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人口发展

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上并称为“三代”。关于夏、商的年代，历来众说纷纭。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将夏朝的起止年代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至约公元前1600年，商朝的起止年代定为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继商而起的周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而东周又大致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夏、商的统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当时北京地区生活着一些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部族。到商代中后期，北京及周边地区出现燕、蓟等方国。周武王灭商后，沿用旧称，在北京地区分封了燕、蓟两个诸侯国，后蓟国灭亡，领地归入燕国。东周时期，燕国势力一直较大，曾与齐、楚、韩、赵、魏、秦并称“战国七雄”。战国末期，秦国盛兵强，统一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公元前226年，燕都蓟城被秦军攻占，燕王喜逃往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军进攻辽东，掳燕王喜，延续了800多年的燕国最终灭亡。尽管自夏开始，中国历史已进入文明时代，有不少先秦文献以及甲骨文、金文存世，但无论是燕国还是其他地方，仍未留下可靠的人口数字，只能根据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定性描述和粗略估测。

一、两周时期的人口规模

1．西周时期

燕、蓟两个方国，大约形成于商代中后期。而方国的形成和城市的出现，无疑是要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基础的。《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礼记·王制》亦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由此可知，当时城邑之大小，是要与人口数量之多寡相适应的。不过，关于当时城邑的人口规模，史籍缺乏记载。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有些学者尝试以古城遗址面积为基础推算人口数量。而要推算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城市人口密度。

战国时期，赵奢曾云：“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林沄、徐光冀据此认为，古时一尺约合今0.23米，城垣边长300丈折合690米，总面积约476100平方米，除以3000户，每户约为160平方米。宋镇豪也指出，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内蒙古赤峰迟家营子石城每座房屋平均占地面积，均为160平方米左右，“可见，每户160平方米的城邑人口平均密度指数，符合中国上古时代实际情况，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保持”。宋镇豪收集了27座龙山中晚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面积最大的约有20万平方米，最小的则只有0.4万平方米；计算其人口数量，300人以下的有5座，500～900人的有5座，1000～1700人的有9座，3000人左右的有4座，4000～4500人的有1座，5000人以上的有3座。商朝时期，城邑面积和人口数有明显增长，迄今发现的城址规模明确的商代方国城邑有5座：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面积约220万平方米，人口约7万人；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方国邑，面积约104万平方米，按遗址面积三分之一计算，人口约1.1万人；山西垣曲商代前期方国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人口约4000人；陕西清涧李家崖晚商城址，面积约6.7万平方米，人口约2100人；山西潞城商周古城，面积约56万平方米，人口约1.75万人。

目前北京地区尚未发现商代中期之前的城邑遗址，其城邑人口规模难以推测。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发现的古城遗址，学者普遍认为是燕国初封时的都城故址。经钻探确定，该城北城墙长829米，保存完好，东西两侧城墙仅存北半截约300米，南城墙与东西城墙南半截已破坏殆尽。姑以南北长600米计，则该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曲英杰认为，这个城址的规模，与兴建于周初的成周城以及其他一些诸侯大国都城（如周公所封鲁国之都城、蔡叔所封蔡国之都城、微子所封宋国之都城）相比，要小了很多，因此很可能只是原城内宫墙的一部分，宫城之外当另有外郭城，规模与成周城及鲁城等诸侯大国之都略等，大约东西长2800余米、南北长3000余米。若如此，则该城面积将达840万平方米。笔者认为，从现存商周古城遗址的普遍规模来看，很难相信周初燕都能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仍将残存墙基视为城墙为宜。该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按照宋镇豪采用的户均占地160平方米、户均5人的方法计算，大约有3100余户、15000余人。周初的燕都，随着移民的迁入，人口规模肯定有所增加，估计商代燕都的人口不会越过万人，与上述5座商代方国城邑相比，属于中等偏下的规模。

至于蓟国的都城，虽可确定位于今北京城区西南广安门内外一带，但其规制却不得而知。韩光辉认为，蓟作为“宾服”的弱小方国，其都城规模应当较小。湖北黄陂发现的盘龙城，系商代中期的方国都城，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周长1000余米。同样作为殷商方国蓟的都城，规模应与盘龙城相近，也就是说，商代中晚期蓟城方圆应在1000米上下。上述陕西清涧李家崖晚商城址，或说是鬼方之邑，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面积约6.7万平方米，与盘龙城也很接近。这说明，类似规模的小城邑，在当时应当为数不少。姑以蓟城城周1000米计算，其面积当在6万平方米之上，同样以户均占地160平方米、户均5人为基准，则商末周初蓟城约有近400户、2000人。

