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人口规模

秦汉时期，户籍管理制度已很完备。早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要求“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灭六国后，这一制度遂被推行于全国，并被继起的汉朝所继承。从出土竹简看，户籍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与健康状况，男丁的身高，家庭财产与类别等。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向朝廷汇报包括户口在内的重要数据和事项，称为“上计”。《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分别记载了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的分区户口数，其原始依据应当就是各郡国上报的户口数字。这两个分区户口数的存在，使我们对北京地区人口数的估计，建立在比先秦时期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但秦汉历时400多年，仅有两个时点的分区数据显然不够，因而我们对秦汉时期北京地区人口数量变动轨迹的描述，仍是十分粗略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补正。

一、秦朝时期

战国末年，秦国势力强盛，燕及东方各国岌岌可危。燕太子丹为缓解危急局面，派荆轲去刺秦王，未能成功，秦军加紧攻燕。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入燕都蓟城，燕王喜逃往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入辽东，掳燕王喜，燕国灭亡。经过战国末期频繁的战争以及亡国的冲击，燕地人口必定损减很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列强争战的局面，本来可以创造一个有利于人口增长的良好局面。但秦始皇却“臣畜天下”，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人口恢复的政策。其一，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百姓动辄得罪，“乱狱纠纷，烹俎车裂，黔首穷愁，饮泣永叹”。在这种政策下，地方官吏亦多苛酷，如范阳县（治今河北定兴县南）令徐某“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当时必定有很多百姓死在酷密的法条之下。其二，秦始皇穷奢极欲，工程繁兴。秦始皇在咸阳附近建造了很多宫殿，“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始皇为自己建造的陵墓，“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修筑长城、驰道、直道，工程也很浩大。有学者估计，秦时每年在外服役的青壮男女和刑徒达300万人以上。除服役本身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外，还延缓了婚育时间，从而造成出生率下降、性比例失调等问题。时有民谣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三，秦始皇屡屡迁徙民众，将包括燕地在内的各地富豪12万户迁到咸阳，还大量迁发百姓实边，南戍五岭者即多达50万人。总之，秦朝“臣畜天下”的政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因此，秦朝时期，人口不可能增长，应当是继续下降。

关于秦朝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从史籍中找不到可供推测的最低限度的数据，只能根据全国人口减损的幅度加以估计。但关于秦朝全国的户口数，亦未留下任何统计资料，所以学者们的估计各不相同。如范文澜估计秦朝时全国人口有2000万左右；胡焕庸、张善余估计秦统一中国的时候，人口应由战国高峰时期的3000万人减至2000万人；赵文林、谢淑君估计秦初有2000多万，秦末汉初降到2000万以下；王育民推测秦末全国人口不会少于战国盛时，即不少于2000万；孙晓估计秦统一前七国人口约1500万～2000万，秦统一后人口数量与统一前持平；路遇、滕泽之推测秦初人口为2000万，秦末为1700万；焦培民推测秦朝当有3000余万人；高凯估计秦初在2000万以上，秦末降至1800万。

葛剑雄希望对秦朝户口的推测，能够建立在一个可靠支点上，主张以西汉初的人口谷底作为推算秦朝人口的基础。他指出，以前关于西汉初人口约600万的旧说是不合实情的，经重新估算，西汉初的人口最低数应为1500万～1800万，而秦汉之际的人口损失约为50%。以这两个数据为基础回溯，“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人口至少应有3000万～4000万，秦始皇统一之初的人口可能接近4000万”，略低于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4500万人。他认为，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一些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但在土地有余而人口缺乏的情况下，短期内人口完全可以取得高于10‰的年平均增长率，而且战争主要发生在六国旧地，其他地区所受影响较小，因而就全国情况而言，人口更多是处于停滞或小幅下降状态，并未大幅下降。人口从战国时期的峰值4500万降到秦初的4000万，下降幅度约11%。

以北京地区为核心的燕国，显然属于战争频繁发生、人口损失惨重而且不易恢复的地区，下降幅度应当高于全国平均数。假设在战国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乱的冲击下，北京地区的人口较战国人口峰值减耗了30%，则秦初今北京地区的人口，便由战国盛时的45万下降到30多万；秦朝时人口进一步下降，姑以下降15%计，则秦末今北京地区有25万多人。

