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任务，并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作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主要目标。

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对外开放的深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江泽民适时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命题，从而使“扩大对外开放”的内涵从数量、规模的扩张发展为质量、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我们党对开放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开放之初，对外开放更偏重于数量和规模，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外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广度，开放环境趋于完善，开放经验逐步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工作重心转向提高水平上。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230页。），江泽民在这里将“更好”与“更多”并提，已经初步体现了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比如沿海地区加工成本低廉的优势正在递减，粗放型的出口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引资结构不尽合理、地区分布失衡，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引资水平偏低；合资过程中，低估国有资产，国家税收流失、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等现象比较严重；等等。对这类问题，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总结经验和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概括为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对全国提出了新要求。同年底，江泽民在广东汕头考察工作时明确地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注意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和创新工作等方面，强调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任务，并对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做出明确的要求。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江泽民强调要“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结构”（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7页。）。在利用外资方面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7页。）。这些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为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不懈努力。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并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程序。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江泽民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有步骤地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开、统一、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和健全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为国外企业来华进行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市场准入机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1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改善我国的贸易投资环境，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451页。）。江泽民高度评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意义，强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个“重要契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也就是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大大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到制度性的转变。我国将从此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规则，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从而增强国内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江泽民反复强调：中国应积极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尽快做好入世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必须坚持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192页。）1999年，在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果断决策加快谈判进程，推动中美达成协议，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重要条件，并最终推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后，江泽民又一再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接受挑战，趋利避害。2002年2月25日，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上讲话时又强调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看不到机遇是错误的，看不到挑战同样是错误的。”“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必须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将在国际经贸规则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了。我们各项工作面临着新的环境，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些重要因素将成为国内市场竞争的组成部分。……在对外开放的全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关系，十分注意并切实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全党都要加紧学习、加强研究。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掌握在开放条件下管理和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本领……善于同时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善于把国际市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如果还是用老一套的方式和办法去应付，那肯定是不行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全党来说，是一次新的学习，也是一场新的考试。考什么？就是考我们的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一句话，这将是对全党同志智慧和力量一次很实际、很具体的检验。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一道难度不小的关口，但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希望大家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这场考试中都能及格，并要力争优秀。”（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450、456、458页。）

2.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230页。）1993年9月，江泽民在中南、西南十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形成既有层次又各有特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要“不断引导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和分工”（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32页。）。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6~27页。）

江泽民提出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目标，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指出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所谓全方位，就是要继续坚持既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落后国家开放；既向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开放，也向较远的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原则。这样做既有利于全面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也符合我国这样的大国开放的全球战略目标，还可增加我国在世界上的回旋余地。所谓多层次，就是要立足于我国区域广阔、各地区位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点，进一步发挥各地的优势，按照不同的开放程度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开放区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和分工。所谓宽领域，就是要立足于我国国情，根据经济与科技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国际市场迅速扩大的特点，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国际商品市场开放；通过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对国际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技术转让、智力引进和科技交流，对国际技术市场开放；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国际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对国际劳务市场开放，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的更加开放。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偏重沿海转向从沿海向内陆全方位推进，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由加工制造为主向设计与营销两端延伸，开放领域从商品贸易扩展到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并致力于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继续巩固我国已取得的对外开放成果，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沿江10座城市、沿边13座城市的重大决策。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后不久，又决定沿江开放芜湖、九江、武汉、黄石、岳阳、重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等城市，从而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沿江开放带。在沿江地区加快开放的同时，江泽民又对沿边开放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他认为沿边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很大。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扩大陆地边境的对外开放作为我们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187页。）1992年3月，中央决定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与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四个沿边市。同年6月，中央又决定开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博乐市、塔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东兴镇，云南省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7月，中央决定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市。北部边境13个市县镇的开放，形成了内陆周边地区开放新格局。

在巩固已有开放成果的同时，江泽民又大力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向内陆、向中西部推进，使我国全方位、全地域开放的新局面得以形成。1992年6月至7月，中央决定开放还未开放的18个内陆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而我国全地域开放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1993年，江泽民对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问题做了专门论述，强调“今天要振兴西北地区的经济，也必须走开放搞活之路”，提出“可以根据西北地区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在一些地方抓紧进行扩大对外开放的试点”（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7页。）。1997年，江泽民提出了以开放促开发的具体思路。1999年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江泽民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它将改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局面，促进我国形成地区间更加平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为此曾这样阐述西部大开发的意义：“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注：同上书，590~591页。）

随着全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原来在经济特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在内地的不少地方逐步推行，并取得显著成效，于是在特区的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特区已经不“特”，还要不要“特”，要不要继续发展的议论。1994年6月20日，江泽民在深圳特区考察工作时发表了《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关于特区工作“三个不变”的思想。他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对经济特区实行的基本政策要坚持下去；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374页。）在这次讲话中，他对经济特区怎样进一步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今后，经济特区发展所必需的而又有可能实行的一些灵活政策的优势还得有，但保持经济特区优势的立足点和重点不应该再放在这上面了，而主要应该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法制规范，使整体经济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要积极组建跨国大型企业集团，努力培养懂得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人才，努力形成和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还要努力发展同经济特区总体经济水平相适应、为外向型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今后经济特区应该更多地带动和帮助内地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功效。这要作为经济特区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原则进一步明确起来。”“各经济特区要不断增强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本领，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赚取外汇的本领。不但经济特区自己在利用外资、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上要越来越有成效，而且要积极把它们扩散、辐射到内地去。不但经济特区要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而且要联合内地、联系港澳，使更多中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375、377、378、378~379页。）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江泽民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抓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继续‘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努力创造新的业绩，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继续争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地区，继续充分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历史赋予经济特区的光荣使命。”“经济特区要带头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要做到既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有效抵御各种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要坚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依法治理，下大力气创造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442、1444、1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然而我国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仍然受到很大限制，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演进缓慢、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从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向发展开放型经济转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外开放新思路，强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6~27页。）2000年，党的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则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543页。）。发展开放型经济反映了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整体开放度，实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有利于建立与国际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显著特征。人类社会经历过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漫长岁月，这种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具有排斥社会分工、闭关自守的本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也逐步商品化和市场化，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并进而形成世界市场。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出现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全面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因此，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入世界市场，使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国内、国际资源和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开放的市场经济。”（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7页。）而且还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实施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和环境。”（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445~446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创造了重要的体制条件。

对外开放之初，我们凭借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国家之一，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以加工组装为主。然而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在对外开放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广度、开放环境趋于完善、开放经验逐步丰富的条件下，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提升原有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在技术创新、品牌经营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跨国公司产业链中高端环节等方式，力争在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价值链上占有一席之地。为适应这样的形势，江泽民明确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55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式在原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形式的贸易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由加工制造为主向设计与营销两端延伸。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中，又主要集中在贸易和生产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逐渐成为重点。为此，江泽民始终强调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按照产业政策，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领域。”（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230页。）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又进一步指出，要“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注：《江泽民文选》，第2卷，27页。）。作为对外贸易重要内容之一的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仅以旅游、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以旅游、运输服务为基础，以通信、保险、金融等新兴服务贸易为增长点的服务贸易全面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往来，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我国逐步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一大批国际公约和条约，并与89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投资协议，与16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来”开始起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引进来”的开放战略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成功地推动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带动了各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江泽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二十多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19页。）1997年，江泽民提出了“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谓“走出去”，就是组织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开拓国外投资市场。其战略价值取向，是要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