关于燕国、蓟国的总体人口规模，没有任何数据可资研究。不仅燕、蓟如此，夏、商直接控制区和其他方国亦然。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曾云：禹平水土之时，有人口13553923人；周公相成王之时，有人口13714923人。对于皇甫谧的说法，现代学者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信，称其为“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一”；一种认为缺乏根据，但有一定参考价值；一种认为是胡乱编造的数字，毫无参考价值。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皇甫谧所说的数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且无论是大禹时代还是西周初年，都不具备进行全国性人口调查的条件，因此这些数字很可能是凭空臆造的，不能作为推测夏初和周初人口规模的依据。

燕国的疆域，初封时应当不大。《孟子·告子下》有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周初礼制严格，孟子之言当有所本。召公与周公、太公皆为周初重臣，封地广狭亦当相近。至于蓟国，封地远较燕国狭促，大约只能相当于五十里之国。焦培民推测，当时百里之国的人口在5万人左右，五十里之国的人口在12000人左右。蓟国疆域基本上都在今北京市域，燕国疆域则轶出今北京市域，考虑到当时人口大多聚居于都城附近，周初北京地区的人口总数恐怕不会低于5万。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西周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路遇、滕泽之估计，西周初期人口约为550万，西周末期在1000万左右，年均增长率略高于2‰。若依此比例估测，西周末期北京地区的人口当接近10万。

2．东周时期

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燕国“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是一个势力较弱的诸侯国。到战国时代，燕国逐渐强盛起来，疆域不断向外开拓，与秦、楚、齐、赵、韩、魏并称“战国七雄”。

从北京地区的出土文物看，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燕国的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商、周遗址只出土了刀、锛、斧、凿等少量铜制工具，而未见铜制农具，农业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在战国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铁制工具，并在北京邻近地区发现了几处冶铁遗址，说明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随着农业水平的提高，燕国人口肯定会稳步增长。但另一方面，燕国多次与晋、齐、赵、山戎等强邻发生战争，往往会造成较大伤亡，又抑制了人口增加的速率。

关于春秋时期燕国的人口规模，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考证。焦培民试图根据史书提到的兵车数推测人口数量，他主张每乘兵车需配100人、每5人出1兵，春秋中后期12个主要诸侯国共有兵车28000乘，当有1400万人，再加上这些诸侯国以外的人口，整个中国当有1500万人，其中燕国当有兵车千乘，人口约有50万。不过，由于对每乘兵车需配多少兵员以及兵数与人口数的比例认识不同，再加上史书关于各国兵车数的记载残缺不全，这种估计可能误差很大。如王育民亦认为每5人可出1兵，但他主张每乘兵车需配35人，故估计春秋后期总人口约450万，只有焦培民估计数的30%。此外，胡焕庸、张善余估计春秋中后期的人口总数在2000万人左右，但未提供根据。袁祖亮认可《帝王世纪》关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48年）有1184.7万人的说法，但其他学者多认为《帝王世纪》的记载并无根据。

可以说，目前关于春秋人口峰值的估计，不同学者之间相差很大。参酌各家关于春秋和战国人口数的估计，笔者认为，春秋人口峰值应已达到战国的一半。下面讨论战国人口数量时，笔者认为葛剑雄估计的4500万较为合理，因此春秋人口峰值应在2200万人左右；当时燕国疆域还比较狭小，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应远小于战国时期的6.67%，亦以一半计，则其人口总数当有70余万。下面估测战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时，系按北京地区人口占燕国总人口的15%计算。由于春秋时期燕国疆域远较战国时期为小，因而北京地区人口所占燕国总人口的比例应大大高于战国时期，若以30%计，春秋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峰值可能在20万左右。

