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北京人口发展史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该项目原初的设想，是由几个人分工合作，完成一部自远古直到当今的北京人口通史。但在听取咨询专家的意见并经课题组认真讨论后，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利用的人口资料的丰富度也非此前时期所可比拟，遂决定将此项目分成两个子课题进行研究，最终成果是《北京人口史》和《当代北京人口（上下）》两部专著。《北京人口史》的目标，是以今北京市域为地理范围，系统梳理该地区自远古到民国时期的人口变动过程，内容以人口数量的消长变化为重点，至于人口的迁移、自然变动、自然构成、社会构成等方面的情况，也根据资料情况尽量做些探讨。为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本书，本绪论将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并简略介绍一下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内容。

一、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与人口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北京西南周口店一带成为古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自然是因为当时那里具备比较适宜的气候和地貌。将环境演变的顺序与古人类遗址分布结合起来，可以明显发现，正是在环境的制约下，北京远古先民们的生活场所不断迁移和扩展，总的趋势是由山地而平原，由台地而低谷。进入文明社会后，人口变迁依然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地处农牧交汇地带的北京地区尤其如此。比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北方少数民族向南迁移的现象，直接影响了北京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减和民族构成的变化。少数民族南迁固然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气候转寒造成农牧过渡带南移，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了解一下北京地区历史上人口活动的环境基础，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其人口变动过程。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隅，地理坐标为东经115°24′～117°30′，北纬39°28′～41°05′。西、北、东北三面环山，东南方是面临渤海的北京平原，总体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地貌比较复杂，可以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在地貌学上属侵蚀—剥蚀构造山地；第二个单元是由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及清水河向渤海汇流过程中所形成的向东南倾斜的冲洪积平原；第三单元是在断块山地与冲洪积平原之间的侵蚀—剥蚀丘陵、台地。见地图0—1。平原海拔一般为30～50米，低山区海拔一般为200～500米，北部山区海拔一般为800～1000米，西部山区海拔一般为1000～1500米。北京地区总面积约16410.54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约1007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1.4%，平原面积约633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8.6%。

北京地区的地貌特征，是远古历次构造运动的结果。4亿年前，北京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底上升成为陆地。中、新元古代至古生代末的构造演化，主要表现为不同幅度的升降运动。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距今约1.5亿～1.2亿年），发生了地质学上著名的“燕山运动”，山地抬升，平原下沉，基本奠定了今天北京大地的地貌特征。北京地区北部和西部山地虽然都是燕山运动的产物，但其地质发育历史却明显不同，从而决定了山地与平原过渡关系的差别：在断裂作用明显的地区，如南口山前、延庆北山、顺义东山、密云牛口峪至河防口一线等，山地突变为平原，没有过渡的余地；而在没有断裂作用或断裂作用不明显的地段，如怀柔山前和房山山前地带、平谷南山等地区，则表现为低山—丘陵—平原的渐变过渡。老第三纪（距今约7000万～2600万年）时期，由于断裂活动，在华北平原上形成一系列地堑盆地。到新第三纪（距今约2600万～260万年），盆地沉积超覆连成一片，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四纪（始于距今约260万年），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包括北京小平原在内的华北大平原。

北京地区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10～11℃，最冷月1月均温-4.7℃，最热月7月均温26.1℃，年降水量500～700毫米，降水季节分配不均，6—8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且年际变率大，旱季降水集中。该区自然植被在西部山区尚有保存，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中山区分布有云杉、冷杉和华北落叶松等针叶林，海拔1000米左右的低山区分布有松、栎、桦、榆、椴等针阔混交林，低山底部及丘陵岗台地区（海拔100米以上）分布有桦、榆、椴、朴、檀等落叶阔叶林，东南广大平原上分布有落叶阔叶树和各种杂草所组成的草原，河漫滩、低地生长着灌丛、草甸等，低洼沼泽地生长着水生植物如眼子菜、狐尾藻等。

远古以来，北京地区的气候曾多次出现波动。据姚轶锋等学者对北京天竺钻孔岩心孢粉样品的分析，晚上新世以来，这一地区的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经历了10个阶段。距今50多万年前，“北京人”开始在今北京周口店一带生息繁衍。关于“北京人”生活时期当地的自然环境，不少学者都做过探讨，但意见不很统一。大致说来，当“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居住生活时，这一地区的地貌状况已与今日类似，但气候和植被却变化很大。根据孢粉分析的结果，距今70万年至23万年期间，周口店地区植被经历了“针阔叶混交林→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夹草原→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温带灌丛草原”的变化，其气候尽管稍有干湿、凉暖的波动，但总的看属于温带性质，相当于一个比较稳定、凉爽，湖沼分布并不广泛的偏干的间冰期环境。对哺乳动物化石、鸟类化石的生态分析，对古土壤和溶洞发育的研究，也得出大致相近的结论。“北京人”尚处于蒙昧状态，生产方式落后，基本上是受自然环境的主宰，而对自然环境的反作用程度有限。

在碳14测年等方法的帮助下，关于最近数万年来北京地区的气候变化，已可得到比较系统的认识：距今4万年以前，气候寒冷干燥，年均温度比现在低8～9℃，年均雨量比现在少10～200毫米；约距今4万年开始，气候渐趋温暖较湿，与现在相近；距今2.5万～2万年，又进入寒冷期，年均温度比现在低11℃左右；距今2万～1.3万年，气候温和湿润；距今1.3万～1.2万年，再度变冷；距今1.2万年起，又变得温和稍湿；但到距今9000年左右，可能又有一个寒冷期；燕山山前地带从距今9000年起、北京平原从距今8000年起，逐渐进入温暖湿润期，1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3～5℃，7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1～2℃，年降雨量可能比现在多200毫米左右。“山顶洞人”约生活在距今2.9万～2.4万年间，当时气候条件与现在相近，北京地区山前洪积扇地区生长着松、栎、榆、鹅耳栎、枫杨等落叶阔叶树种，冲积扇、冲积泛滥平原上也布满栎、榆、桦、胡桃等落叶阔叶林，林间生长着以蒿、藜为建群种的草原植被。在山麓、山前洪积扇和洪积扇前缘洼地，栖息着被称为“山顶洞动物群”的喜暖动物，包括洞熊、最后斑鬣狗、虎、豹、狼、狐、豺、獾、野驴、斑鹿、赤鹿、野猪、牛、羊等，“山顶洞人”就主要以捕猎这些动物为生。

