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本土特征与理论的适用性

构建“接地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杨瑞龙

杨瑞龙，于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在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学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曾获第八届、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不同思潮、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主张进行了不同层次的交锋与争鸣。这种思想的争论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的体制与利益结构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与国际化程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与外资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越来越大于“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经济结构上，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特别是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内需越来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对外开放方面，随着我国积极地引进国外资本、推行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方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从不同的利益主体出发，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思想观点的冲撞就越来越频繁发生，经济学分析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时代的变迁赋予经济学创新的动力和平台。中国的经济学创新实践告诉我们，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所谓理论是指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它对人们未来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但由于实践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把已有的理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就难免要犯错误。毛泽东曾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也就是说，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并不是指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逻辑，而是指那种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最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结晶。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从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走向社会，走向实践，以问题为导向，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点与疑难问题。正是这一特点推动了经济学的创新。

实践证明，无论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还是西方经济学的定理都是危险的。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原理教条化是过去长期形成的学风，研究者遵循的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方法，只关注研究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的话是否一致，从而导致理论的僵化。但近来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化，言必称斯密、凯恩斯、科斯等，当实践与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一致时，就断言实践错了，应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来设计改革路径。其实，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教条化，都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入死胡同。我们常常看到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伪命题，其原因在于理论忽视了所探讨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为了准确揭示我国的经济运行特点，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注意中国的国情。概言之，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要构建“接地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教学模式的创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并非是贴标签，也不是故意的标新立异，更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式，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和教条，立足现实，面向实际，解放思想，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教材体系，对于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出的很多疑难问题显然无法从现成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清晰地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开放道路与发展模式中概括与提炼出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还是为了实现理论创新，都首先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正在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应担负的历史使命。

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就必须创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直面现实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就是当理论与实践相冲突时，让理论服从现实，而不是让现实适应理论。直面现实式的研究并非是不要理论，而是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入手，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所隐含的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直至根据现实修正理论。经济学理论一旦离开现时代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有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理论联系实践应该是适应时代要求的经济学创新的基本原则。为此，一方面应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这会导致“老八股”式的空泛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应排斥完全抛弃理论的经验主义，那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实用主义经济学。

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要求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经济学的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国际化。然而，国际化并非是经济学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不等于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这对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有意义的，但同时出现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值得我们引起关注的，尤其是有些学者甚至用西方经济学的命题来检验现实，凡是出现了偏差的都是实践出了问题，甚至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接的程度来衡量经济学的现代化程度。事实上，受特定制度环境和转轨过程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具有复杂性，有时用在严格假定下的西方经济学逻辑来梳理纷繁的经济线索很困难，甚至会得出远离中国国情的荒谬结论。当然，如果把中国经济学看成是与已有的任何经济学流派没有血脉关系、纯粹以我国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完全由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这样来理解中国经济学则有些狭隘。任何学术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的，人们对前人丰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可使后人少走许多弯路，而且使学术思想具有可交流性。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学家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种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吸收与消化西方经济学，创立既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我们称之为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导下的经济学本土化，它也构成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实际上包含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含义，即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注意中国的国情，在解答我国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的理论与先进的分析方法。

这样一个真正“接地气”的经济学就是中国经济学，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学时代必将到来。

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曹远征

曹远征，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若干省政府的经济顾问。曾长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实际执行，先后主持过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平安保险、中国海洋石油、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和大型国企的海内外重组上市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以及若干转轨国家如越南、蒙古国、捷克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经济顾问工作。

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而且涉及对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的实践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只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上升为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我记得在30年前，还在校园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怀着这样一个愿景，期望从中国经济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当年我作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曾致力于组织推动这一愿景的实现。事实上，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在实践中提炼出许多新鲜概念，比如双轨制，它几乎发展成为分析转轨经济渐进模式的规范框架；比如承包制，它几乎成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钥匙；再比如乡镇企业，其实就是今日倡导的混合所有制的雏形，因为它把土地的收益权以及个人的劳动权和财产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了。但是，那时的理论创新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更多的还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则是体系性的，不仅涉及元概念、理论框架的形成，还要“接地气”。我想这就需要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来划清边界，并加以讨论，这就是杨瑞龙院长讲的中国模式问题。中国模式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宏大课题需要更宏大的叙事方式，但叙事方式背后隐含着人们的认识角度、认识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认识框架，即所谓共识。我想从三个共识谈起，即“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这三个共识都涉及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所谓中国经济奇迹通常这样表述：第一，经济高速增长。至少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9.8%以上。第二，持续时间长。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了30年，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第三，增长质量高。在这一高速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相对比较低，年平均不到5%。第四，宏观经济稳定性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对比较平缓。第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经济高速增长过程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由于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使绝大多数人受惠于这个过程，我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贫困问题，而且提高了生活质量，无论是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还是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大幅度的进步。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既是增长奇迹，也是发展的奇迹。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呢？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可以解释为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工业化进程，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国翻版，亦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现实呈现。从而中国经济的成功，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亚洲的胜利。于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形成并广泛传播。所谓“华盛顿共识”，最早是1989年针对拉美经济凋敝、社会失序问题提出的，但是受到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鼓舞，后由威廉姆森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归纳出十条政策措施，开始推向全世界。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世界银行组织专家撰写的《东亚增长的奇迹》，其中大量篇幅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

