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治及其要义

“法治”一词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已广泛运用，[52]只不过古代中国的“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区别起见，特以“法治”表示）。古代中国法家的“法治”主张突出法律的工具价值，并不强调用法律规范权力，尤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权力。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人把“法治”推崇为立国和治国之本，强调制度与法令对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轻视圣贤或道德教化的作用，明确提出“援法而治”“以法治国”等主张，[53]告诫君主“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54]当法律与君主的喜怒矛盾时，法家主张君主克制私欲，“释私任公”。法家对君主的告诫，说明法家认识到制度、规范在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法家主张君主“抱法处势”。所谓“抱法”，就是要求君主从国家利益出发，设立完备的法律并遵守它。所谓“处势”，就是要君主牢牢掌握独尊的地位，掌握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法家认为，法是国家、君主设立的规范，民众无权立法，也无权议法，他们只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但君主在制定法律时，应该顺应人性。[55]由此可见，法家“以法为本”的最终目的是“以君为本”。[56]法家对儒家的德治、礼治、人治主张不以为然，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57]。在法家看来，儒家提倡的“以理服人”的“王道”时代已经结束，而现今时代的特征是“以力服人”，“不务德而务法”[58]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家认为，制度和法令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如果说“道”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那么法就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准则。因此，韩非提出：“以道为常，以法为本。”[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