最近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总体规模和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以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受自然环境影响和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程度都空前增强。因此，关于数千年来中国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变迁，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自192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批学者利用考古和古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气候史，竺可桢首发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是这方面一篇影响广泛的名文。该文论据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此后学者们除进一步发掘文献记载外，还广泛利用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物、孢粉、冰芯岩、石笋等信息载体，对中国历史气候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从这些研究成果看，数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多次冷暖变化，但在冷暖变化的时段划分方面，目前学术界分歧仍然很大。图0—1是一些学者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勾勒的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期间经历了五个暖期和四个冷期。五个暖期的平均气温波动幅度为0～2℃，四个冷期的平均气温波动幅度为1～2℃。每一个冷期和暖期的大周期时间有400～800年，大周期中又可分出50～100年的小循环周期，其平均气温变动范围为0～1℃。关于北京地区的气候变迁，目前系统性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黄成彦、孔昭宸等学者根据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底沉积物中的孢粉，考察了3000余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认为与历史资料记载的气候变化大体相符。他们通过对湖泊沉积物剖面样品的孢粉百分比含量和重量浓度的统计，由下至上划分为五个孢粉组合带：第Ⅰ组合带，约为西周至东周中期（前1050—前625年），此层沉积物形成前期气候较今干凉，到后期转为温暖潮湿，周围植被开始茂盛；第Ⅱ组合带，约为东周中期至东汉末年（前625—210年），此层沉积物形成前期和中期（相当于东周早、中期）气候温暖潮湿，植被较为繁盛，至后期渐渐变凉和干旱，植被稀疏；第Ⅲ组合带，约为东汉末年至南宋前期（210—1175年），此期气候曾几度变凉，植被减少；第Ⅳ组合带，约为南宋前期至清朝初期（1175—1650年），此层沉积带早期和中期较为暖湿，后期变得干凉；第Ⅴ组合带，约为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650—1960年），此层沉积物中烧失量和炭片含量都很高，反映出森林植被遭受到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

根据湖底沉积物中孢粉的种类和含量，只能得到较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信息。近些年来，石笋微层气候学不断发展，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具有年层的石笋重建层厚气候。谭明、刘东生、侯居峙等学者从北京市房山石花洞采取了石笋样本，通过与现代器测记录对比，发现石笋薄片透光条件下测得的灰度，主要受地表气温（尤其是夏季气温）的影响，可以作为气温的替代性指标。他们以此为基础，重建了公元前665年至1985年共2650年北京热月（5—8月）气温曲线（见图0—2），并着重探讨了北京地区1000年来的气候变化。

大致说来，西周末年，北京地区气候寒冷。进入春秋时期后，气候逐渐转暖，夏季平均温度与现代相似。战国后期，又逐渐转冷，西汉初期达到谷底。随即逐渐回升，进入公元后长期在较高温度线上波动，公元500年前后下降到又一个谷底。隋和唐代前中期，气温略高于现代，唐代后期进入一个寒冷期。在最近的1000年间，共有六次明显的降温期，起止时间分别为1280—1320年、1400—1480年、1550—1600年、1690—1730年、1780—1800年、1840—1890年。在1000—1200年间，温度较为正常，接近平均水平，但比其他温暖期的气温低，气温波动幅度较小，高频波动明显。而1400—1480年和1550—1600年的两次降温期，降温最明显、延续时间最长、降温幅度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大约1400年前后，气温模式出现了明显变化：此前的气温变化幅度小，以高频波动为主，气候为暖干—冷湿类型；此后的气温波动剧烈、变化幅度大，出现了几次明显的降温期，气候为暖湿—冷干类型。

将图0—1和图0—2的变化曲线加以对比，可发现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较大差异。正如谭明等所指出的，由于前者是根据整个中国的历史记录等资料分析所得，而后者是北京地区的一种自然材料，因此存在差别是合理的。当然也应注意，在从石笋年层中提取气候变化信息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限制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能排除会有一定的误差，但它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望过去气候的窗口。据报道，目前世界上分辨率达到年、超过2500年长度的温度代用记录只有三个：第一个是来自西伯利亚的4000年树轮温度记录，第二个是来自塔斯马尼亚岛的3600年树轮温度记录，第三个就是北京石花洞的2650年石笋温度记录。石花洞石笋温度记录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最长的逐年温度记录。

二、北京地区历代行政建置沿革

北京市现今的市域界线，确定于1958年10月。在此之前，今北京市境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而且各行政单位往往跨越今北京市界，在估计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时，必须首先对相关行政单位的户口统计数进行分割。因此，弄清北京地区历代行政建置沿革情况，是了解和研究北京地区人口史的基础。

在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尧、舜、禹时代，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被称为幽陵、幽都。《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之孙颛顼时疆域“北至于幽陵”，又谓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相传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北京地区属于冀州。帝舜“肇十有二州”，北京地区归属幽州，其后相沿不改。《尚书·尧典》有“流共工于幽洲（州）”之说，后世文献谓共工流放之地龚城或共城，其地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境。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国进入方国林立的时代。根据考古和甲骨文资料，商朝后期，北京地区存在着一个古燕国。周灭商后，“封召公奭于燕”。关于燕国始封的年代，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在武王克商之年，近年具体确定为公元前1045年，并以此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但是，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学术界有40多种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综合考察，采纳了公元前1046年之说。但召公封燕是否发生于武王克商之年，本身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986年，房山琉璃河1193号大墓出土铜罍、铜盉各一件，器沿内壁和盖内有相同铭文各43字，其中云：“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结合文献记载和周初政治军事形势，不少学者认为，燕国实封的第一代燕侯，是召公奭之元子克，受封时间应当在周公东征平叛之后，大约在周成王十五年（约前1028年）前后。关于燕国初封时的都城所在地，过去一直没有定论，近年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的城墙遗址和大量古墓，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就是燕国初封时的都城故址。除燕之外，周初还“封帝尧之后于蓟”。蓟城的地理位置，据考证在今北京城区西南广安门内外一带。从周初所封诸侯国大多沿袭封地旧称的惯例来看，蓟应当与燕相似，也是商朝就已存在的方国。蓟与燕并存了一段时间，后来“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但蓟国何时被灭，因史料奇缺而难以确考，不少学者认为最迟在西周晚期。

燕国的疆域，初封时应当不大。有学者推测，燕国初封时的疆域，当以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城址为中心，北不逾今永定河道，南不过今河北涿州市南部；平定三监及武庚之乱后，燕国可能获得益封增疆，其南界当扩展至古易水流域、今河北雄县与任丘之间。从有关记载看，直到春秋时代，燕国都是一个势力较弱的诸侯国，《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其“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燕桓侯将首都南迁到临易，即因山戎侵逼所致。战国时代，燕国逐渐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疆域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不断开拓。燕昭王以前，燕国实际控制区可能还限于燕山以南的平原地带，但燕昭王时秦开北攻东胡，拓地千余里，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燕国北部疆域遂大为扩展。近些年考古调查发现了两道燕北长城，说明燕国鼎盛时期，确曾控制今东北的广阔区域。