关于战国时期燕国的人口规模，尽管仍然没有直接记载，但有两条史料提到燕国兵数。一是《史记》卷69《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谓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二是《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燕王喜起兵伐赵，“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鄗，使卿秦以二十万攻代”。但对于兵员总数和几人可出一兵，学者们的看法分歧很大。如有的学者认为每乘兵车需35人，有的认为需100人；有的认为苏秦之言反映了实情，有的认为颇有浮夸；有的认为每7.5人出1兵，有的认为每5人出1兵，有的认为每4人出1兵，有的认为每2.5人出1兵。这种认识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燕国人口数的估计。兹将各家估计数整理为表1—6：

对于根据兵力数估计人口数的做法，葛剑雄深表怀疑，认为关于各国兵力数，并未留下可靠而确切的记载，而且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兵力数与人口数之比也不是固定的，并不具备进行推测的基础。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此后比较可靠的人口数量进行回溯性的推测，这样做的精确性虽然也是相当低的，但至少可以确定一个比较合适的上限或下限。据他估计，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时，人口至少有4000万，由于战争不断，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会略高于秦统一时，但也不会高很多，估计在4500万之内。葛氏对战国人口峰值的估计，远远高出其他学者，但他对秦汉人口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估计数当更可靠。

笔者认为，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利用兵力数推求人口数，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尝试，而利用回溯法则可对估计结果进行校正。《战国策》所载游士之言确实多有虚夸，但《燕策三》关于燕王喜“遽起六十万以攻赵”的记载，并非出自游士之口，而是一种历史叙述，应有相当的事实根据。此外，据《史记·燕召公世家》，燕王喜除派栗腹、卿秦率军60万分攻鄗、代外，还“自将偏军随之”。即使偏军只有5万，总兵力也达到65万。燕王喜试图依靠两倍甚至三倍于赵军的兵力取胜，肯定会最大限度地征集兵员。汉代晁错曾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不下二人。”战国情况应当相似，平均每2.5人可出1兵。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征集，不可能很彻底，汉代“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要求自14至62岁者皆从军，葛剑雄估计实际征发比例约为2/3。而且，吴王刘濞可以倾力进攻，而燕王喜却不可能将戍守各要地的兵力全部抽空。因此，攻赵兵力大概也就有可服役人数的一半多。以此度之，当时燕国总人口约为300万。若战国人口峰值以葛剑雄的估计数为据，则燕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67%。

燕国的疆域，跨越了今天数个省市。上述学者中，只有路遇、滕泽之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估计了当时燕国人口的分布情况：燕国200万人口，今河北省境内不少于120万，辽宁省不少于40万，天津市约5万，北京市约25万。路、滕二氏对战国时期今北京地区人口数的估计，可能偏低：其一，二氏估计的战国总人口数，仅为葛剑雄估计数的57.8%，应予上调；其二，北京地区为当时燕国的核心区域，且是都城所在地，当是人口最集中的区域，而二氏估计的分布在北京地区的燕国人口数，仅占燕国人口总数的12.5%，似乎也偏低了一些。如以燕国总人口300万人、北京地区占15%计，则今北京地区当有45多万人。焦培民曾以总人口数3000万人为基准，计算了战国各诸侯国的人口密度，其数值（人/平方公里）如下：齐25.53，鲁27.78，宋104.17，韩31.25，赵31.25，魏36.46，楚9.32，越4.89，燕15.98。若据葛剑雄估计数加以调整，各国人口密度还要相应提高一些。如北京地区有45万人，则人口密度约为27.42。这一燕国核心地区的人口密度，即使与焦培民的较低数值相比，应当也算是比较正常的。

燕都蓟城，战国时代已是北方一座繁华城市。桓宽《盐铁论·通有篇》曾列举战国著名都会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亦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但蓟城的规模及其人口数量，今天已难以确知。韩光辉估计在10万人以上，路遇、滕泽之估计有10万人左右。如上所述，路、滕二氏对燕国总人口的估计可能偏低，对蓟城人口的估计也会随之偏低。若按相同比例调整，蓟城当有15万人。