如果用中国经济现实对照一下，似乎除了利率汇率自由化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被认为基本符合“华盛顿”共识。如果在这十条中再进一步归纳，有三个基本理念至关重要。这就是：第一，价格自由化。既包括商品价格，也包括生产要素价格，都应是自主定价的，以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第二，私有化。不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对产权的保护，以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通过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为市场经济发育创造环境。这些基本概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解决各国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来构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蓝图，也就被推广到全世界。

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理念似乎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胜利的亚洲国家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即使是当年被认为亚洲国家中表现最好、1996年成功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而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行列的韩国，经济也遇到严重困难。而在那些严格奉行“华盛顿共识”的前苏联国家，以彻底的价格自由化、快速的私有化以及依靠国际援助的宏观经济稳定化著称的前苏联激进派，如盖达尔、丘拜斯等推行的改革方案，其效果更不令人满意，经济快速下滑、通货膨胀高企、经济混乱、社会无序、国家分裂，俄罗斯经济甚至一时被称为“黑手党经济”。

这种状况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华盛顿共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时就出现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其代表性著作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21世纪初组织专家撰写的《东亚奇迹的反思》。“后华盛顿共识”提出不能一味快速地价格自由化，不能一味快速地私有化，只有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才能言及其他。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经验，发现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既没有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现象，也没有出现类似前苏联经济大幅下滑的现象，而具有持续增长特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少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操作主体，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随着评估和反思的深入，2004年有人开始扬弃了“华盛顿共识”，提出“北京共识”。其代表人物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强调政府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它虽然是从国际政治层面提出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我想最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教授用其诺贝尔奖金资助的200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国际会议以及纪念他100岁生日的相关活动。在上述活动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张五常教授，他从他的佃农理论出发，将承包制引入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分析，结论是认为作为对中央政府承包的主体——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影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县可以被看作是一家公司、一家机构，因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和转让权，竞争性的招商促使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和作用成为了元概念，开始受到很大的关注，成为研究中国模式的核心问题。与此相呼应，国内学者也有很多讨论，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提出中性政府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政府是不偏袒任何人的利益的，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一个中性政府，它是以发展为目的，以GDP论英雄，以政府行为为中心构成了“北京共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但是，“北京共识”在逻辑上也是不周延的。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一个政府为什么会是中性的。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理论都认为政府是一个强力机构，是利益的代表，不会是中性的。即便政府是中性的，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不是可以持续？其实人们看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会出现腐败，出现人们所诟病的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姚洋教授也不否认这一点。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这种问题一旦出现，不但会伤害经济增长的公正性，甚至会伤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事实上，总结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重商主义的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主义政府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前几年轰动一时的著作，即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A.Robinson)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我想这构成我们现在讨论的焦点。其实十八大提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也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今天，在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背景下，重新讨论中国模式问题又成为一个热点，自然也会有新的思潮出现。在西方国家的讨论中开始酝酿一个新的共识，即“孟买共识”。它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提出的。大家知道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都有潜在的新古典的刘易斯增长条件，但是其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印度则是一个内需拉动型经济。按照萨默斯的话讲，印度经济“不受注重出口的重商主义所驱动，并且以人为本，重视提升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他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印度“建立在一个民主发展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从而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既不是建立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思想上，也不是建立在“威权式资本主义”理念上。简言之，印度经济模式的根源是其民主制，其经济增长是“合法的增长”。萨默斯预言，到2040年“人们将较少谈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而是更多讨论“孟买共识”。因为相对于中国模式，印度模式更具有持续性”。换言之，未来经济增长模式是印度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收入分配的均等性问题。我们知道要提升消费水平就要扩大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而其结果就是中产阶级的扩大。但是经济现实却似乎不是这样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一本书，就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研究了西方经济300多年的统计数据，发现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当然也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其结论是中产阶级一直在萎缩。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将皮凯蒂的研究发现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相对照，可以认为这一发现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诠释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积累规律。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受这一规律支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皮凯蒂则认为可以通过全球征收资本利得税来加以改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本最新著作，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五人合著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目前中信出版社已有中译本。抛开这些争论不谈，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经济增长要有公正性，要关注公平性。我想这是全球的思考，我们应在这一全球思考中重新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发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服务业正在变成第一大产业。第二，消费正在变成最重要的贡献点。而与这两点相关的是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快速提高。过去五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同步，而农民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太平衡的，是出口导向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有数字为证，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7%以上，现在则不到2%。接下来，如果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能按“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那样，持续与GDP增长保持同步，在2020年之前，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就会翻番。想想看，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居民收入在十年内翻番，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不但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需在现实的扩大，经济增长有了可持续的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引领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道路，因为它提出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老百姓，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经济增长的公正性、公平性不仅进入议事日程，而且在日益体现。我想这是道路自信的基础。