尽管燕国自周初始封至为秦所亡，“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但由于文献无征，关于燕国郡以下的行政设置情况，目前尚难了解。秦汉以降，文献记载相对丰富，关于北京地区历代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可以梳理得比较清楚，以下略作介绍。

秦灭六国后，原燕地成为统一的秦帝国的一部分。秦朝舍弃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关于燕地置郡情况，《汉书·地理志》只提到“秦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而郦道元《水经注·水》云：“秦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后世学者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秦军攻占蓟城后，“置蓟县，属上谷郡”，“以燕都及燕之西陲为上谷郡”，秦时未设广阳郡。另一派则主张秦时设有广阳郡，清代考据家全祖望论证说：“燕之五郡，皆燕所旧置，以防边也。渔阳四郡在东，上谷在西，而其国不与焉。自蓟至涿三十余城，始皇无不置郡之理，亦无反并内地于边郡之理。且始皇之并六国也，其国都如赵之邯郸，魏之砀，楚之江陵、陈、九江，齐之临淄，无不置郡者，何以独燕无之？”综合考虑有关情况，全氏之言颇有道理。由此可知，秦灭燕时，上谷等郡皆因袭燕之旧设，燕都蓟城及其以南地区原未置郡，故新设广阳郡以统之。秦代燕地六郡中，广阳、上谷、渔阳三郡与今北京市境相涉，辖县有蓟、良乡、军都、居庸、渔阳等。

秦朝统一未久，因以暴政虐民，引发农民起义，原六国贵族亦借机而起，北京地区又陷于战乱之中，并几度易主。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九月，原上谷卒史韩广攻克蓟城，自立为燕王。秦亡，西楚霸王项羽大封诸侯，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另封臧荼为燕王。公元前206年四月，臧荼到燕就封，韩广不从，被臧荼击杀于无终。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臧荼降汉。七月，臧荼反，旋被平定。闰九月，改封太尉卢绾为燕王。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秋，代国相陈豨反，卢绾与之通谋，后被告发。次年二月，派兵平定燕地18县，封皇子刘建为燕王。至四月，燕地悉定。吕后七年（前181年），刘建死，国除。次年，立吕通为燕王，未久，吕后死，吕通被诛，国除。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徙琅琊王刘泽为燕王，两传至刘定国，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因罪自杀，国除为郡。元狩五年（前118年），复置燕国，次年立皇子刘旦为燕王，至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谋反事发自杀，国除，改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封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仍以蓟城为都。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刘建死，改封穆王刘舜为广阳王。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刘舜死，思王刘璜嗣立。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刘璜死，刘嘉嗣立。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贬广阳王为公，次年废。

由上可见，自秦末韩广自立为燕王，到新莽废除广阳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蓟城都是诸侯国的都城，公元前80年以前称燕国，公元前73年后称广阳国。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除燕国（广阳国）外，燕地前代所设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渔阳五郡沿袭未改。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刺史部十三州，除广阳国外，诸郡皆属幽州。北京地区分属广阳国和上谷、渔阳、涿、右北平4郡：广阳国辖4县，其中蓟、广阳、阴乡3县以及方城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辖15县，其中军都、居庸、夷舆3县在今北京市境内；渔阳郡辖12县，其中渔阳、狐奴、平谷、安乐、厗奚、犷平6县以及路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涿郡辖29县，其中良乡、西乡2县以及阳乡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右北平郡辖16县，其中无终县部分区域在今北京市境。

西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自立，称为新朝，曾大规模更改地名，与今北京地区有关的地名多被更易：改广阳国为广有，蓟县为伐戎，阴乡县为阴顺；改上谷郡为朔调，夷舆县为朔调亭，昌平县为长昌；改渔阳郡为通路，渔阳县为得渔，狐奴县为举符，路县为通路亭，厗奚县为敦德，犷平县为平犷；改涿郡为垣翰，良乡县为广阳，西乡县为移风；改右北平郡为北顺。

东汉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曾做过较大调整。东汉初建时，率因西汉之旧。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是时正值彭宠之叛，刘良并未就国。建武五年平定彭宠之叛后，改封刘良为赵王。建武十三年，裁省广阳国，其地并入上谷郡。永元八年（96年），复置广阳郡。诸郡领县之全部或部分在今北京境内者，亦多有调整，或省并，或迁入，或移出。大致说来，东汉时期，今北京市所辖区域的郡县设置情况为：广阳郡，治蓟，领5县，其中蓟、广阳、昌平、军都4县以及安次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治渔阳，领9县，其中渔阳、狐奴、平谷、安乐、傂奚、犷平6县以及潞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治沮阳，领8县，其中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涿郡，治涿县，领7县，其中良乡县在今北京市境；右北平郡，治土垠，其中无终县部分区域在今北京市境。

东汉末年，曹操专权。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恢复《禹贡》九州之制，将幽、并二州废入冀州。曹丕代汉后，复置幽州，治涿，并改广阳郡为燕郡。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遂改燕郡为燕国，改封下邳王曹宇为燕王，都蓟。曹魏时郡国县邑多所改易，史书缺乏系统记载，后世学者见解颇异，综合有关记载并参照各家说法，今北京地区郡县区划情况大致如下：燕国，都蓟，领10县，其中蓟、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狐奴7县在今北京市境；范阳郡，治涿，领8县，其中良乡县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治沮阳，领6县，其中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

西晋时期，仍置幽州，治涿。泰始十年（274年），分幽州5郡置平州，幽州辖境大为缩小。北京地区行政设置情况为：燕国，都蓟，领10县，其中蓟、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狐奴7县在今北京市境；范阳国，都涿，领8县，其中良乡县以及长乡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治沮阳，领2县，其中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此外，北平郡之无终、俊靡2县和广宁郡之涿鹿县，可能也有小部分辖地在今北京市境。

十六国时期，北京地区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行政区划则在因袭基础上略有变化。后赵于蓟城置幽州，统燕、范阳、渔阳、上谷、代5郡，代郡之外4郡分领今北京市境：燕郡，治蓟城，领5县，其中蓟、昌平、军都、广阳4县在今北京市境；范阳郡，都涿，领8县，其中良乡县以及长乡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治渔阳，领6县，其中渔阳、潞、安乐、狐奴4县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治沮阳，领2县，其中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前燕时期，燕、范阳皆先称国，后复为郡。燕国（郡）治蓟，领15县，其中蓟、昌平、军都、广阳、潞、狐奴6县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属县无考；范阳国（郡）、上谷郡属县皆因袭后赵。前秦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幽州所领郡国中与今北京市境相关者有4个：燕国，治蓟，领10县，其中蓟、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狐奴6县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治渔阳，领渔阳1县，在今北京市境；范阳郡，治涿，领8县，其中良乡县在今北京市境；上谷郡同前。后燕时期，北京地区行政设置悉同前秦。

