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冯其庸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的主要内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吗？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是重叠的，但国学并不能完全等于传统文化研究。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在西方文化大举袭来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产生了“国学”的观念，来应对西方文化进入后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与西学、现代学科相区别的一个分类，来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其范围就广得多，既包括学术的形态，也包括非学术的形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比国学的内涵大，国学是一种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的态度上看，国学的特殊性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搞国学的人之所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个人的生计、名利，也不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功利，而是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古代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济世安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宗旨，应该首先得到继承和弘扬。在研究方法上，国学研究不排斥学习、借鉴、引进外来的研究方法，但更强调对传统研究方法合理因素的吸收和继承，或者说，它是在传统的训诂、考据、义理、词章方法基础上，去吸收、融合西方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学不仅是在现代西学冲击下对固有知识体系的一个简称，同时也因为这个固有的知识体系里面它有一些内在的脉络，一些固有的体系结构，而对此是不可以用西方文史哲的研究方法来简单处理的。相反，只有既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才有可能在国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创办起，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工作，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近三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择要取精，在教学、科研上对国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不提倡对“什么是国学”作定义式的讨论，甚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而是鼓励我们的老师在教学、科研中去摸索国学的基本内涵，搞清国学自身的规律及特点。读者看到的这套“国学研究文库”，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部分老师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收入了一定数量来自社会的稿件，每部稿件都经过专家的严格审定，达到了该领域的较高水平。本文库将每年推出几部，希望能持之以恒，积少成多，对方兴未艾的国学事业添砖加瓦、推波助澜。

2008年4月3日

序

2005年，我应邀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次年，卢燕新同志考入国学院。他是人大国学院第一届学生，也是我从事教学工作后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在开学后不久的师生见面会上，他对我谈起读博期间打算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想法。这一领域，我曾作过一些研究。1992年，我和美国密支根州立大学李珍华先生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1996年，我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此外，我还撰写了几篇论文，相继发表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虽然，这几年，学界对唐人选唐诗研究渐有升温的趋势，但，据我的观察与体会，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听了他的想法，我很高兴，便建议他从搜集材料入手，多积累、勤思考，力争能够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卢燕新同志极为勤奋。2006年10月中旬，也就是在确定研究方向一个多月稍后，我在南京开会，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怀疑《翰林学士集》所收录诗人的部分职官题名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人均题有职官，长期以来，学界将其作为研究这些诗人的资料，其是否有误，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我希望他详查资料，最好撰写一篇小文章。稍后，他撰写了《〈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2007年，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此后两三年，卢燕新同志在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这一领域渐渐步入正轨，相继在《文学遗产》、《文史》等期刊上发表近十篇文章。在此基础上，他逐步完成了博士论文总体构思。

他的博士论文定名《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共设三个部分：第一编总论部分，重点探讨唐前所编纂诗文总集及其对唐人的影响、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社会文化背景、唐代编纂者及其心态、编纂人员类型特点、选本批评及其特征、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传播规律等。这一部分，他没有局限于对传世十三部诗歌选本的考察，而是把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与文总集同时纳入研究范畴，上溯其源，中论其变，下述其流；既研究编者群体，又研究编选收录的文士及其作品，也研究传播过程中的错讹舛误。如第三章第三节，据李康成《玉台后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蔡省凤《瑶池新咏》等五部传世诗总集，考察唐总集编纂家选录女性诗什及其心态。又如，第五章第四节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重点，考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在传播过程中的重出与误收，等等。这些研究，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体考察，其研究视野是值得肯定的。