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议题，什么是“接地气”的中国经济学，我个人理解，如果说在30年前，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创造的一些概念是“接地气”的，比如双轨制、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要求我们打破以“大锅饭”为特征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优先是人们的基本诉求，在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历史要求我们本土经济学工作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经济学，并且将它体系化，不仅用于指导当下的经济实践，而且也使明天的经济发展持续化。这就是“接地气”。用通俗的话讲，过去我们的本土经济学是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做的一种诠释，今后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共同富裕的本土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既是中国经济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全球的思潮，更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论自信。谢谢大家！

土地制度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魏　杰

魏杰，于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兼任全国13个省市的经济顾问、15家企业的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曹远征教授刚才讲得非常系统，差不多都回顾完了，我想后面还有一个前瞻，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的情况应该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一点点的复杂。30年前，就是1984年10月，我们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共中央刚刚通过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入校之后就感到中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后来的实践也证明，1984年以后，我们在座的诸位博士们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时机让这些人有了充分展示自己的平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真正开始。其实我们的政治转型开始于1978年，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之后，现在我感觉和30年前差不多，好像又有一轮重大的事情发生。

最近我正在搞两个课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城镇化的课题，因为这是我们改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调研发现，按照我们目前的做法根本推不动城镇化，不仅推不动，而且会出现倒退的情况。不少农民不愿意去城镇落户，农民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与土地制度有关系，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是所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开，就是你要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再把经营权交给别人，你必须是集体所有的成员，要有户口，如果要把户口迁走了，就没有承包权了，因此也不可能转让土地经营权了，所以城镇化根本推不动的原因涉及土地问题。我们现在集体所有土地很奇怪，按人头算，按户口算，结果导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离开了，你就不是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一员，你当然就没有承包权，就不能把自己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别人，因此农民不可以离开，人可以走，户口不能离开，这个问题我估计将来要有重大突破。第二个原因，我们现在仅仅允许农民到建制镇或者小城市落户，建制镇作为正科级的单位并没有什么城市规划权，没有基础设施的投资权，没有民生设施，比如医院的建设权，更谈不到税费，它没有这个权力，它的所有收入都要上缴上级政府，因为它是正科级单位。正科级的单位有很多，比如温州龙港镇优势很好，但是它是一个镇，是正科级单位，没有城市规划权。所以，最近提出搞镇级市，但是要把这三个权力下放了才行，权力不下放，仅仅让人到镇落户没有意义。所以，目前的行政体制要做重大变动才行，如果目前的行政体系还是这个样子，不做理论上的真正突破是不可能让农民愿意到城镇落户的。我现在是一个村委会的顾问，山东省西王村，这个村子连镇都不是，但是有十几万人口，有几家上市公司，它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因为工业聚集起来的村子，但它连镇都不是，是一个村，就更没有权力了。这样矛盾十分突出，因为它不能搞镇的建设，你要搞就是违法，村里要建立学校，要修路、修桥，结果村子没有权力，于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城镇化要突破，一个是所有制要突破，一个是行政体制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我们很难前进，这是一个感想。