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方有宋、齐、梁、陈相继建国，北方则有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先后更替。北京地区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所统治。

北魏地方设置仍为州、郡、县三级制，今北京市境之大部始终隶属幽州，后来其西北部和北部分属燕州和安州。幽州治所一直在蓟，但所统郡县前后变化很大，其中与今北京市境相关者有：燕郡，治蓟，领5县，其中蓟、广阳、良乡、军都4县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治渔阳，领6县，其中潞、渔阳2县以及无终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范阳郡，治涿，领7县，其中苌乡县和涿县部分地域在今北京市境。燕州，太和年间分恒州东部置，治广宁，领6郡，其中上谷郡所辖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安州，皇兴年间置，治方城，所领密云、广阳、安乐3郡均在今古北口外，今怀柔区北部、密云县西部、延庆县东北部当为安州属地。

东魏时期，北京地区行政设置比较混乱，但幽州与今北京市境相关之郡县设置皆同于北魏。变化较大的是安州和燕州。安州本在古北口外今承德地区，北魏末陷于战乱，东魏元象中内迁，寄治幽州北界，领密云、广阳、安乐3郡，密云郡辖密云、要阳、白檀3县，广阳郡辖广兴、燕乐、方城3县，安乐郡辖土垠、安市2县，俱在今密云县境内。燕州本在居庸关外今张家口地区，北魏末陷于战乱，东魏天平中复置东燕州，寄治幽州军都城，领平昌、上谷、徧城3郡，平昌郡辖万言、昌平2县，上谷郡辖平舒、居庸2县，徧城郡辖广武、沃野2县，俱在今昌平区境内。

北齐以蓟城为东北道行台和幽州治所。幽州领燕、范阳、渔阳3郡，各郡领县前后有所变化。北齐后期，燕郡（治蓟）领蓟、良乡、安次、归德4县，除安次外治所皆在今北京市境；范阳郡（治涿）领涿、遒、范阳3县，治所皆在今北京市境外；渔阳郡（治潞）领潞、雍奴、渔阳等县，潞县治所在今北京市境。幽州之外，北京地区还有部分区域分属东燕州、安州和北燕州。东燕州东魏时领3郡8县，北齐时废上谷、徧城2郡，只存平昌郡，领昌平、万年2县。安州东魏时亦领3郡8县，北齐时独存安乐郡，领燕乐、密云、安市3县。北燕州为北齐新置，领长宁、永丰2郡，今延庆县地当属北燕州辖境。北周改东北道行台为幽州总管，北京地区行政设置大致因袭北齐，但将燕郡之归德县省入蓟县，改安州为玄州，改北燕州为燕州。

隋文帝开皇年间，罢天下诸郡，改行州、县二级制，幽州仍为总管府。隋炀帝大业年间，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废幽州，改置涿郡。涿郡治蓟，领9县，其中蓟、良乡、昌平3县以及潞、怀戎2县东部在今北京市境。此外还有安乐郡，治燕乐，领燕乐、密云2县，均在今北京市境；渔阳郡，治无终，领无终（后改渔阳）1县，辖土包括今平谷区。

唐代地方行政制度前后多变，唐初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天宝年间改州为郡，乾元年间又废郡复州。北京地区属河北道，所辖幽州范阳郡，治蓟，领9县，其中蓟、幽都、潞、广平、良乡、昌平6县在今北京市境；檀州密云郡，治密云，领密云、燕乐2县，俱在今北京市境；此外，妫州妫川郡所领怀戎县东部（后析置为妫川县），蓟州渔阳郡所领渔阳县西部、三河县北部，涿州所领范阳县西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唐末设置儒州，领缙山县，辖土包括今延庆县部分地区。今怀柔区北部和延庆县东北山区则属饶乐都督府，属于奚族活动区域。另外，唐前期将一些羁縻州侨迁到幽州境内，治所在今北京市境者，有瑞州及所辖来远县、归义州及所辖归义县、夷宾州及所辖来苏县、黎州及所辖新黎县、慎州及所辖逢龙县、师州及所辖阳师县、威州及所辖威化县、鲜州及所辖宾从县、崇州及所辖昌黎县、顺州及所辖宾义县、沃州及所辖滨海县、带州及所辖孤竹县、归顺州及所辖怀柔县。见地图0—2。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南方与河东地区则先后建立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梁、唐时，幽州为卢龙节度使驻地，北京地区行政设置基本沿袭唐代，但曾割蓟县地分置玉河县。后晋时，将幽、云等16州奉献于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成为陪都之一。

辽代实行道、府、州、县四级制，升幽州为南京后，初置南京道幽都府，并改蓟县为蓟北县。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析津府领6州11县。直辖11县中，在今北京市境者有析津、宛平、潞、昌平、良乡、玉河、漷阴7县，其中析津、宛平为南京附郭县。6州中有2州在今北京市境：一为顺州，领怀柔1县；一为檀州，领密云、行唐2县；此外蓟州渔阳县西北部和三河县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另外，西京道大同府奉圣州所领儒州及缙山县，为今延庆县地；今怀柔区北部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区，则属中京道大定府所领北安州及兴化县。见地图0—3。

辽末宋金相约攻辽，辽保大二年（1122年），女真人攻克燕京，在获得优厚报酬后，将燕京交予北宋，宋改析津府为燕山府。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人复占燕山府，仍称燕京，府曰析津，并置燕京路。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并改燕京路为中都路，析津府为大兴府，次年改析津县为大兴县。中都路领1府即大兴府、13州、49县、7镇。大兴府直领10县，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宛平、良乡、昌平、漷阴5县，其中大兴、宛平为中都附郭县；大兴府所领各州及属县与今北京地区相关者有：通州及所领潞县和三河县北部，顺州及所领温阳、密云2县，涿州所领奉先县，蓟州所领平峪县。中都路所辖7镇，只有广阳镇在今北京市境。此外，西京路德兴府所辖缙山县为今延庆县地，北京路兴州所辖宜兴县西部为今怀柔区北部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区。见地图0—4。