至于蓟城人口，损失应当更为惨重。首先，秦军进攻蓟城时，燕王喜逃往辽东，当有一批贵族随同逃亡，平民百姓也当有外逃避兵者。其次，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巡游碣石，“坏城郭，决通堤防”，并“刻碣石门”，其辞中有云：“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正义”解释“隳坏城郭”云：“言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也。”蓟城恐怕难免此厄运。在屡遭摧残的情况下，蓟城人口肯定要大量减耗流失，估计到秦末时，最多也就在3万左右，即约为战国盛时的20%。

二、西汉时期

1．西汉初期

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给人口带来一场大浩劫。班固描述说：“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司马迁亦言：“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汉高祖刘邦南过曲逆，询问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即汉初曲逆户数不到秦时的17%。不过，司马迁所谓“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以及曲逆由3万户下降到5000户，减少的人口并非全部死亡，其中不少是流移逃匿而从户籍上消失。

汉初究竟有多少人口，史书并未提供统计数字。学者们的估测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自己估计的秦末人口数为基础，根据秦汉之际全国人口减损情况，估测汉初的人口数；二是以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数为基础，回溯推算汉初的人口数。估算汉初北京地区的人口数，也只有运用这两种方法。

采用前一种方法估测汉初人口的学者较多。如梁启超估计有五六百万；胡焕庸、张善余估计约1500万，较秦朝减少25%；赵文林、谢淑君估计约1200万，较秦末减少40%；王育民亦估计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较秦末减少10%至25%；袁祖亮估计约1400万，较秦朝减少30%至53%；路遇、滕泽之估计1300多万，较秦末减少23%；尚新丽估计有1300多万，较秦末减少35%～40%；高凯估计有1200万，较秦末减少33%。其中路遇、滕泽之除依据文献对户口损耗情况的描述外，还利用汉初侯国平均户数和汉末县数进行了一些计算。上述学者估计的数字相差悬殊，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秦朝人口数的估计不同造成的。以下降的百分比衡量，除袁祖亮估计的上限较高外，其他学者的估计都未超过40%。

秦汉之际，北京地区也陷于战乱之中，并几度易主。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全国纷起响应。八月，陈胜遣陈人武臣略取赵地，武臣克邯郸，自立为赵王。武臣又派原上谷卒史韩广略定燕地，九月，韩广攻占蓟城，自立为燕王。秦王子婴元年（公元前206年），秦朝最终覆灭，西楚霸王项羽大封诸侯，“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四月，臧荼到燕就封，遭到韩广反抗，臧荼遂将韩广击杀于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臧荼降汉，不久臧荼又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平定。闰九月，改封太尉卢绾为燕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代国相陈豨谋反，卢绾暗中与之通谋，后被告发。次年二月，汉廷派相国樊哙击燕，平定燕地18县，封皇子刘建为燕王。因有人言樊哙党于吕后，刘邦逮捕樊哙，命相国周勃代之，至四月，燕地悉定。从武臣略取赵地到西汉平定卢绾，北京地区的动乱持续了14年。

如果采用多数学者估计的百分比的上限，即秦汉之际人口下降了40%，则到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北京地区当有15万人。在秦汉之际的战乱中，蓟城人口肯定也会有大量流失；但另一方面，由于蓟城重新成为诸侯国的国都，也会产生一定的人口集聚作用。考虑到蓟城人口既有流失又有补充，其下降幅度应当相对要小一些，若以减损30%计，则汉初蓟城当有2.5万人左右。

采用第二种方法回溯汉初人口，首先需要了解西汉人口波动情况。西汉一代的人口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汉初值丧乱之后，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并鼓励早婚多育。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生子者免其徭役两年。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对适龄不婚妇女征收五算，是一种严厉的经济处罚。这些政策的实行，造就了家给人足、户口大增的繁荣局面。史称：“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但是，汉武帝即位后，四出征战，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以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再加上提高人口税的税额和起征年龄，“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导致户口急剧减少。汉武帝末年，开始转变政策，致力于恢复社会经济，“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宣帝年间，社会比较安宁稳定，人口应当增加很快。从汉元帝开始，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成帝时“大兴徭役，重增赋税”，致使“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之后状况迄未改善，人口增长应当趋于缓慢，有些时段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必须对西汉人口进行分阶段研究，才能较准确地估测其年均增长率。较早采用回溯法推测汉初人口的是柳春藩，他估测从刘邦称帝到武帝初年（公元前201—前131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12.38‰，武帝中后期基本上是不增不减，武帝末年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前89—公元2年）约为6.68‰，整个西汉时期约为7.12‰。葛剑雄在柳春藩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广泛收集了大量零散数据，考察了与人口相关的各种因素，推算出西汉各阶段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兹将有关数据整理为表2—1：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分别以《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依据《汉书·地理志》相关数据推算出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北京地区人口数353620人和我们调整后的人口数450000人（详见下一小节）为基础，依照表2—1中葛剑雄估算的各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推算一下北京地区各阶段的人口数，见表2—2：