第二，现在搞混合经济，应该说这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结果发现混合经济目前根本搞不起来，因为一到混合经济就有不少理论问题，比如非国有经济混合到国有经济来了，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控股，有人告诉我，必须国有控股，我问为什么？他说第一，因为只有国有控股，才能保证我们国防安全，我说好像不对，美国军工没有国家控股，没有国有企业，国防挺安全的。第二，没有国有控股，就不能造就世界级的500强。我说美国好像没有国有企业是世界500强。他后来告诉我，之所以要国有控股，原因是要技术创新，没有国有控股就没有技术创新。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创新最强的是欧美两个经济区，它没有国有控股。后来他说，恐怕有一些民族品牌得国有控股，像一汽、宝钢。我说如果这样讲，那么庆丰包子最应该国有控股，结果是谁控股争论不下，因为大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控股，这涉及国有经济理论的突破。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甚至会使改革出现巨大的逆转，这是一个混合经济让我们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混合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党组织。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企业体制的设置过程，要设党委。因为我们规定，如果国有控股，党委有三大决定权力。结果这个混合经济企业，有美国所有的公司股份，因为美国也投资了，有人问美国股东该怎么办，他说我现在不好投票，我投票赞成你们设立党组织，等于我们支持共产党，我投票反对，你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有党组织，但是党组织不管企业的任何事情，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管党员，别的事不管。但这个模式能推广吗？要推广，恐怕涉及的理论更深刻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估计很难推动混合经济的形成。

所以，我觉得混合经济改革的两大理论突破必须跟上，一个是国有经济理论，一个是我们的党建理论。否则，我们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参加这次论坛我感觉到，和1984年入校的时候差不多，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回答，而且必须回答。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推动我们的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取得了新中国的胜利。邓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用中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抛弃了一些过去的传统观念，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觉得实事求是这个校训很有意义，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想在座的可能除了“老博士”之外，大部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职老师，我觉得应该用实事求是这个办法推动这一轮改革。我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大家！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经验与数理逻辑

黄泰岩

黄泰岩，于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年会秘书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先后入选北京市第一批跨世纪人才、教育部第一批跨世纪人才、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前面的学者把回顾和前瞻都说了，我只能在回顾和前瞻下面做点小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盖房子首先要有房子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样式，所以现在搞经济学不能简单地做事，当然也不能把美国的白宫搬过来说成是中国的经济学，所以我想中国经济学的大厦应该是超越了现有理论框架的一个全新的东西，既有包含性、继承性，还有创新性。我想很难说这个大厦的框架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努力地做这个课题。我想从方法上探讨一下，既不是狗窝，也不是白宫的中国经济学的大厦。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即使再另类的房子，也要有房子的基本特征和具备房子的基本要素。所以，构建中国经济学，就不能离开世界经济学文明发展的大道。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但又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文明成果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中国经济学又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把美国的白宫搬到中国，它还是白宫，绝不会成为中国的四合院。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既要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又要有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是超越了现有经济理论框架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既有对经济学一般科学成果的继承性和包容性，更有植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伟大实践的创新性。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从一个小的视角，即从构建的逻辑角度谈一下我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一点想法，向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同行请教。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逻辑，概括起来无非有三个：一个是理论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到极致的逻辑。我们这一代老博士今天还引以自豪的就是具备了一些理论逻辑的研究资本，这得益于当年我们认真学习了《资本论》三卷，而且是逐字逐句地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同学们在一起还争论不休。期末考试时，老师非常严格，不仅考第几章第几节的内容，而且还考某一页下面的注释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如果说我们还有点儿理论功底的话，就是得益于当年认认真真把《资本论》读了几遍，从中学到了理论的逻辑。这个理论的逻辑，现在来说就是要有新思想、新观点、新范畴、新体系。失去了这些理论的创新，再美妙华丽的工具和模型也不可能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如英国女王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提出“为什么没能预测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发问就令英国经济学界汗颜。他们在回复女王的信中坦陈道：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没能从整体上理解系统的风险，也就是在金融风险的研究中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有的英国经济学家还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数学技术的过度偏好使经济学偏离了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把握。因此，经济学家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个逻辑就是经验逻辑。这就是用世界上各类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我国60多年的发展经验做两件事：一是检验和修正已有的理论和范畴，该继承的继承，该放弃的放弃，该丰富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已有的理论；二是从已有的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新的理论和范畴，实现理论的创新。虽然在改革上，我国所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在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成功进行了经济转型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有一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尤为珍贵。强化经验研究方法，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归纳出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规律，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避免误入歧途，将是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我国经历了60多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和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发展经验，为经验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领域，从中可以总结出改革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为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贡献中国经济学人的智慧。其实，目前热销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经验验证和理论提升的经典之作。再如，大家讨论中国能否实现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新常态，有人就认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腰斩的发展阶段。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越30年高速增长的大限。但是，我们的研究却发现，这些经济体之所以在30年高速增长后出现增长速度的腰斩，原因在于它们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日本高速增长结束5年之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韩国高速增长结束4年之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台湾高速增长结束3年之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从它们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发展规律，这就是高速增长的结束是和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相联系的。中国目前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因而我国完全具备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这就是经验逻辑的结果。