将蓟城人口峰值定为15万，是否偏高呢？据蒋刚估计，战国时期列国都城人口数为：秦都雍城约18.2万～21.8万人，栎阳约6.9万～8.3万人；楚都纪南城约27.6万～33.1万人，寿春约44.8万～53.8万人；中山灵寿约24.1万～28.9万人；邯郸赵故城约32.8万～39.3万人；临淄齐故城约34.5万～41.4万人；魏都安邑约22.4万～26.9万人；曲阜鲁故城约17.2万～20.7万人；新郑郑韩故城约23.7万～28.5万人；东周王城约15.8万～19.1万人；秦咸阳约46.6万～54.3万人；燕下都约29.3万～35.2万人。韩光辉估计公元前680年齐都临淄有21.8万人，至公元前333年增加到44.8万人。葛剑雄据《战国策·东周策》“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的记载，认为将韩国的宜阳城“城里人口估计为25万～30万，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与这些都邑相比，估计蓟城人口15万，在当时只属于中等偏下规模，应当算是一个适度的估计数。

燕大举攻赵之年，是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此时的人口规模，恐怕在燕王哙禅让之前就已达到。自燕王哙禅让到燕王喜攻赵，燕国屡有内乱外战。如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将君位禅让于子之，结果引发内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次年，齐国又联合中山国，借机伐燕，杀燕王哙，醢子之，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立志雪耻，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赵、韩、魏四国大举伐齐，连下齐国70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只有莒、即墨两城未下。燕昭王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79年）去世后，嗣王惠王与乐毅不和，罢其兵权，齐国田单发动反攻，重创燕军，燕军悉数被逐出齐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燕国人口大概只能维持既有的规模，很难有明显增长。燕王喜攻赵，遭到惨败，此后燕屡次遭到赵国攻击，最后又被强秦所灭，人口当有很大减耗。

二、夏商周时期的人口迁移

北京地区已知最早的人口迁入，是古黄帝族来此生活居住。《礼记·乐记》谓：“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则谓封“帝尧之后于蓟”。两书所记受封者看似有异，实际是一回事，因帝尧乃黄帝之玄孙。但蓟并非因周武王分封才出现，而是商朝就已存在的方国。李江浙认为，“蓟”为黄帝族之支裔禺强族的族徽，“蓟丘”即为禺强族的居民点，禺强族时常迁徙，因而“蓟丘”也有多个，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第一个在今北京市平谷区渔子山一带；第二个在今河北省涿鹿、阳原和蔚县地区；第三个在永定河洪冲积扇脊背的中心地区。“蓟城”就是在“蓟丘”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形成的。韩光辉则认为，最早的蓟丘，当在昌平区雪山台地上；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应是夏商时期蓟人的活动中心，或即蓟都所在地的文化遗存；商代中期以后，蓟人活动的中心，转移到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上来，周初蓟城，原本就是商朝蓟国的都城；蓟国还另有陪都或称副都，位于今石景山模式口与金顶山一带。

根据古史传说，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黄土高原，后逐步向东迁移，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依着中条山、太行山脉，直到现在的北京附近。由此推测，活动在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黄帝族裔，是从遥远的西部逐步迁移而来，而到达这一地区后，仍处于经常性的迁徙状态。《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这种生活状态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

商朝时期，沿着太行山东麓已形成了一条南北大道，将商朝统治的核心区与北京地区联结起来，可能曾有少数殷人沿着这条路线迁移而来。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已发现数处商代遗址遗迹，如在房山区焦各庄发现了两座商代晚期墓葬，在昌平区小北邵村发现了商代灰陶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77年在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的商代中后期墓葬，出土了一批铜器和金器，其中金器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青铜礼器则属于典型的商代风格。有学者根据《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说法，推测这些铜器是肃慎、燕亳或其他方国的遗存，也有学者认为墓主应当是殷人。无论此墓墓主是否殷人，都说明当时北京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密切的交往，或者已成为商朝统治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排除有殷人移入。

周灭商后，以商代方国为基础，在北京地区分封了燕、蓟两个诸侯国。但两者情况大为不同：封黄帝之后于蓟，当是承认原蓟国的统治权，并未伴随成规模的人口迁移，改变其民族构成；而封召公奭于燕，却带有武装殖民的色彩，极大地改变了燕国的民族构成。