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中都，改称燕京，置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中统五年（1264年），复改燕京路为中都路。至元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东北郊外创筑新城。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并改中都路为大都路。至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大兴府仍旧。大都路领2院、6县、10州，州领16县。2院即左、右警巡院，分管大都城内。6县中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宛平、良乡、昌平4县，其中大兴、宛平为大都附郭县；10州中有通、顺、檀、漷、涿、蓟、龙庆、东安8州全部或部分在今北京市境；州下领县在今北京市境者有通州潞县、涿州房山县、蓟州平谷县，以及通州三河县北部。此外，上都路所属奉圣州之缙山县、兴州之宜兴县西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内。见地图0—5。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改大都为北平，置北平府。因户口凋残，先后降顺州为顺义县，东安州为东安县，固安州为固安县，省檀州置密云县，省潞县入通州，降漷州为漷县。平谷县省入三河县，旋复置。析密云、昌平县地，置怀柔县。山后之民悉数内迁，龙庆州及所领怀来县以及宜兴州尽废。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二年，以废龙庆州地置隆庆州，领永宁一县，隆庆年间改名延庆州。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顺天府行政区划基本沿袭原北平府，正德年间升昌平县为昌平州，以密云、顺义、怀柔三县隶之。这样，顺天府共领5州22县，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县、宛平县、良乡县、通州及漷县、昌平州及密云县、怀柔县、顺义县、涿州之房山县、蓟州之平谷县；此外，三河县、东安县部分地区亦在今北京市境。隆庆州及所领永宁县，为今延庆县地；今怀柔区北部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区，则属蒙古朵颜卫地。见地图0—6。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仍以北京为都，顺天府仍旧，但其州县设置陆续有所调整。顺治年间，将漷县省入通州，通州、昌平州、涿州、蓟州等皆为散州，不再领县，原领县皆直属于顺天府。明延庆州所领永宁县，顺治年间省入延庆卫，康熙年间设置宣化府，延庆州隶之为散州，乾隆年间又将延庆卫省入延庆州。明朝时为朵颜卫地的北部山区，则分属于承德府滦平县和独石口厅。经过调整之后，顺天府共领5州19县，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宛平、良乡、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8县，通、昌平2州，以及三河县、东安县部分地区。此外，宣化府所领延庆州为今延庆县地，承德府所领滦平县西南部、独石口厅东南部，则为今怀柔区北部山区和密云县西部山区。见地图0—7。

中华民国成立后，仍以北京为首都，废顺天府，改置京兆地方，并废州为县。京兆地方辖20县，在今北京市境者有大兴、宛平、良乡、房山、通县、顺义、平谷、密云、怀柔、昌平10县，以及三河县北部。此外，时属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延庆县以及沽源县（由独石口厅改置）东南部，时属热河特别行政区的滦平县西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遂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废京兆地方，辖县改隶河北省，并将大兴、宛平二县治由城内分别迁往南苑大红门与卢沟桥拱极城。察哈尔、热河两个特别行政区皆改为省，察哈尔所属延庆县不变、沽源县改为赤城县，热河所属滦平县不变。1930年，北平特别市降为北平市，改隶河北省。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复改北平为北京，但未得到国民政府承认。见地图0—8。

三、北京城市管理体制与户口调查

辽代以前，蓟城的城市管理和户口调查制度与其他地区并无不同。成为首都后，周边乡村地方的管理体制仍与其他地区相同，但城市管理体制却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特性。关于各个时期全国性的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制度，经济史、人口史学者已发表过很多论著（如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各卷均设有专章），读者自可参看，毋庸赘言。辽代以降，北京由陪都而首都，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城市管理体制。而作为首都，其居民五方杂辏，成分复杂，给户口调查造成很大困难，是以直到清末引入西方人口统计制度之前，北京城市一直没有留下比较确切的人口数字。下面对历代北京城市管理体制与户口状况，择要作一说明。

从秦汉到唐代前期，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蓟城，一直独归蓟县管辖。建中二年（781年），分蓟县地置幽都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从此蓟城便由两县东西分辖。这种管理体制此后长期沿袭下来。据宋人路振《乘轺录》记载，唐代幽州城内共划分为26坊，坊是直接管理城市居民的基层组织。关于坊的管理体制，未见具体说明。查隋代制度，“诸府皆领军坊，每坊置坊主一人、佐二人”，幽州城坊或亦如此。蓟、幽都二县除分领城内各坊外，还管领近城各乡。

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南京城及周边乡村由析津、宛平二县分治。南京仍沿唐制，划分为26坊。为了加强对都城居民的管理，辽在五京各置警巡院，设警巡使和警巡副使，职责包括治刑狱、理治安、检括户口等项。警巡使较县令秩高位重，与各坊构成城市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的新系统。警巡院之外，辽在五京还各置契丹警巡使，专门管理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人。辽朝的户籍制度比较复杂，人户分属州县、宫分、头下州县、部族、属国、僧寺等不同的户籍，但朝廷能够有效掌握和控制的户口，实际上主要是州县户口和宫卫户口；辽朝也未建立定期的户口调查制度，每次检括户丁，都是临时下达诏令，检括时州县户与宫卫户分别进行，官方公布的州县户数中并未包括宫卫户在内。南京城市及周边乡村的居民，绝大多数属于州县赋役户口，另有一部分属于宫卫军户，此外还有少量僧尼人口。

金朝营建中都（见地图0—9）并迁都于此，仿辽制设置警巡院，大定年间分置左、右警巡院。警巡院直隶于中都大兴府，与附郭大兴、宛平二县为平级的行政建制单位，置警巡使1员、副使1员、判官2员、司吏18名。“通括户籍”为警巡院的重要职掌，其中司吏主要为验实户口而置，“视其户口与课之多寡增减之”。与辽代专置契丹警巡使不同，金代只是在左、右警巡院下设置女真司吏，负责验实女真人之户口。迁都前燕京城内仍分为26坊，营建中都后，城区面积扩大，遂增加为62坊，各设坊正，隶属于警巡院。金代户籍制度也很复杂，《金史·食货志序》概括说：“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现代学人多相信这一记载，认为金代存在九个户别，实际上此乃杂凑而成，并不能反映金代户口类别的真实状况。从户籍管理的角度看，金代户口可以分为州县民户、猛安谋克户和乣户三大类，此外还有单独编籍的监户、官户、宗室将军户和武卫军等。上述各类人户，除以游牧为生的乣户外，其余人户均有在中都定居者。在户口调查方面，金代改变了辽代很不规范的局面，建立起一套定期的、严格的户口调查制度，“凡户口计账，三年一籍”，主要按里（坊）正、县、州、路府、户部、尚书省系统和猛安谋克系统进行，金章宗以后，猛安谋克户也归由州县系统检括统计。

