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
- 马光荣
- 1688字
- 2020-08-30 02:02:07
1.3 潜在贡献
本书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回答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本书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以往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制度变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仅仅考察了市场化过程中某一项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体现在制度同时对企业内资源配置和企业间资源配置产生了作用,既有研究缺乏对此的全面检验,尤其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更是稀少。本书从实证上验证了这些作用机制:(1)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制度改善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而且这对契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作用更大。(2)制度改善促进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更有激励投资于无形资产和研发。这表现为,随着制度的改善,无形资产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企业生产率进步更快。(3)制度改善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投入要素份额,这显示资源更多地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改善。
第二,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既有文献大多强调面临金融约束的企业会有更大的退出风险,并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认识到金融体制发展会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对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作用,对此更缺乏直接的微观证据。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金融发展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考察其中一条重要的影响渠道——企业退出。本书在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它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优化了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第三,既有文献大多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但是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影响的文献则很少。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文献利用跨国宏观数据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nack和Keefer,1997;Guiso等,2006;Williamson,2009;Tabellini,2010;Fernandez,2010)。本书以社会资本和民间金融为例,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更微观层面的证据。
第四,本书所考察的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从U形向M形部分转变的分权化改革。钱颖一、许成钢等(Qian和Xu,1993;Qian和Roland,1998;Maskin等,1999;Qian等,2006)研究了中国M形结构下地方分权体制在中国改革中的重要作用。Xu(2011)进一步总结道,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项关键性制度安排是采取了地方分权体制。由于难以对分权进行全面的度量,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用宏观数据考察财政分权的影响(Zhuravskaya,2000;Fisman和Gatti,2002;Faguet,2004;Galiania等,2008;Lin和Liu,2000;Jin等2005;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本书基于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项制度变革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研究了在转型经济中特有的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进行分权的改革,为转型时期地方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具体、更微观的证据。
最后,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书还揭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1]。一方面,在政府分权体制和正式制度之间,本书利用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推动了企业层面的产权改革(民营化改革),政府分权体制构成了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分权利用了地方政府在激励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信息处理能力去进行“维护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正式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本书通过考察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以及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业、融资和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在制度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这也意味着,随着正式制度的逐步完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将逐渐减小[2]。
注释
[1]政府分权体制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安排,因此也属于正式制度,但本书将其单独列出,将其视为一类特殊的制度。
[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还存在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本书在第9章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