论文第二编分论部分，以个案研究为主。他重点选取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的几种选本，或探讨编纂人，或研究编选内容，或考辨收录文士及其作品，或论述编选家选本批评的得失。对唐人编纂的有些集子的研究，虽然学界成果甚丰，但是，卢燕新同志仍能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河岳英灵集》，他以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杨士弘《唐音》、明陆时雍《古诗镜》、明高棅《唐诗品汇》以及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等前人成果为参照，统计殷璠选古体诗174首，占全集选诗数的75.6%；选近体诗56首，占全集选诗数的24.4%。这样，他用数据分析的方法，使今人能够看出殷璠对古、近体诗的不同态度。有些集子，学界关注较少，他的论文则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如《西汉文类》，这是唐人编选的为数不多的仅选唐前文章的集子。该集久佚，宋人做过一些整理，但后来，整理本也散佚存残。因此，关于该集的编纂人、编选特点等，都有研究的必要。卢燕新同志的论文指出，柳宗直生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卒于元和十年（815）七月十七日，享年三十三岁；《西汉文类》乃柳宗直“配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学古者’提供借鉴之蓝本”，“《西汉文类》追求高古壮丽、比兴风雅、简野质朴，而反对靡荡华丽文风”，等等。其他，如考论《续诗苑英华》、《群书丽藻》等。这些集子，多已散佚，加上相关典籍资料较少，今人往往很难明察其详切体制特征。因此，这些研究，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文第三编为文献整理辑佚。这一部分，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辑补杨恭仁妾赵方等编选《宴乐》五卷、吴兢纂《古乐府》十卷、姚合纂《诗例》一卷等，总15种。同时，他又辑考温彦博《古今诏集》、王方庆《王氏神道铭》、李吉甫《类表》、马总《奏议集》、李太华《新掌记略》、林逢《续掌记略》、五代前蜀刘赞《蜀国碑文集》等唐人编选的文总集，总75种。这些考证，澄清了《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的阙漏错讹，对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做了一次很好的文献整理工作。

《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在总体研究结构上很有特色。全文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照应。第一编为总论，乃宏观研究，是论文的主体；第二编分论部分，采用学术界传统“四唐”分期，虽以个案研究为主，但论文兼及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特点；第三编辑考部分，旨在照应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这样，全文将理论研究、个案探微、材料考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光阴似箭，转眼，燕新同志已离开我到南开大学工作了五年。这期间，我常常思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每次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与他讨论问题，他总是提前到公交车站接我。好几次，我去他宿舍看他，为了迎接我，他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打扫卫生。他读博期间，我和他平均每礼拜至少见面一次。为了更好地交流，我们选择地点时往往不拘一格：有时，我俩在国学院办公室讨论；有时，我俩在国学院资料室共同检阅典籍；有时，我俩在校园散步交流；有时，我俩坐在校园草地上畅谈。我和他谈学术、谈生活、谈他的理想……有一次，因冬天寒冷，我俩便坐在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会客大厅讨论他的稿件。另有一次，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论文答辩，为了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特意约他提前到北大，我俩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他是陕西人，每学期开学，我都要约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陕西餐馆小聚。我们一面品尝陕西菜肴，一面交流他新学期的打算。每次放假，他离校前夕，我也会约他到陕西餐馆餐叙，话别之余，我们一面交谈他一学期的收获，一面也会谈谈假期各自的工作安排……往事历历在目，每一次，我俩总是那么愉快。

毕业后，他经常用电话或书信和我联系，我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学术发展。2010年，南开大学举办唐代文学会，我希望他多做接待工作、谦虚学习。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2012年新疆唐代文学会，他就被推选为理事。他的工作取得新的成绩，我很高兴。

为了给他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2011年，我推荐他与卢盛江教授合作承担智品图书出版公司唐诗选注工作，又推荐他二人为该公司中国历代诗歌选主编。2012年，台湾三民书局请我推荐几位学者撰写唐代文学史，我便推荐了他。2013年7月，泰山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教材》，我又推荐他为编委成员。同年8月中旬，我介绍他参加浙江宁波鄞州区宣传部举办的浙东文化学术研讨会。孔子《论语·季氏》曾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想，只要能有益于燕新同志的学术发展，我愿足矣。

而今，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为之感到高兴。同时，我相信，虽然他的论文获评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会戒骄戒躁，不止步于现状。据我的观察，他所感兴趣的领域尚有广阔的空间，我预祝他做得更好。

傅璇琮

2014年春于北京六里桥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