元朝营建大都（见地图0—10）前，燕京仍沿金制分为62坊，燕京城市户籍由附郭之宛平、析津二县分管。升为中都后，恢复了左、右警巡院，“领民事及供需”，“民事”自然包括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更名大都并营建新城过程中，陆续有居民入住新城，遂增设大都警巡院以“领京师坊事”。这样，大都新、旧二城共有三个警巡院。新城建成后，令旧城居民迁居新城，遂省并警巡院一，只设左、右二院。元成宗大德年间，增置大都南警巡院，专治旧城。元武宗至大年间，又“增大都警巡院二，分治四隅”。至此，大都共设置警巡院五个。后经裁并，只存左、右二警巡院。至正十八年（1358年），又“于大都在城四隅，各立警巡分院，官吏视本院减半”。新城起初划分为50坊，后坊名多所更易，坊数可能也有所增加，各坊分属于警巡院。警巡院与宛平、析津二县同秩，均为正六品，每院各置达鲁花赤一员、警巡使一员，另有副使、判官、典史若干员。此外，元代还于大都南、北二城各置兵马司，秩正四品，主要负责刑狱、治安等事。元代人户被分为多种类别，如民户、军户、站户、医户、盐户、糯米户、脂粉户、沙鱼皮户、僧户、道户、答失蛮户、也里可温户等等，估计不下百种，通称“诸色户计”，其中以民户占绝大多数，军、站、匠等户数量也较多。大都人户究竟分属多少种户籍，已难考知，估计不下数十种。在户口调查方面，元代并无固定化的制度，初期进行过几次括户，各类户籍亦按不同系统进行统计。至元七年（1270年）以后，北方便未再进行过普遍调查。

明初降元大都为北平府治，城市人户由附郭之宛平、大兴二县分领。当时都城在南京，其城市管理并未沿用辽金元以来的警巡院制，而是设置五城兵马司分理城市事务。永乐初升北平为北京（见地图0—11）后，设立北京兵马指挥司，因地大人众，一个兵马司巡察不周，不久即仿南京增置五城兵马司，其中内城分为中、东、西、北四城，外城即为南城。五城兵马司各自独立，均为中央直属机构，每司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从管辖对象看，“五城兵马司所辖地方即二县境内，所役总甲人等即二县编民”，实际上“亲民之官独兵马指挥耳”，城市管理主要操于兵马司之手。明代北京城大致保持了元大都的格局，但明初将原大都北墙向南平移5里，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又将原大都南墙向南平移2里许，嘉靖年间加筑了外城（南城），北京城遂成“凸”字形。明初城内分为33坊，城厢分为10关，后来坊关名、坊关数与坊关区域多有变化。坊关之下，北、中二城为铺，东、西、南三城则分为牌、铺两级。明代户籍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元制，但户籍种类有所减少，其中民、军、匠、灶四种人数较多。北京居民主要分属于民、军、匠户，此外还有各种杂役户。明代实行黄册制度，户口调查初期比较严密，后逐渐松懈，但每十年大造黄册的制度一直严格保持下来。不过，北京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未隶籍宛平、大兴二县，所以也不会纳入二县的户口调查范围。明代出于治安目的，曾偶尔对城市人户进行清查，现有成化年间一项门数统计和天启年间一项户数统计保存下来。

清代北京（见地图0—12）的城市格局，完全沿袭明朝，但在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变化。清朝定都北京后，圈占内城以安置八旗人口，原内城居民均被强迫迁到外城。按方位分列内城，具体分布情况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衙门，每旗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下置参领若干，每参领之下又分置佐领若干，掌所属户口、田宅、兵籍、诉讼诸事。雍正三年，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议定了八旗界址，明确了各都统的管辖地域。此外，为加强对北京的控制管理，康熙十三年（1674年）设置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简称步军统领衙门），主要职责有守卫、断狱、门禁、编查保甲、缉捕、巡夜、禁令、救火、发信号炮等。该衙门统领八旗步兵营和巡捕五营（绿营马步兵），前者负责北京内城，后者负责外城及近郊。外城明朝时悉属南城兵马司，清朝时则分置五城兵马司，城下分坊，坊下置牌，一仍明制。五城地面以京师巡捕营所辖为界，大兴、宛平二县以外营所辖为界。雍正十二年以前，五营汛地与顺天府属州县营汛地犬牙交错，不便统辖，遂重新划定营汛界线，这样北京便形成了拥有明确界线的城市郊区，当时称为“城属”，大致东到东坝、定福庄，南到南苑、丰台，西到田村、香山，北到清河、北苑。乾隆以前，清朝实行人丁编审制，八旗人丁每三年编审一次，州县人丁每五年编审一次，并未进行过户口统计。从乾隆六年（1741年）开始，始令地方官每年奏报本地户口数。但在北京城市，清末以前始终未做过全面的户口调查。

清朝末年开始，北京城市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实施分区占领，日本在其占领地内设立军事警察衙门，各国亦联合绅商设立安民公所。《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交还占地，清廷仿效日军警察衙门设置警务处，并在安民公所的基础上成立善后协巡总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善后协巡总局为工巡总局，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巡警部，次年又改为民政部。为加强对京师的管理，光绪三十年设置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内城巡警总厅下辖五分厅，其中东、南、西、北四分厅各分5区，中分厅分为6区，共26区；外城巡警总厅下辖四分厅，其中东、西分厅各分6区，南、北分厅各分4区，总计20区。光绪三十二年，将内城五分厅合并为中、左、右三厅，外城四分厅合并为左、右二厅。内城仍为26区，即中一至六区、左一至十区、右一至十区；外城仍为20区，即外左一至十区、外右一区至十区。光绪三十四年，内、外城区各省并一半。宣统年间，又对城市区划做了重大调整，将内、外城各划分为10区，即内左一区至四区、内右一区至四区、中一区和中二区、外左一区至五区、外右一区至五区。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变，清朝陆续颁布《清查户口章程》、《民政部暂定京师调查户口规则》等法规，开始仿照西方户口统计办法，在北京城市进行户口调查。现存最早的内外城户口数据，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调查所得。从此以后，北京城市便有了确切的户口统计数字。

中华民国成立后，仍以北京（见地图0—13）为首都。1913年改革警制，将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作为北京全城的管理机构，其组织系统和管理职能更加广泛、完备。内、外城仍沿袭清末制度，各分10区，共20区。郊区仍归步军统领衙门管辖，至1924年，裁撤步军统领衙门，四郊亦归京师警察厅管理，遂划分为东、西、南、北四郊区，这样京师警察厅共辖城郊24区。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并调整城市区划，内城分为一至六区，外城分为一至五区，郊区仍分四区，共15区。1930年，北平特别市降为北平市，改隶河北省。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复改北平为北京，但未得到国民政府承认。抗战胜利后，北平市行政区划又做了新调整，内城划分为一至七区，外城仍分为一至五区，郊区划分为郊一至八区，共20区。民国时期，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制度日趋完善。如1929年公布的《人事登记暂行条例》，附有登记表式七种，即出生登记表、死亡登记表、结婚登记表、继承登记表、分居登记表、迁徙登记表、失踪登记表。从留存下来的统计资料看，民国时期北京市的人口统计，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丰富，除户口数量外，还包括其他多项人口特征。