可以设想，在远离周朝直接控制区的燕地，若想使新分封的燕侯尽快形成稳固的统治，发挥屏藩周室的作用，就必须有一批相当数量的周人随同而来。从1970年代开始，陆续对房山区琉璃河商周遗址进行了发掘。位于黄土坡的大规模墓葬区，被南北穿越的京广铁路分隔成两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区墓葬存在明显差异：一区只有中、小型墓，二区大、中、小型墓都有；一区墓葬在墓坑填土和腰坑中，大多有殉狗，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罐，二区殉狗现象极少见，随葬陶器组合以鬲、罐居多；一区附葬车马坑在墓的南面，是整辆车埋入，二区附葬车马坑在墓的北面，且是将车拆散后埋入；一区中、小墓中有殉人现象，二区只在一座墓的墓道东壁发现殉有一人头，其余大、中、小型墓都未见有殉人现象。据此推测，一区墓葬的墓主很可能是殷的遗民，或是周灭商前与商王朝有密切关系而生活在当地的燕人，而二区墓葬应是周灭商后被封到燕地的周人墓。

周初分封时，在赐以土地的同时，还常赐以殷民，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鲁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燕国初封时是否给予殷民，史无记载。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西周大墓的铜罍、铜盉，其铭文中云：“令克侯于匽，、羌、马、、、驭、微、克、、匽入土眔厥玦。”对于这段文字，诸家释读颇有分歧，但大多认为其中提到一些方国或部族名。对于究竟提到几个方国或部族名，则意见不一，得到较多认同的是羌、马、、、驭、微六个。对于这些方国或部族是原住民还是移民，又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这些方国或部族分布在燕地附近，原属商朝，周初归入周朝版图并成为燕国领地。也有人认为这些方国或部族是被从其他地方迁移到燕地的。如彭华推测，羌方在今陕西西北部一带，马方在今山西永和、霍县以南黄河以东地区，方为东夷，方在今河南沁阳一带，驭方在今太行山一带，微方在今辽宁喀左一带；常征推测，羌在今山西霍县，马在关中岐山之阳，在今晋南曲沃地区，在今山西平遥县，驭在泾渭之间，微在今河北井陉、获鹿间。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燕国的大规模人口移入，主要发生在西周初年，其后自然还会有移民陆续进入燕国，但都是零散的，总数不会太多。如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士人为施展抱负、求得发展，往往移居他国，燕国亦存在这种现象，特别是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同时，燕国士人也有往他国任职者，如曾担任秦国相国的蔡泽就是燕国人。

在燕国内部，曾几次发生较大规模的移民，即伴随首都迁移而发生的移民。关于燕国的都城，目前已知有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的古城、位于今北京城西南一带的上都蓟城、位于今河北雄县县城西北的临易，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的下都武阳城、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的中都。目前学术界在下面几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董家林古城为燕国初都，燕桓侯徙都临易，下都并未作为都城使用。但对于燕国何时以蓟为都，则众说纷纭。近年多数学者引《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之说，谓燕襄王当谓燕襄公之误，认为燕迁都于蓟是在燕襄公（公元前657—前618年）时期。但陈平认为，燕襄王就是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因其谥号为昭襄王，故可以称昭王，也可以称襄王。不过，陈平认为燕始以蓟为都之年，恐怕不至于晚于燕昭王时，很可能在西周晚期就以蓟为都了。曲英杰则推测，迁蓟时间当在燕釐公（公元前402年—前373年）之世。随着都城的迁移，包括宗室成员在内的大量都城居民，必然会随之迁移。此外，燕昭王时大规模营建下都，虽未将其作为首都使用，但为实现伐齐等军事目的，肯定也会向下都调集一些兵力，迁移一些人口。

此外，战国时期，燕国北部疆域大为扩展。《战国策·燕策一》记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近些年考古调查发现了两道燕北长城：内长城大抵西起河北张家口市独石口，东北行，经沽源、围场，进入内蒙古喀喇沁旗、赤峰，越老哈河，东行入辽宁建平县北部，再入内蒙古敖汉旗，入辽宁北票，至阜新县[阜新以东是否抵辽阳（即燕的襄平）尚未查明]；外长城西自河北围场东走，经内蒙古赤峰北、敖汉、奈曼、库伦，进入辽宁阜新，过彰武、法库渡辽河，经开原、铁岭、清原，南折向新宾、桓仁、宽甸，渡鸭绿江，入朝鲜半岛，抵达今朝鲜平壤北新安州附近。这些长城遗迹说明，燕国鼎盛时期，确曾控制了今东北的广阔区域。随着疆域的向外拓展，必然会发生相应的人口迁移活动：一是山戎、东胡等少数民族远徙而去（详下），二是一些燕国民众迁移到新拓展的疆土上。战国末年秦军攻燕时，燕王喜避居辽东，可能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为其基础。《史记》卷115《朝鲜列传》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随着燕国势力推进到朝鲜半岛，当地也出现了燕国移民。汉初燕人卫满逃亡到朝鲜，统治的民众包括“故燕、齐亡在者”，即属其类。