第三个逻辑是数理逻辑，就是对新的理论要做出数理和计量的验证，找到不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增强理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重宏观轻微观、重整体轻局部、重理论轻技术的偏向的确严重存在，因而近些年来许多经济学人向重视微观经济问题、局部经济问题研究转变，以及在研究中广泛运用数学技术，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然而不幸的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需要尽早引起足够的警惕，以免重蹈西方经济学的覆辙。这种警惕在中国尤为重要，主要因为：一是现有的模型和数理工具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的理论框架和运行体制中生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中，脱离对模型和工具的中国化修正，就可能出现水土不服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努力到最后，只能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增加一点中国元素，就像《变形金刚》当中让李冰冰短暂亮相而已；二是由于我国制度和体制总是处在不断改革变迁中，这种制度和体制的不确定性大大损害了模型和数学技术运用的有效性。

我们必须要把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数理逻辑有机融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能构建出真正既符合经济学一般发展规律又接中国地气的，拥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谢谢大家！

经济学研究的四大环节

金　碚

金碚，于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兼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China Economist (期刊)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20多项国家级和部级奖项。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参加“老博士论坛”。今天大部分与会者都是经济学或者管理学专业的，看来经济学在目前我们社会科学里面地位非常显赫。问题是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经济学手中的“金刚钻”到底是什么？首先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它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说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但是，无论如何表述，我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经济学家想研究“经济”，但问题是“经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研究对象很难把握。那么，经济学家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制造概念，把一个本来是连续的世界，用定义概念的方式来把它概念化，否则你没有办法观察它、把握它。所以，经济学首先要创造概念。比如说供给、需求、投资、消费，都是经济学家们创造出来的概念。用这些概念来把握我们需要观察和认识的客观现象。问题是所有经济学的概念都是很难精确定义的，可以说，没有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可以精确定义，比如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给，什么叫投资，什么叫消费，很难精确定义。这些概念都是对现实过程中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观念抽象。也就是说，我们只用了一个归纳逻辑的方式制造了这些概念。总之，经济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这个现实世界概念化，或者叫“定义概念”。

有了被定义的概念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要让概念逻辑化。刚才黄泰岩校长讲了，我们要构造一个逻辑。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希望用一个演绎逻辑构造一个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概念体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希望在一些简单假设和定义的概念的基础上构造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构建，也就是要把被定义的这些事物和事件放到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框架中去理解。这是经济学家做的第二件事情，即“构建逻辑”。

构建逻辑以后，就能研究现实了吗？还是不行。所以，第三件事情必须要进行指标化，你要把所有这些概念逻辑用指标来表示。比如经济学定义的统计概念中所说的“投资”到底指什么？企业买了车叫投资，私人买了车就叫消费，企业买家具是投资，个人买家具叫消费。但是个人买房子，就不是消费而是投资。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了我们能够观察世界，我们必须把这个概念和逻辑体系指标化。而指标都是具有主观性的。有了指标还不够，光有指标没有用。

我们要做的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把它统计化。就是这个指标我们是可以统计的，最后是可以变成数字的，如果没有可统计的数据，经济学就无法刻画研究对象，不具有应用价值。所以，经济学最低限度要有这四个环节，我们手中的“金刚钻”，就是经过这四个环节产生的。