对比上面按照秦汉之际人口减损情况估计的汉初北京地区人口数，A项数字相差较大，而B项数字十分接近，这说明下面对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数的向上调整是合理的。用B项数字对前面的估计加以修正，汉初北京地区的人口数应在14万左右。

综上所述，汉初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北京地区约有人口14万，到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增加到45万，年均增长率约为5.94‰，处于葛剑雄估算的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下限。当时的核心经济区在泾水、渭水、汾水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北京地处北部边陲，属于农牧交汇地带，“燕土硗确”，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口增长速率可能会略微缓慢一些。汉初蓟城人口当在2.5万人左右，汉末当不低于5万，年均增长率约为3.25‰。与汉初相比，汉末蓟城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远未达到战国时期的人口规模。这是因为，战国时期，蓟城作为一个辖地广阔的强国首都，可以从较大的范围征集所需粮食和物资，能够维持十几万人口的规模。但在汉代，蓟城虽然也是诸侯国的首都，但其规模已远不能与昔日相比。在《汉书·地理志》所记103个郡国中，在籍人口不满10万者只有9个，广阳国即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内地唯一的一个。作为当时最小的一个诸侯国，其都城人口规模必然会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否则难以保障经济供给。

2．元始二年（公元2年）

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汉末全国各郡国的户口数字。由于在京兆尹条下标明为元始二年户口数，所以学术界通常将该志所记各郡国户口数全部系于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套数字并非毫无问题：其一，该志记载全国总户数为12233062户、总口数为59594978人，而各郡国户口数相加，为12367471户、57671402口，郡国合计户口数比总户口数多出134409户，而少了1923576口。其二，该志的行政区划以平帝元始年间为断，而侯国却以成帝元延年间为断。各郡国户口数仅在京兆尹下注明为元始二年数，其他郡国并未注明，不一定全都属于一个年份。其三，该志谓汉代户口至平帝时“极盛矣”，而同书《食货志》又谓哀帝时“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略有歧异。更重要的是，哀、平之世，西汉王朝已是风雨飘摇，赋重民贫，灾异迭生，而簿籍上的户口数仍不断增长，恐怕“必多增饰”。尽管存在一些问题，总起来看，该志所载户口数是基本可信的，它反映的可能并非元始二年的实际户口数，而是反映了西汉末年的人口最高数。

《汉书·地理志》留下的户口数，使我们对西汉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不再完全像此前那样依靠大胆的悬揣虚估，而有了一个基本的数据基础。但是，今北京市辖境在西汉时分属几个郡国，要利用《汉书·地理志》的户口数据，必须首先弄清当时行政区划与今北京市辖境的对应关系，其次还要对户口数作出恰当的分割。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西汉末期，在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单位，包括渔阳郡所辖渔阳、狐奴、平谷、安乐、厗奚、犷平6县以及路县部分区域，上谷郡所辖军都、居庸、夷舆3县，涿郡所辖良乡、西乡2县以及阳乡县部分区域，右北平郡所辖无终县部分区域。

目前多数学者对西汉末年北京地区人口数的估计，采用的是“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如于希贤、韩光辉运用此法计算出元始二年（公元2年）今北京市境内共有78881户、292450口；路遇、滕泽之也采用此法，计算出当时今北京市境内共有26668人。两者人口数出现差异，是因为前者将上谷郡的昌平县、渔阳郡的路县计算在内，其实当时昌平县并不在今北京市境内，路县虽有部分区域在今市境内，但县治亦在境外。此外，胡焕庸、张善余估计西汉末今北京市域有人口30万，应当也是采用此种方法估计出来的。《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则采用了“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统计法”，估算出今北京市境内当时共有95100户、353620口。兹将其统计结果转引于表2—3：