四、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学术界对北京人口史的关注，在时间上是比较早的，1924年《史地月报》就曾发表《北京历代人口统计》一文。但在此后，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以至国内外一些论著在提到北京历代人口数量变化时，往往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范围的人口数字简单罗列，以至错讹百出，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北京历史人口演变的客观过程。

19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变。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学者，要首推韩光辉。1982年，韩氏考取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即选择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完成硕士论文《清与民国三百年间北京今市域人口地理初步研究》和博士论文《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1987年留校任教后，继续在这一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对学位论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最终完成《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在研究过程中，韩氏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外，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八章“各时期北京城市人口”、尹钧科等著《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第三章“户籍、人口和民政管理”，亦皆由韩氏执笔，基本上都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缩写。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在北京人口史研究领域树立起一座丰碑。其一，辽代以降，北京作为陪都或首都，其人口来源和户籍构成十分复杂，不弄清每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就无法正确地估计其人口数量。作者对历代北京市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分辖北京的府州县户口统计中，往往并未包括北京城市户口，由此进一步考察了历代北京城市户口的构成情况，从而为估计北京城市乃至北京地区人口数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作者除充分利用历代户口统计数字外，还大力发掘和捕捉相关的户口信息，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间接估计方法，钩隐抉微，去伪存真，正误纠谬，勾勒出自辽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和北京城市的人口变动轨迹，揭示了各个时期人口迁移、分布和变动的原因与特点。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其对历代北京城市人口的估计，得到广泛认可和引用，如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相关部分，大多直接采纳了该书的分析和结论。

作为北京人口史专家，韩光辉积极参与了一些权威人口著作的编写工作。1980年代，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领导下，曾组织编纂《中国人口》，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各一册。其中李慕真主编的《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第二章“历史人口状况”，就是由于希贤和韩光辉撰写的。该章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自远古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变化情况，清代以前集中论述人口数量，民国时期还简单介绍了人口自然增长率、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等方面的情况。90年代，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的《北京志》编纂工作全面展开，其中《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由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以北京市统计局为主，组织有关单位和部门进行编纂。该志主编仍由李慕真担任，韩光辉则为编纂委员会成员和副主编之一。该志分人口规模、人口构成、人口管理三编，简要介绍了北京市人口各方面的情况，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每项内容都做了历史追溯和回顾。从其内容看，韩光辉的研究成果得到充分吸收和采纳。

除《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和《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比较系统地提供了历代人口数量外，路遇、滕泽之著《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也对北京市历代人口数量做了比较系统的估计。正如评论者所说，该书的贡献在于“将目前全国32个省份主要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系统梳理，尽可能把遗漏和缺失人口数据进行补充和复原，进而将这些地区人口的变动轨迹勾勒出来，这为各地官方和民众了解本地人口历史演变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地域广泛，工程浩大，头绪纷繁，对于每个区域的历史资料，作者不可能掌握得特别充分，再加上基本没有利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因此所得结论不够坚实。就其对各个时代北京地区人口数量的估计而言，由于给出的论证十分简单，是否合理使人很难判断，当然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方彪《北京简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也用一章篇幅，概述了秦汉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变化情况。

由于资料匮乏，关于前近代中国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状况，一直难以确切了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玉牒》，记录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父系开始到民国初年为止共20余万人的资料，内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口信息。较早利用此种资料进行人口研究的论文，有江桥《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载《人口研究》，1986（1）]、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和《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载《历史档案》，1988（2）]等。其后美国学者李中清等组织人力，将《玉牒》的人口资料输入电脑建成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1993年，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题为“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的学术讨论会，会后由李中清、郭松义主编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收录了多篇关于皇族人口的研究论文。由于清代皇族人口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北京，李中清等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北京人口状况的了解。

本课题得以进行并最终形成本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除直接采纳了一些具体结论外，还从中获得不少方法上的教益。当然，对于韩光辉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本书也提出一些商榷意见。比如，元大都没有留下直接的户口统计数字，以致其人口规模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韩氏根据每100户选取1名弓手和各个时期大都城市设置弓手的数目，估算出几个年份大都城市的人口数量。这一研究思路和估计结果，得到学术界一致的称赞和认可，称其“可以视为元大都城市户口规模的一个定论性成果”。但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后，认为这种方法似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不一定能够成立。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放弃了韩氏提出的间接估计方法，却又未能寻找到其他合理的估计方法，遂使元大都人口数量重新回到只能笼统估计的状态。但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也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除上述与北京地区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外，一些人口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也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估计辽代以前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时，由于统计数字稀缺，往往要参考全国人口变动情况加以推断和估测。这些著作数量较多，其中属通史性质的有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石方著《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王育民著《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共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共2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共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袁祖亮主编《中国人口通史》（共11卷，人民出版社，前9卷已出版，后3卷还未出版），等等；此外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则分门别类汇集了历代一些人口资料。这些著作精粗有别，深浅各异，但都或多或少给笔者以助益。其中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和王育民著《中国人口史》，史料较丰富，论证较扎实，本书从中获益尤丰，参引较多。

著作之外，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人口史的论文数量颇多，但直接与北京相关者却为数较少，兹依论文涉及的时代顺序，择要罗列如下。

于德源：《魏晋南北朝时期幽州人口的流动》，载《北京社会科学》，1987（4）；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的移民与民族融合》，载《河北学刊》，1988（4）；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唐亦功：《京津唐地区金代人口变迁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周继中：《元大都人口考》，见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1982；默书民：《关于元代腹里地区的人口问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新宫学：《明代の首都北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て》，载《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991（11）；高寿仙：《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数额研究》，载《海淀走读大学学报》，2003（4）；高寿仙：《明成化年间北京城市人口数额初探》，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1）；邱仲麟：《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3，74（1）。

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载《人口与经济》，1989（6）；韩光辉：《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载《人口与经济》，1987（2）；韩光辉：《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增长》，载《北京社会科学》，1990（2）；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载《历史档案》，1988（4）；胡启松：《清代早期宗室人口寿命浅探》，载《历史档案》，1993（2）；郭松义：《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3）；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1）；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载《中国史研究》，2010（2）；郭松义：《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载《清史研究》，2012（1）；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载《历史档案》，1997（3）。

