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烦恼”价值几何

当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恐怕很多人对克鲁格曼1994年的预言多多少少会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心态，很多人会想是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否则，为什么不给他诺贝尔奖呢？

但是，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不幸被这位美国大胡子说中之后，恐怕很多人再也无法对这个大预言家的存在视而不见了。

不错，克鲁格曼就像一只高高地站在枝头的乌鸦，不断地发出“no more”（不再）的叫声，在风调雨顺的光景，这种叫声既聒噪又烦人，而当暴风骤雨袭来之时，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声音是多么难能可贵。

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克鲁格曼先生能预言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却不敢预测自己何时能得诺贝尔奖，尽管他在1991年就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这个被广泛看作诺贝尔奖前奏的青年经济学奖。所以他获奖之初第一个反应是有人在搞恶作剧，感觉非常funny（好笑），不过远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早在2007年就预测他能获得当年的诺奖，结果克鲁格曼没得，李稻葵的导师却得了，2008年李稻葵再次预测克鲁格曼，这一次如愿以偿，终于预测成功，李稻葵和克鲁格曼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论坛上讲起这些，克鲁格曼的反应明显迟钝，多少有点木然。

的确，克鲁格曼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尽管他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赞赏有加，并且敦促奥巴马政府向中国政府学习以加大经济的刺激力度，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充满疑虑的，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有内在性的危机，主要是受到美国影响的出口危机。他认为中国并不足以担当复兴全球经济的责任，同时他表现出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强烈质疑。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长有6.1%，但是发电量却下滑了4%，在他看来，发电量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作不了假，而在水皮看来，这又是克鲁格曼一个天真的悖论，何以他不相信中国的其他统计数据，只相信发电量是真的？

当然，克鲁格曼先生是水皮邀请来的朋友，《华夏时报》在2009年和中国民生银行一起承办他的中国周活动，短短三天中安排了五场活动，水皮全陪。因此，对他的了解比起大多数在书本上知道他的人要感性得多。所以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水皮对克鲁格曼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时，水皮脱口而出的就是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号称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他人看来他又是个超级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相信市场，又要求加大政府监管；他善于预言危机，但又不悲观厌世，相信明天太阳照旧升起。和传统的中国经济学家比，他简直就是个滑头，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不会受所谓学派的束缚，更不会因为预言危机而陷入其中不可自拔，这些都是中国学者的软肋。

中国的经济学家最为大家诟病的，恰恰就是“人云亦云”或者“上云亦云”或者“书云亦云”。克鲁格曼可以拒绝克林顿的邀请，也可以因为观点的不同而成为奥巴马新政的“诺贝尔烦恼”，有哪位中国经济学家能抵得住“经世致用”的诱惑？

舆论领袖需更了解中国

一般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不可怕，但像克鲁格曼这样的诺奖得主不了解甚至对中国有误解是可怕的。他来中国前刚和奥巴马进行过私人会晤，每周在《纽约时报》上写两篇专栏文章。他是那种典型的舆论领袖，如果不是他来中国进行交流，我们都不知道他始终认为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政府没有操纵汇率的判断根本就是撒谎，正因为他来，我们可以请龙永图先生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请夏斌先生从跨境资本的角度，批评他，帮助他。

水皮则在会上告诉他：第一，在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比预计的要好和快是有原因的，毕竟受美国影响是一个外因，内因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政策从压抑到放开，从收紧到宽松，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对自己的比较优势有一个清醒认识。第二，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市场，这是内需提升的重要支撑，而“家电下乡”历经十年全面展开，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第三，无论是汽车销量，还是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都在迅速升温，股市也开始活跃，发电量下降更多和重化工的增速下降有关，而这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坦率地讲，水皮并不完全认同克鲁格曼的观点，作为一个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学者，克鲁格曼其实是非常实在的实用主义者。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博弈中，克鲁格曼其实是个调和派，市场均衡固然是理想，但是政府调控未必就大逆不道，也正因为此，克鲁格曼反而和中国政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他一边抨击奥巴马，一边高度评价中国的努力。

股市反映投资心理

克鲁格曼对于泡沫的解释最让水皮欣赏，在一个没有泡沫的环境里，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可惜的是，他想不出下一个泡沫是什么，而他正是因为找不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就相对悲观。在水皮看来，正是美国华尔街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尤其是金融公司。由于过于公众化，上市公司没有大股东，只有CEO（首席执行官），而绝大多数所谓的独董又都是CEO的傀儡或党羽，上市公司成为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所有权是与管理权分离了，但道德风险无从约束。股东利益事实上在董事会无人代表，盈利时有人分红，亏损时无人担责，只管眼下，不管未来，而期权设计的结果更是放大了这种风险。管理层为自己的利益不惜造假，制造泡沫业绩助推股价泡沫，贪婪是人的本性，如果公司治理不能约束人的本性，那么危机就是必然的，克鲁格曼对此深表认同。

其实，水皮之所以提出公司治理的问题是源于华尔街走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道指的行情并不与经济形势正相关，六次行情中或许只有一次才是正确的反映，换句话说，美国股市起不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那么道琼斯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华夏时报》在2009年3月14日推出“华尔街见底”的头版头条，其时指数为6600点，到了5月，已经是8500多点，根据是什么？根据之一是花旗该破产不能破产，AIG该退市不能退市，剩下的只有价值重构。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对的，不管是收购有毒资产，还是压力测试，或者发股收回政府的援助资金都说明，花旗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重新发挥作用，而花旗的“不死鸟”和中国市场当初的“郑百文”有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一个公司大到不能死的地步时，就等于绑架了社会、政府、国家，这是经济，还是政治？

200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