不过，《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北京地区有关的几个郡国的户口数是否完全可信，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路遇、滕泽之认为，涿郡平均每县27000口，更近边境的渔阳郡平均每县也有22000口，而广阳国平均每县却只有18000人，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估计北京市辖区内至少要有40万人左右，其中蓟县人口不会少于10万。路、滕二氏仅以每县平均人口数立论，略嫌不够周全，因为县域面积大小不同。如渔阳郡面积41409平方公里，领12县，平均每县3451平方公里，而广阳国面积3114平方公里，领4县，平均每县779平方公里，以人口密度论，渔阳郡远低于广阳国，用渔阳郡每县平均人口多于广阳国来证明广阳国人口不实，似乎缺乏说服力。

但与涿郡的情况相比，确实可以看出广阳国人口严重偏低：涿郡面积15372平方公里，领29县，平均每县530平方公里，小于广阳国每县平均面积，而每县平均人口却远多于广阳国；以人口密度论，广阳国为每平方公里22.69人，尚不到涿郡每平方公里50.92人的一半。此外，按册籍户口计算每户平均人口，广阳国为3.41人，不但低于涿郡的4人，也低于渔阳郡的3.84人，与全国平均数4.87人相距更大。广阳国的首都蓟城，是当时的一大都会，而以蓟城为都的广阳国的人口密度和家庭规模，竟大大低于涿郡，这种情况确实不太正常，应予修正。

路、滕二氏将北京市辖区内人口提高到40万人，可能还有些偏低。因为他们采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得出的结果，比《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采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统计法”得出的结果低了不少。以广阳国为例，二氏估算在今境内有52994人，而《北京志》估算有64870人。若以《北京志》的估算数为基础予以修正，则至少应上调到45万左右。

在广阳国所领4县中，应以蓟县人口最多，因为蓟县一直是燕国（广阳国）的国都，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幽州刺史也驻扎在蓟城，属于该区域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肯定大大高于周边地区。路、滕二氏估计蓟县人口在10万以上，假设其中一半居住在蓟城，则蓟城就有5万多人。广阳国在籍人口远少于实际人口，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口并未列入统计范围。其一，汉代设有“宗室名籍”，“哀平之际，刘氏遍于四海，宗正著录，遂以万数”。宗室与编户齐民有别，当未计于地方户口之内。其二，军队人数，应当不在地方户口统计之中。其三，一部分奴婢，特别是官奴婢，也未列入地方户口统计。前面提到《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户口合计数与全国总户口数相比，多出134409户，而少了1923576口，出现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宗室、列侯、军队以及部分奴婢未被计入地方户口之中。这些未计入地方户口的人员，很显然基本上都居住于城市。如据《汉书·地理志》，京师长安有246200口，而据薛平拴估计，长安的实际人口当在55万人左右，未入籍及脱漏人口竟达在籍人口的1.23倍。当时蓟城究竟有多少未入籍及脱漏人口，没有资料可供稽考，但蓟城既是诸侯王都城，又是幽州刺史驻地，这些人员的总数肯定不少，蓟城人口数量应当不会低于5万。

三、东汉时期

1．东汉初期

西汉末年，政治腐朽昏暗，土地兼并剧烈，徭役繁重，灾害频发，“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哀帝时，鲍宣上书列举民有七亡七死：“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在这种局面下，人口必然陷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