那么，在经过了这四个环节之后，如何看我们需要观察的现实呢？这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有很多的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概念，概念的设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马歇尔说过这个问题，世界本来是连续的，对于一个本无界限的世界我们要定义概念，一定会产生很多偏离。第二，我们构建这个逻辑体系，把它精确地构建为一个演绎性的逻辑体系也很难。所以，经济学家找到另外一个办法，什么概念可以精确定义呢？数学可以精确定义。所以，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逐渐走向一个方向，就是用数学的概念来代替经济学的概念，它解决了一个逻辑精确定义和可以进行严密逻辑推演的问题。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远离现实。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经济现象。那么，经济现象中包括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的行为。无论你讲资源有效配置也好，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关系也好，本质上都是人的行为。但是，在经济学中你必须首先要定义和假设人的行为。问题是人和人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行为可能差别很大。比如说什么叫消费？什么叫效用最大化？在一个西方人看来，所谓效用最大化就是我一辈子生产的东西是我一辈子的收入，能够在我这一辈子使它转化为我的消费，我就是利益最大化了。所以，西方经济学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就是消费倾向，短期的消费倾向。后来弗里德曼说，用短期的消费倾向来解释不理性，理性的应是用生命周期来解释，即一辈子生产的东西、创造的东西，变成你一辈子的效用，你就是理性的人，你就是实现了最大的个人效用福利。美国人可能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在个人的消费函数中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希望一辈子创造很多收入，积累很多财产，要把财产传给他的子女。中国人在行为上和西方人差别很大。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调查说一个日本人去世的时候，据统计平均有7 000多万日元的剩余，问一个日本人说，你会用7 000多万日元的剩余干什么，日本人说不知道，所以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和日本人的心理有关：老年人不知道如何花钱，不存在会使自己一生的福利最大化的“理性”。而问西方人，如果你在去世的时候有20万欧元，或者20万美元，你会干什么？80%的西方人说，我不会有这么多剩余的，当我去世的时候，钱都用光了并且不欠钱就行了，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行为是80%的老人没有剩余，或者认为有剩余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问中国人，80%的中国人会说，更多的财富会让我的子女来继承。中国人不仅要为自己买房子，还要为子女买房子。总之，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各不一样。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定义人的行为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谓“经济人”就是无民族、宗教、文化等一切差别的“理性人”。这样的经济人在现实中不存在，但经济学必须这样定义人的行为，否则难以构建严密的演绎逻辑的概念体系。

所以，当我们研究中国现实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中国人的行为是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定义符合中国人行为的经济学的概念，定义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后面几个环节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儿讨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的经济学，我们大概还是会遵循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和逻辑。因为不可能直接地把握客观现实，你必须要制造概念，然后必须要构造逻辑体系，必须要把它指标化，必须把它可统计化。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在这四个环节上所做的事都还很不够，我们现在的概念、我们现在的指标，以及我们基于这些指标和概念所形成的统计数据都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做经济研究的时候很困惑，我们拿不到数据来刻画当前的现实，我们的数据离现实太远了，连统计局也承认太远了。但是，数据距离现实太远不是我们的过错，是经济学的性质所致。所以，在座的各位，有老博士，也有年轻的博士、年轻的经济学家，我想我们将来要构造一个中国的经济学，或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模式的话，博士们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要把我们手中的“金刚钻”打磨得尽可能有力了，才有可能得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谢谢大家！

实事求是，做好中国经济学的研究

李　扬

李扬，于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1992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大家都知道，我是做金融研究的，也顺带研究财政，一直都是形而下的，让我一定要讲一个形而上的题目，就是讲思想、讲中国经济学的问题，我考虑再三，还是讲一讲，虽然我不熟悉，但是有一点心得。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这个事很难做，但是应该做，是可以做的。说它很难做，是基于我的一些实践。大家都知道，20世纪末，在黄达校长的支持下，我们编写了一本《中华金融辞库》。辞库的前言是我写的，我想要讲讲中国的金融学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范畴的，黄老师说该讲，但是不好讲，他说你可以试一试。怎么试呢？我们先后开过三次全国性研讨会，讨论我们中国学者研究金融学这么多年，能留下什么？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我们的贡献。第一次我们让100名搞金融研究的教授推荐，自己的也行，别人的也行，结果是五花八门，看了之后非常的遗憾，我们能够称为理论的很少。中国经济学，必须要符合这些要素：理论；稳定的概念，内容恒定的概念；范畴及背后的逻辑；它的方法，这一点中国金融学里面非常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理论太过于轻率，什么都是理论。有人率先提出中国的银行要进行市场化改造，认为这是理论，然后要推荐，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从头到尾主持这个事情，经历了几次，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这是很多原因导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基本的理论素养不高。如果推而广之到经济学，我觉得困难肯定是相同的。不光是难在实践，还难在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素养、我们的训练是不够的。

