成长为优秀的成年人。

当然，人们有时候会使用“教养”这个词来描述父母的实际行为，但在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现代，“教养”是指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在这本书中，我要提出，这样一种“处方式”的养育观念，无论是从科学、哲学、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这是对父母和孩子如何真正思考和行动的误读，也是对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误解。这种观念其实只能使孩子和父母的生活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教养”这个概念铺天盖地，听上去是父母理所当然要做的事，似乎不言而喻、无可争议，而且显而易见。父母，包括正在写作本书的笔者在内，都被教养模式深深吸引，但同时，我们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有很大的问题。1我们既担心孩子在学校里表现不够好，又能感到他们正在承受着需要在学校表现良好的压力。我们拿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比较，然后又在心里鄙视自己。我们点开最新的网络文章，看到里面都是对育儿新方法的赞许或批评，然后又会说，有时甚至是大声地说：还是按照直觉来做就好了。

对许多人力密集型企业来说，让员工努力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模式，这也是木匠、作家或者企业家的正确工作模式。你可以根据你制作的椅子、创作的书的质量或者盈利状况，来判别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木匠、作家或CEO。在教养的场景中，教养方法也遵循相同的模式：父母的工作与木匠异曲同工，只不过生产的不是椅子这种特定类型的产品，而是一种特定的人。

在工作中，专业知识能将人导向成功。教养模式的隐含前提则是有一套技巧、一些特定的专业知识，父母只要学会了这些技巧和知识，就能帮助自己实现塑造孩子人生的目标。这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夸下海口说他们正好能提供这套专业知识。单是亚马逊网站上的教养类书籍就有大约6万本，其中大部分在标题里都有类似“怎么”“如何”“方法”等字眼。

当然，许多教养实操类书籍只是给父母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然而更多的书则夸下海口说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技术，你家孩子的未来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教养模式不仅仅出现在实操类书籍中，它还塑造了人们对儿童发展的总体看法。我是一名发展心理学家，我想要弄清楚孩子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即便如此，几乎所有就发展科学领域的知识采访过我的人，都会问我一些问题，诸如父母应该怎么做，这么做的长期效果会是什么。

这种“教养”的想法也是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一个主要烦恼来源。它在永无休止的“妈咪战争”中火上浇油。如果父母们接受养育是一种工作的观念，那么就必须在这种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进行选择，比如真正的工作。特别是母亲，她们会变得越来越有防御心理，也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既做个好妈妈，又可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甚至还会被迫去选择到底是降低母亲角色的重要性，还是放弃事业。父亲要面临的困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由于父亲角色的重要性更少被人承认，因此他们可能处于更加两难的境地。

女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常会不无苦涩地自觉承认自己身为母亲的矛盾心理，这是一种对贬低父母重要性的防御性冲动。毕竟，如果养育是一项工作，旨在成功地“创造”一个成年人，那这项工作实在是太糟糕了：长时间地工作，没有加班工资和福利，还有一大堆体力活。而且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你都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够好，这个事实本身就会让人变得更加容易焦虑和愧疚。但如果它不是一项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做它？如果不是要“创造”一种特定的成年人，那养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自己就是焦虑的中产阶级父母中的一员，我这一辈子都在感受着教养模式的威力和我对它的抗拒。我的三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还算幸福和成功，并开始生儿育女。但是我也发现，我总在根据他们人生的起起落落来评估自己的功与过：我最小的儿子在8岁时，我还在每天送他上学，是不是过度保护了？或者当他9岁后我没有再送，是不是太过疏忽了？我希望孩子走他们自己的路，发现自己的天赋。但是，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坚持让大儿子读到大学毕业，而不是让他去做音乐？我之前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好的公立学校是所有孩子的最好选择，但是当我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当地的公立高中难以适应时，我是否应该像对小儿子一样，将他们送到郊区的私立贵族学校呢？我是应该逼小儿子关掉电脑去读书，还是应该让他学习编程？我怎么才能确保我“聪明”的二儿子既有很多时间自由玩耍，又能完成作业，同时还可以参加高等数学班和芭蕾课？最难的是，当我的小儿子完成高中学业时，我离婚了。我是应该早些离呢，晚些离呢，还是根本不离？

我拥有的儿童发展专业知识并不能让我比其他人更了解答案。回顾我近40年的养育历程，我怀疑真正的答案是：我们问了错误的问题。

反思自己作为家长的经历，可能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教养方式。但思考一下其他父母的教养方式，也让教养模式不太站得住脚。毕竟我们这一代人，是成长在幸福温室里的“婴儿潮一代”，和成长在大萧条和战争苦难中的“最伟大的一代”父母比起来，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善。我们都认识一些童年生活得很糟糕的人，长大后过得非常不错，并成为慈爱的父母；也认识一些非常好的父母，最终却养出悲惨不幸的孩子。

对教养模式最有说服力、也最令人心碎的反例是，有些孩子永远无法长大成人。2011年，埃米莉·拉普（Emily Rapp）2写了一篇关于她儿子罗南的文章，极其感人，流传甚广。拉普知道罗南会在3岁前死于家族性黑蒙性痴呆症，但仍然非常爱他。拉普的儿子根本不会长大成人，但我们觉得，拉普和其他处境相似的人是最具深刻意义的父母。

难道不应该弄清楚我们为什么值得成为父母吗？父母养育孩子的焦虑经常出现在杂志的生活专栏或者“妈咪博客”上，但本书认为，那些日常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本身真实而又深刻的一面，这些紧张关系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独一无二的漫长而又无助的童年，以及随之而来的父母对孩子的巨大投资，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关键部分。这项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进化出来？

为什么做父母是值得的？这不仅仅是个人或生物学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照顾孩子从来都不仅仅是亲生父母的事情。从一开始，它就是任何人类社区的核心项目。今天也依然如此，比如教育，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儿童照顾机制。

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我们照顾孩子的方式已经大为改变，并将在未来继续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想对这些变化做出正确的决定，首先要仔细考虑的是，照顾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学龄前儿童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对公立学校进行改革，谁来决定孩子的福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新科技，照顾孩子是一个政治话题，也是一门科学和个人课程，无论范围大小，都充满了紧张和矛盾。

除了实操类书籍和充满苦涩的回忆录外，一定还有其他关于养育的思维方式。从源远流长的科学和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我最近升级做了祖母，也许我的看法是更好的视角。祖母的身份能提供一种更加共情的距离，无论是从年轻时当妈妈的经验和教训来说（虽然那时我也不知道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还是从自己孩子当前的挣扎来讲。

因此，本书是由一位祖母所写，这位祖母恰巧又是一名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这是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祖母，一位拥有认知科学实验室、且在讲老故事和做蓝莓派之余撰写哲学论文的祖母。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祖母并不多见，所以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从超越教养模式的层次来理解为人父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