初始元年（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自立，称为新朝。王莽性格乖戾，举措失宜，致使西汉末年的各种危机进一步加深，人口数量也出现了锐减。其一，王莽肆意更改贬抑少数民族的族称及其首领称号，挑起了与匈奴、西域、句町的战争，以致海内虚耗，伤亡惨重。如匈奴大举入塞骚扰，“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还有不少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其二，横征暴敛，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又大兴土木，“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严重损害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其三，实行严刑峻法，如规定私铸钱者五家连坐，没入奴婢，仅地皇二年（公元21年）没入官奴婢者即达数十万人，“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其四，灾荒频发，大量人口因饥馑疾疫死亡。王莽自己就曾指出：“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如地皇二年“关东大饥”，次年“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关东人相食”。其五，新莽时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最终汇合成以绿林、赤眉为中心的两股队伍，起义军与官军之间，以及起义军内部之间，争战不休。公元25年，原属绿林军系统的西汉宗室刘秀正式称帝，史称东汉。但东汉建立后，战争并未止息，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统一，使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关于东汉初年的户口数字，未见具体记载，但从史籍中的一些描述看，在两汉之交的大动乱中，人口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如《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云：“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而王莽被杀后，战乱又持续了十几年。《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云：“光武中兴，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裁二三。”《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纪》亦谓：“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目前所见东汉最早的户口数，是《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提到的中元二年（公元57年）有4279634户、21007820口。研究东汉人口的现代学者，大多参照这些记载，以中元二年人口数为基础，回溯东汉初年的人口数。如赵文林、谢淑君估计，中元二年在籍人口加上籍外（主要为周边少数民族）人口数，全境有2100多万人，在籍人口按20.52‰、籍外人口按3.6‰的年均增长率回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境有1500多万人。王育民认为，经过30多年的恢复，到中元二年才有2100多万人，如按年均增长率7‰回溯，估计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为3423446户、16804977口，户与口分别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27.9%及28.2%。袁延胜也认为中元二年的户口数是可信的，估计东汉初年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户口数并未反映真实的人口数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把史籍中现存的东汉户口数字整理为表2—4：

葛剑雄认为，东汉前期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中元二年到永平十八年（57—75年）间为27.3‰，永平十八年至章和二年（公元75—88年）间为18.6‰，章和二年至元兴元年（公元88—105年）间为12.2‰，他认为这样高的自然增长率是不可能出现的，应当是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漏籍户口的重新登记入籍。两汉之间的人口谷底，可以确定在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以元兴元年的人口数为基点并考虑其他因素，他推测这个谷底大概是2700万～3000万人，与西汉峰值相比减少了50%。路遇、滕泽之也认为，中元二年的户口数有些偏低，中元二年到永平十八年再到章和二年，人口年均增长率较高，其中很多并非自然增长人口，而是流民或其他隐漏人口入籍形成的增长，估计东汉之初人口不会超过2250万。

相比而言，葛剑雄、路遇和滕泽之的看法较为合理，因为靠人口的自然增殖，确实不可能达到东汉前期那样高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户口统计应当脱漏很多，以这一数字为基点回溯东汉初年的人口数，得到的结果必然偏低。至于两汉之际人口究竟减少了多少，很难判断，至少应在50%左右。但在不同地区，损失率会有很大差别。《后汉书》卷54《杨震传》载杨彪之言曰：“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关中人口的损失率恐怕要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两汉之际，北京地区迭经战乱。新莽时期，北京地区屡遭匈奴侵袭，也是起义军的重要活动区域。东汉立国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渔阳太守彭宠举兵反叛，进攻蓟城，并分兵攻略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次年，涿郡太守张丰亦反，与彭宠连兵。彭宠攻破蓟城，自称燕王。到建武五年，东汉平定彭宠之叛，北京地区自此稳定下来。这些战乱，肯定给北京地区百姓造成很大破坏，但破坏的程度，比关中和关东很多饱受战乱灾荒蹂躏的地区又要轻一些。两汉之际北京地区的人口损失率，可能接近全国的平均线。前面估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北京地区有45万人，如下降一半多，到建武五年有20多万人。在长期战乱中，蓟城人口肯定大量逃徙死亡，到建武五年东汉收复蓟城时，蓟城人口可能下降到2万左右，与西汉初年的状况相似。

2．永和五年（140年）

东汉统一全国后，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下来，遂采取措施恢复经济、增殖人口。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对于这一诏令，学者们有不同理解：葛剑雄认为赐孕妇胎养谷、复其夫勿算一岁，是在原来“人有产子者勿算三岁”基础上的新优惠；路遇、滕泽之则认为是用新政策取代了旧政策，而新政策远不如旧政策优惠，因此这是鼓励生育政策的一大倒退。从当时的政策趋向看，葛剑雄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发布此诏的当天，章帝还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云云。显然，章帝是要在一元复始、万物萌生之际，进一步鼓励生育。

大体说来，在明帝、章帝、和帝统治的近50年间，人口数量应当稳步增长。《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云：“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同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亦云：“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和帝去世的那年，即元兴元年（105年），官府登记人口达到53256229口。如果按册籍人口计算，从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到元兴元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9.38‰；即使按葛剑雄估计的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有2700万～3000万人计算，从建武十二年到元兴元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8.35‰～9.89‰。

