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让讲官德不沦为空话

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少数人把公权当成私权，伤害了社会公平与公众利益。要彻底改变这些，关键要从自律、法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真正从观念、制度上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社会公平，让公开、透明的阳光驱逐贪欲私利的黑暗。

1．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需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责任感支配下的行为，才有积极性与主动性，会通过自律来限制不当的自由。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即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责任意识，深化道德的内在自觉，真正领悟“公权民赋”的含义，树立以民为本、官民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提高官德修养的内在因素。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省”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以律己之心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及时清除非分之想、不善之念，及时反思不轨之举、伤人之言，让精神污垢无藏身之地，维护心灵的健康洁净。任何外部强制力，都无法替代这种道德自觉所萌发的积极情感，它能化为一种自觉行动，使人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明辨是非，远离那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无德不法行为。

2．完善法律、法规

官而不德，社会不稳；德法兼治，社会和谐。德与法，向来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单纯依靠道德来纠偏制衡，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自律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配合，通过公正严明的惩治手段，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如果说道德自律旨在使人不想腐败，法律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使人不敢腐败。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1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反腐，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因而腐败风险较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指出，中国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的比例较低，因而贪腐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而缺乏监督的政府官员易于在回扣和贿赂的诱惑下成为欲望的俘虏。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贪腐严重，为了治理腐败，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并通过了多部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显然，健全、严谨、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网，切实有力而严苛的惩治手段，可令贪腐者望而生畏，令违法者无处可逃。

3．加强监督管理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官越大，权越大，责任也越大，就越需要有效的监督。通过严密的监督机制——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增强透明度，使官员思想品德、政治作为、经济状况处于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之下，防微杜渐，彻底摧毁腐败滋生的温床。比如，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同时，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深化舆论监督，加大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处理公共事务切实实行民主协商，党政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公务支出及经费使用情况，鼓励公众对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建议，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使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官德一失，腐败即生。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2011年岁末，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和地区“清廉度”进行排名，名列榜首的是新西兰，它已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75位，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32位和46位，美国排在第24位。索马里和朝鲜排名最后。该机构表示，腐败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和地区。腐败的形式包括滥用公共资源、行贿和闭门决策，而蔓延全球的抗议运动，很多是被腐败和经济危机点燃的。此前（2011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次缔约国大会，重申了中国政府积极履约、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郑重承诺，大力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48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与有关国家根据公约、双边条约或者在互惠基础上就多起案件开展了有效合作。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2005年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置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十八大以来，党更是将防腐倡廉工作作为重点来抓，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今天，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强官员道德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经济有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大党对14亿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的时代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学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退回来。作为一个诞生90多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共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场新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