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哲学角度看众包和威客
互联网的威力印证了技术与社会关系互为推手。
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技术，互联网社会则体现了新技术的兴起再一次改造了人类社会。
关于技术进步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将生产力发展视为最初的动力，显然是在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联系纽带是信息的传递。
一旦信息连接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生态系统就会必然发生彻底的变化。
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他在其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指出：技术，特别是“新智能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具有巨大影响。
互联网实现的不仅是计算机之间的互联、人的互联、人与物的互联(物联网)，它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是思想互联。
1996年，曼纽尔·卡斯泰尔历时12年创作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提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在思想互联的过程中，每个人的价值都可以得到尊重，来自不同智慧头脑中的思想可以互相碰撞、借鉴、补充、启发，从无序到有序，从散乱到集中，从微小到宏大，结果是激发出蒸汽机工业时代无法想象的社会力量，并且带来众包、威客、创客等这些全新的社会形态。
案例：李克强总理研究“创新工场”等新型创业模式，扶持“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注1
“创客”翻译自英文“Maker”，也可以翻译成“制者”。无论是鼓弄电动机，或是裁剪布条，还是拼接塑料片，只要是在实现自己脑子里的创意，就算“创客”。很多“创客”不图盈利，只为好玩。
“创客空间”=车间+艺术工作坊+实验室，它也是创客们的交流中心。近几年兴起的“创客空间”，上承美国科技人的“车库传统”，有人称它象征了“美国制造的大众文艺复兴”。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初就宣布，之后4年要在1 000所美国学校引入配备3D打印机和激光切割机的“创客空间”。
“众创空间”是新的互联网时代下的创业服务机构和孵化器的代表，是创新创业者自己的家园，“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厂”等等都是表现形式，关键是为创新者提供开放的环境，带来视野和机会，消除障碍并打破原有框架，既能提供办公和投资人，还能作为互相交流和思维碰撞的场所，并且不局限于线下也不局限于地域。
2014年6月，奥巴马在白宫举办了“Maker Faire”活动(创客展会，也称创意嘉年华)。2006年首次举办的这类活动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各大城市。深圳2014年也举办了创意嘉年华。由于深圳有齐全的机电小零件市场，所以受到世界各地“创客”的青睐。
位于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的创始人潘昊本是一位开源硬件供应商，他的客户90%以上来自国外创客。2011年潘昊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公益性质的“创客空间”，希望普及“创客”文化。“每个城市都一定有些热爱发明、有想法、热爱科技的人，但没有很好的地方把他们聚集起来。我们希望‘创客’能变成一种带来快乐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去‘创客空间’，就像下班去看电影一样，去享受实现自己创意的快乐。同时，他们也有可能创业，或者将技能作为一个收入来源。”
2015年1月28日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顺应网络时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构建面向人人的‘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平台，对于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带动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具有重要意义。”
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详细说明了对“创客空间”的政策支持：一要在“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二要加大政策扶持。适应“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集中办公等特点，简化登记手续，为创业企业工商注册提供便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对“众创空间”的房租、宽带网络、公共软件等给予适当补贴，或通过盘活闲置厂房等资源提供成本较低的场所。三要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财税政策作用，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培育发展天使投资。完善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机制，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科技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质押等产品和服务。四要打造良好创业创新生态环境。健全创业辅导指导制度，支持举办创业训练营、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培育创客文化，让创业创新蔚然成风。
“众创空间”引起国务院及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的背景是中国正处在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期。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的创新在美国这个创新的温床中诞生一样，为了满足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本土化的、基于中国人的创新，以及由此适用于全球的创新势必会大量发生。
不过，目前“创客空间”的地域发展还不平衡，很多城市缺少基础的创客创新设施。二三线城市的“创客空间”和创客，尽管有的拥有与一线城市相近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缺乏以北京和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的视野和机会，导致创新遇到瓶颈。
这就给通过网络创业的威客平台和广大威客们创造了机会。
管理理论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已经从只限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智慧分享，进化到了全球范围、打破企业之间壁垒的智慧交换、分享。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组织里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不幸你所在的公司不是学习型组织怎么办？难道只能像富士康的员工那样跳楼？在“群体创造”的“众包”级学习型组织时代，哪怕你遇到的公司不是学习型企业，你的老板不是学习型老板，你照样有自己的活路——当威客。
互联网在同一个平台上可以联系几乎所有个体，网络百万、千万倍地扩展了个体的交往范围和交往空间。网络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便利和自由行动空间。所以，对于上网者而言，个体化的社会倾向更加凸显。再加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们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变得更少了。由于有了网络的便利条件，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依赖于网络，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网络化、数字化的生存模式，于是，人们变得更加愿意待在家里。“宅男”、“宅女”成为新的流行称谓。所有这些，造成了“个体主义”盛行的局面。
网络上的互动具有平等和自由的特征，更具有多通道的特征，呈现“多点对多点”的全新模式。
有了互联网，我们的地球开始变得更像一个大脑。每个人都是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网络线则是联结这些神经元之间的神经。
在蒸汽机工业时代，人们重视物质产品的生产。财富的体现往往是物质。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重视思想产品的生产，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幸福的分量开始超过物质、金钱财富的分量。而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层面、思想层面上的主观概念。
当然，重视思想、精神、幸福，是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奴隶社会，奴隶在自己的温饱还得不到保证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兴趣去研究物理和哲学；那时的哲学家基本都是奴隶主。
群体创造、众包、威客这样的价值创造形式，依靠的是人对美好世界的最为本源的追求，也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1835年马克思写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表达了愿为全人类服务的决心和自己独立进行创造的抱负：“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6页)虽然我们达不到马克思的境界，但是马克思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选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马克思其实就是一名威客。他没有在任何单位就业或自己创业当老板，他依靠写书、写文章投稿给报纸、杂志赚取稿费版税谋生。
1937年，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其成名作《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回答了“公司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他认为公司的价值在于将时间、争论、混乱和错误等“交易成本”最小化。但是，半个世纪后，太阳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比尔·乔伊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发现：“不管你是谁，大部分聪明的人实际上都在为他人工作。”换言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公司并没有雇用最聪明的人，而是选择了那些更合适的人选，这被称为“乔伊法则”。
而今，开放的虚拟世界为破解“乔伊法则”提供了条件。每一个“聪明人”都可以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施展拳脚，同时，无数个体叠加在一起，又会产生1+1>2的效果。在《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一书中，有“数字经济之父”美誉的新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告诉我们：“世界就是你的研发部。”维基百科网站的巨大成功，揭示了未来世界的四个新法则——开放、对等、共享以及全球运作。这些精神法则，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教育、制造、休闲娱乐，并借此改变我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独立设计师于惋宁跟一些新锐设计师朋友创建了一个名为“Fashion Now”的平台，模仿世界四大时装周的样子，分为春夏、秋冬两个时装季进行新品系列发布。今年10月，他们的第三季发布，已经在圈内圈外出了名，成员之一的朱威特感慨他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全世界的年轻设计师变得越来越相似，国别的差异越来越小，更容易产生共鸣了。我们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注2
个体能量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以放大。依托越来越便捷的科技，我们要比以往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容易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