我说它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就是因为经济学、金融学作为一个致用学科，是对实践的总结。你实践中有这个东西，这个实践被证实是有效的，是成功的，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总结，而且是可以推广的经验。我们经常听到外国朋友说，中国经济这么成功，一定是因为你们做对了什么。所以，希望我们把我们做对的东西总结出来，我觉得外国人说的话很中肯，我们要把我们做对的事情总结出来。在中国，只要过去没有，就说它是创新，这太轻率了，创新为何物？把小事情说成大事情，是很恶劣的学术风格。我在我们社科院大声疾呼，不要不知学术为何物，不知理论为何物，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说成理论。你翻过来是创新，调过去也是创新，再翻一遍还是创新，这没有道理。所以，创新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背景。

回过头来，为什么要做呢？我们这几十年来，确实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不是具有理论性，别人是不是可借鉴，有一个参考标准。现在国际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印度摸着中国过河”。它就说明，中国过去做的一些事有可复制性，有规律。别人拿去之后，马上GDP就能增加一个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经济学，我们的理论。由此看来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这个东西确实是以成败论英雄，不管我怎么做的，我成功了，对致用来说，这是最终的标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方面，既然我们承担这么重的历史责任，我们就要找到中国的经济学，我们从哪些土壤中来寻找理论的结晶？我想第一是从实践中和既有的理论中寻找。对中国来讲，我们很好地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其实没有总结好，经济怎么就上来了，怎么就下去了，经济增长还没搞清楚，就下跌了，我们所有事情都没有很好地总结。在发达国家，像美国，它那种学术的传统，学术的规范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在本轮危机中，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是一个研究危机的专家，大家知道，在美国，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个学科，社会科学、社会现象不能做公共实验，所以危机中暴露的事情值得我们反反复复地发掘，伯南克就是研究危机的专家。伯南克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有太多的重要工作没有做，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再回过头来做，我们有多少回过头来可以做的东西，理论研究还是要持之以恒。

第二是要从中国经济学的传统中去找，这个方面我真是做过一些功课，请教过一些专家。主要出发点是“经济”一词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在学校里得知，它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但是有专家经过非常详细的考证说，“经济”这个词是中国的。早在唐朝就有非常完整的关于经济的这样一种说法。而大家经常会说，这个词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其实查找日语原文，日本人说，“经济”这个词是从中国翻译过来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倒不是说我盲目自大，我相信它也是因为基于我的一个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参加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权管理的改革问题。目标是想让土地使用权能够流转，现在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设计的。为了做这个课题，两年内我跑了很多国家，一开始我们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才知道土地能够界定出很多可以交易的权利，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土地可以界定出一百多种权利，每一种权利都可以交易。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产权理论，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学了很多东西，结果瑞典的经济学家说，我们是从中国学来的。他说，在宋朝有很多传教士到过中国，你们那个时候的地主就知道地板权、地表权、地下权，中国土地出租的制度就是把物理上不可移动的地分成很多权利进行交易，说这是我们从你们那儿学过来的。我认为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最精髓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我们肯定没有很好地去继承。当然，仔细看一看，特别是我很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所做的努力，我们汗颜，我们那个时候的学术水平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我们现在半点都没有学到。中国经济学其实有自己的一套，比如中国经济学意义上和西方经济学就不一样，西方经济学是从个体出发构建出一套体系来，中国直接就是经邦济世。我们的科举制度，考的就是经济学、管理学，中国不缺这些东西，中国有非常好的传统。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说，我们今后所谓中国的经济学，绝对不是中国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意义，我们潜在的还是那个意思，经济学是多元化的。我们不要定义于一帧，因为世界文明是多样的，每个文明都会产生与自己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学，不是要树立完全取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套体系，而是要产生一套能够说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道理、一些规律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使得那些跟中国情况差不多的国家可以复制。这就是我们的一些东西。

第三是要从西方的理论中学。马克思曾经就说过，有法国的经济学，德国的经济学，英国的经济学，说得很清楚。其实这就是说，经济学，哪怕我们笼而统之地说西方经济学，也是多样化的，我们应当多样化地吸收。当然，第四个来源是中国之外这些国家的实践。这些年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应当吸收。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的看法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少谈主义，少空想，应该实实在在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一两件，我完全同意魏杰，像我们研究到这个地步，根本得不了诺贝尔奖了，所以我多样化，要研究一些问题。基于这个思路，我这些年，还有我们社科院很多人在琢磨，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东西是可以有中国特色的。