三、燕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及其外徙

地处农耕文化与牧猎文化交汇地带的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族共居、相互融合的地方，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

当夏商王朝在中原进行统治的时候，生活在今北京地区的各族居民，创造了一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界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北京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发现于昌平区雪山遗址，因此又称为“雪山三期文化”，以后在房山区琉璃河刘李店，密云县燕落寨、凤凰山，平谷区刘家河，丰台区榆树庄，昌平区下苑、小北邵，房山区南尚乐乡、镇江营、塔照村、西营等地都有发现。有些学者认为，北京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山以南土著民族和燕北诸族文化，以及中原夏、商文化的融合体。也有学者将当时居住在冀北和燕辽地区的民族统称为“古燕集团”，认为“古燕集团与炎黄、东夷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是炎黄集团和东夷集团融合当地原始部落形成的民族，有可能是东夷族或商族占主要地位”。尽管说法不尽一致，但都认为当时北京地区的居民和文化是不同部族融合的结果。

与中原各国相比，燕国的文化确实保持着一些地方特色，但从大的范围来看，燕国的文化还是属于中原主体文化的一部分，其族属也属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族。但燕国北疆，却与一些少数民族毗邻。《战国策·燕策》记燕易王曾自谓“寡人蛮夷辟处”，《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燕北有东胡、山戎”。除山戎、东胡外，自西周到战国，先后活动于燕地附近的少数民族，还有肃慎、孤竹、令支、屠何、鲜虞、秽貊、无终、林胡、楼烦、匈奴等。

从史籍记载看，燕国的疆域，初封时是比较狭小的，后虽有所扩展，但直到春秋时代，仍是一个势力较弱的诸侯国。《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称其“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在北京市延庆县境内，迄今已发现多处山戎遗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城村葫芦沟、龙庆峡东山坡的西梁垙、靳家堡乡的玉皇庙发现三处山戎墓葬群，共发掘清理墓葬500余座，出土各种文物近万件，说明当时这一地区曾居住着很多山戎。春秋时期，山戎势力强盛，屡次侵扰燕国，燕桓侯将首都南迁到临易，即因山戎侵逼所致。山戎甚至还曾“越燕而伐齐”，与齐釐公战于齐郊。燕庄公时，燕国再次遭到山戎进攻，遂向齐告急求援，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出兵助燕，“北伐山戎，山戎走”。经此次惨败，山戎远徙而去，此后山戎逐渐消失于史籍，而东胡代之而兴。

就有关史料分析，燕昭王以前，燕国实际控制区恐怕还限于燕山以南的平原地带。原来山戎的地域，应当被继起的东胡所控制。燕将秦开曾经“为质于胡”，后归国。燕昭王时，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遂置上谷（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平泉县）、辽西（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辽东（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县）五郡。由此可知，在秦开袭胡之前，今北京市北部原为东胡势力范围，当有一批东胡人在此居住生活。东胡退向东北后，仍为一强大部族，到公元前206年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灭。

根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的记载，山戎、东胡“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可知他们尚处在前国家阶段。从山戎墓葬中的随葬品看，数量多寡相差悬殊，说明贫富分化已很严重。根据史书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物，可以推断山戎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聚居地。东胡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应当与山戎相似。估计今北京北部的山戎徙走后，其故地便归入东胡的势力范围；到东胡人被秦开驱逐后，他们原来的居住区便成为华夏族的生活区域。此前燕国的有效统治区域，主要限于燕山以南的平原地带，到袭走东胡后，便越过军都山八达岭进入冀西北山间盆地。总而言之，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今北京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

在长期比邻而居的过程中，作为燕国主体的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文化的和种族的融合。在山戎墓出土的陶器上，可以明显看到燕文化影响的痕迹，器形和纹路都很相似，只是不如燕器精致小巧。《汉书·地理志》记燕国风俗云：“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汉书》认为此乃太子丹之影响所致，恐未必然，应当是少数民族之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