和帝以后，册籍户口长期呈停滞甚至下降状态。王育民认为是由于人民为逃避赋役而隐匿人口的现象较为普遍。葛剑雄以前也持类似看法，但后来有所改变，认为从和帝延光四年到质帝本初元年（125—146年）的20年间，实际人口确实在下降，并且延续影响到此后的数十年间。袁延胜认为东汉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大幅度波动，出现了二峰二谷。总起来看，自安帝到桓帝时期，东汉王朝的衰败景象确实越来越明显，羌人屡次起兵，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矛盾尖锐，大量农民破产流亡。但另一方面，这期间并未爆发全面的社会动乱，人口虽然会有所波动，但从长时段看应有缓慢增长。《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谓永和中户数达到10780000、口数达到53869588，比《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永和五年（140年）户口数高出甚多，但与元兴元年（105年）数字相近。这一户口数当另有来源，说明安帝以降，官方户口统计确实多有隐漏。

《晋书·地理志》记载永寿三年（157年）有56486856口，与元兴元年和永和中户口数适可构成一个发展序列。永寿三年的人口数，是见于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数额，但比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数还要低。学者们普遍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要高于此数。王育民估计，东汉盛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部人口，应在6500万口以上；葛剑雄估计，东汉设置正式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人口约6000万，加上各少数民族人口500万，人口峰值有6500万；路遇、滕泽之估计，东汉最盛时的人口，在其统计区内当在6500万以上，再加上7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总人口数可达7200万以上。如果接受葛剑雄的估计，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有2700万～3000万人，永寿三年有6500万人，则东汉一代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6.41‰～7.29‰。

关于东汉时期的分区户口数字，留存下来的只有东汉中期的一份，即《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的户口数。这一统计数字，为估测当时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依据。当时北京地区的行政单位，包括广阳郡所辖蓟、广阳、昌平、军都4县以及安次县部分区域，渔阳郡所辖渔阳、狐奴、平谷、安乐、傂奚、犷平6县以及潞县部分区域，上谷郡所辖居庸县，涿郡所辖良乡县，右北平郡所辖无终县部分区域。

于希贤、韩光辉运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推算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今北京市境有10余万户、66万人。其所谓永元二年，当为永和五年，因为永元二年并无可据以估算的分区数字。路遇、滕泽之以及袁延胜按照同样的原则，推算永和五年今北京市域当有611910人。此外，胡焕庸、张善余估计东汉时北京地区人口增长到60万人以上，未说明依据，恐怕也是根据永和五年户口数估计出来的。《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运用更加精细的“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统计法”，计算出今北京市境内当时共有109300户、688940口，具体数据如表2—5：

永和五年（140年）全国册籍人口为49150220口，较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59594978口，减少了1044多万口。具体到各个地域，则是有增有减。梁方仲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户口数，测算了西汉时相当于东汉郡国面积之区域内的人口数，其中广阳郡增加了131%，渔阳郡增加了65%，涿郡增加了44%，上谷郡减少了50%，右北平郡减少了83%。可见，在幽州范围内，北京地区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按照《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的测算，北京地区从元始二年的353620口增至永和五年的688940口，增长了94.8%；按照笔者调整后的数字计算，从45万增至69万，增长了53%。

前面估计经两汉之际的战乱，建武五年北京地区约有22万余人，自建武五年至永和五年（公元20—14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57‰。永和五年以后，北京地区人口应当还会有所增长。据路遇、滕泽之估算，永和年间至永寿三年（157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56‰。如参照这一增长率计算，到永寿三年，北京地区人口应增加到73万多人。北京地区的人口峰值，很可能还在永寿三年之后若干年，到延熹九年（166年），人口总数估计应超过75万人。

蓟城所在的广阳郡，共有44550户、280600人，平均每县8910户、56120人。但各县的人口密度肯定相差很大。蓟城既是蓟县的县治，又是幽州牧的驻地，应有较多的城市人口，因此蓟县的人口密度要远大于其他几县。路遇、滕泽之估计，军都、昌平两县最多各有1万多人，安次县的人口不会超过9万，广阳县约有3万人，因而蓟县当有14万人。假设蓟城人口占蓟县人口的将近一半，再加上一些非在籍人口，东汉蓟城的人口规模可能在8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