第一，关于工业化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觉得就是一个小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计量史学的成果，就是通过计量史学的研究，认为两千多年来，这个世界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工业化，其他事都不重要。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都符合马尔萨斯循环，人多了，引起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实际收入降低、生产力下降，于是饥荒、瘟疫出现，使人口急剧减少，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大幅度回升，收入又再度回升，周而复始，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财富才可能积累，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迂回生产，因为有了迂回生产，我们大量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物化，可以被继承，可以被改造，进一步地迂回发展，使得我们最终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这非常重要。中国可以说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摆脱了马尔萨斯循环的大国。那么，原因何在？这需要讨论。

那么，计量史学的结论是什么？工业革命很重要，这就要探讨了，它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发生。西方的结论说是宪政，还有是政权更迭的一个非暴力性。我们说它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其实现在看来它是好的。于是有人就要把它套过来了。但是，中国显然不是在宪政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我们的秘诀在哪里？比如刚刚曹远征说承包制，可能就是一个秘诀。政府的积极作用，很可能就是秘诀，我不是靠宪政激发所有人的活力。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应当总结中国如何越过了工业革命的坎儿，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发达经济体的路径，这是可以总结的，外国人最羡慕的就是我们这方面。

第二，与此同时，人口红利的产生、消亡，以及它的再现。人口红利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大家谈得很多了。但我们谈的时候，都忘了一件事。我们上学的时候，人口被说成了中国的什么事件？癌症。老师无一例外都说，中国人口是没治的了，因此中国经济是没治的。它何以就成了红利了？今天我们说所谓红利消失是因为人口少了，又涉及毛泽东所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还有人说，人是口，所以要控制人口，现在我们实现的是毛泽东为我们提供的人口红利，因为我们多生了孩子，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人口参与率提高了。但是，人是手，压不住口。老博士们都有这个经历，上山下乡，因为城里面养不活你。但是，它今天怎么成了一个红利了呢？我们觉得它的根源还是与中国完成工业革命的那些制度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我认为把这个问题研究好，我们才能研究人口红利失去之后，我们怎么再造人口红利，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研究的。

第三，政府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里面，政府是一个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姚洋说，所谓中性政府，是非常抽象的。我想说，在中国，我们要论证的是好的政府，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政府，如何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试想世界上哪一个政府像中国这样，哪一个政府它的人民称它是父母官，哪一个政府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反过来我们人民在骨子里希望有一个清官，和美国人相反，美国人绝对不希望有什么中央政府，这是文化的差异，是政治制度的差异，是历史传统的差异，而且中国这个文化，这个制度，这个传统，有五千年历史，美国历史那才几百年，你有什么理由说我这个不好。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边的特征总结出来，拿来和它做比较。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因为经济学家也都看到了，中国成就的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是因为政府发挥作用，所以西方国家顺手就从西方经济学中拿一个概念，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国家出面搞资本主义，说这个，承认了我们国家有用，但是要拉到他那个框架中去解释，这恐怕是不行的。

我记得我们老博士们在上本科的时候，大家都去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面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和《资本论》中所承认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经济学里面讲的生产方式、哲学里面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这些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既然不一样非要塞到共同框架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掘出我们经济学的一些特点呢？还是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是多样的。

第四，城市化的问题。中国城市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走不下去了，我们再回头想，我们是不是看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是有中国的特殊道路，或者说特殊含义，不该这么搞呢？从起点来看，欧洲的起点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国从来都是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起点不一样。乡村统治城市是欧洲的特点，中国何时有过乡村统治城市，欧洲在那个起点谈城市化，跟我们这个起点谈城市化，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起点不一样，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也不一样，城市的形成过程也不一样，不能用外国的标准来规范我们。用他们的标准就搞错了，国家发改委搞了一堆规划，规划到现在，离实际太远了。关于人的城市化，魏杰很清楚，农民不愿意城市化，怎么办？所以，产生于东方社会的这种中国经济，它的城市化，它的含义，它的起点，它的过程，它的影响要重新考虑。我们考虑的这些东西，印度可以直接拿去借鉴，巴基斯坦，包括非洲都可以直接拿去借鉴，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它不是先进的农村和落后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我们社科院有一位教授说大家都误会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有一大堆的曲折。

总之，我就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真好，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好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