韩光辉：《民国时期北平市人口初探》，载《人口研究》，1986（6）；饶克勤、陈育德：《民国时期北平市居民医学人口资料的分析研究》，载《中国卫生统计》，1995（6）；王均：《1900—1937年北京城市人口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1）；Campbell Cameron，“Public Health Efforts in China before 1949 and Their Effects on Mortality: The Case of Beij ing，”Social Science History，1997，21（2）；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探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00（2）；袁熹：《近代北京城市人口研究》，载《人口研究》，2003（5）；孙冬虎、王均：《1928—1948年北平日侨的数量及其作用》，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1）。

五、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关于历史人口研究这一学科，有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和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两种不同称谓。两者之间并无明晰的界限，研究对象也基本相同，可以说，无论是人口史还是历史人口学，都是历史学与人口学跨学科结合的产物。但细究起来，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人口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人口状况；而历史人口学是人口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采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对历史时期人口现象及其变化规律进行统计分析。

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从远古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在清末引入近代户口调查技术之前的漫长时期，并无与现代人口普查类似的人口统计数据，难以运用人口学的复杂技术进行相关分析。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本书清末以前的部分，应当属于“人口史”研究，而且内容主要集中在人口的数量、迁移和分布几个主要方面。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本书也尽量利用原始资料并充分吸收今人研究成果，介绍一下人口自然变动、人口构成等方面的情况。到了民国时期，由于现代人口统计技术得到采用，留下了较为丰富的人口数据，本书参照人口学的研究项目，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各个方面的人口状况，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历史人口学”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人口数据往往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借助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加以修正，而这种修正工作带有很大风险。比如，学者们利用同一种调查数据估计1929—1931年中国乡村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差异极大：司伏特（Harry E.Seifert）等人的估计值男、女分别为34.85岁和34.63岁，巴克利（George W.Barclay）等人的估计值男、女分别为24.6岁和23.7岁，而侯杨方的估计值男、女分别为33.41岁和33.15岁。对于民国时期北京市的人口状况，特别是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等方面的情况，本书只是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即对原始统计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加以简略的分析和评估。

在人口史研究中，准确估计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是最为重要也最为艰难的工作。这项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无疑是人口资料的严重匮乏。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为丰富的国度，但留下的人口数据依然比较贫乏，而且这些数据与现代人口普查资料的要求相距甚远，往往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缺陷。193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章“人口”开篇云：“我国人口问题之所以最难研究，在于苦无精确可靠之统计以供参考。故从事研究此问题之人往往事倍而功半。……我国过去之人口统计大都仅注重人口数量之增减。对于人口之组合及人口之变动，则罕能注意。甚至对于人口数量之编查亦奉行故事，视同具文，既少合格之办理人员，复无确定之调查经费。调查程序既不求进步，整理方法亦不谋改良，致所得结果往往与事实相去悬殊。是以我国人口总数究有若干？严格言之，迄今仍为未知之数。欲知全国人口之男女比例、年龄组合、职业分配，与夫结婚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及平均寿命等，更不可得。”全国情况尚且如此，具体到北京地区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区域，人口资料匮乏情况就更加严重，有时几百年间都没有留下任何统计资料。

为了弥补统计资料的不足，研究中不得不采用一些变通办法。大致说来，对于历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分区户口数据，首先以今北京市域为范围，根据当时与现今行政区划的重叠情况，从中分割出今北京市域的人口数量，然后参考相关历史记载评估官方户口数据的质量，确定遗漏的项目和幅度，最后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给出一个当时北京地区以及北京城市人口的估计数。对于没有官方户口数据的时代，则只能参考相邻地区乃至全国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采用前推和回测等方法，给出一个大致的估计数。

由于1958年以前今北京市域一直分属于不同行政单位，利用历史上的户口数据，首先都要进行数据分割，而采用的分割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会有较大差距。目前学术界采用的户口分割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即以某时期某行政区域平均每县户数与口数乘以县治在研究区域内的县数，得出该时期属于研究区域的户数与口数；二是“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平均密度法”，即以某时期某行政区域平均人口密度乘以研究区域的面积，得出该时期属于研究区域的户数与口数；三是“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统计法”，即依据地形、气候、水源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类型和区域开发顺序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和作用，及各该时期有关政区的户口统计资料，作出区域户口分布图，然后对研究区域的户口分布进行数理统计，最终得出该时期属于研究区域的户数与口数。三种方法的复杂程度依次增加，可靠程度也依次增加。对于历代户口统计中应当属于今北京市域的部分，《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和《北京历史人口地理》采用上述第三种方法做了分割，本书在讨论相关时期的人口数量时，基本上都直接采纳其分割数字以作为分析和估测的基础。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其一，关于北京地区的历史人口资料，清代以前一直比较匮乏，而且分散在不同类别的文献典籍中，本书力求对各种相关统计数据和零散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初以来，则保存下大量现代人口统计资料，目前对这些资料的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本书力求更加全面、更加充分地开发利用这些统计资料，为北京人口史研究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清代与民国时期，保留下来大量档案资料，分别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在这些档案中，尤其是在清代档案中，肯定会有一些有价值的人口数据和资料。但这些档案卷帙浩繁，欲从中一一爬梳钩稽，决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完成，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二，对于与北京地区历史人口有关的前人研究成果，无论是专门论著还是侧面涉及，本书力求予以全面把握和评估，在充分吸收其观点、借鉴其方法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商榷和批评意见，以贯彻“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宗旨。当然也要说明，本书征引文献可能还不够完全，其中有些当是笔者疏漏未见，另有一些则是虽曾翻阅，但未发现值得引用的看法和资料。其三，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整理出一套更加接近实际的人口数据，并对人口史的其他方面尽可能多做一些考察和介绍。可惜的是，尽管笔者做了很大努力，但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本书有些估计数字明显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很大程度上存在凭空臆测的成分。在历史人口资料如此匮乏的条件下，目前可能也很难找到其他更加科学的估计方法。

本书的内容安排，系按照时间顺序考察北京地区历史上的人口状况：第一章先秦时期，概述了北京地区古人类体质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探究了原始人口从山区走向平原的历程，考察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以及燕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迁徙等。第二章秦汉至五代时期，期间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统一帝国时代，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分裂王朝时代，人口数量多次出现剧烈波动，因此这一章重点是估计各个朝代人口低谷和峰值时的人口数量，并考察了人口的迁移和分布，对于少数民族的内徙尤为关注。第三章辽金元时期，是北京逐渐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时期，这一章对史书记载的户口统计数据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前人提出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进行了认真评估，在此基础上估计了北京地区和北京城市的人口数量，考察了随着朝代和民族更迭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第四、五章明清时期，比较细致地估计了明清两代北京地区和北京城市的人口数量，考察了官方组织和民间自发进行的人口迁移活动，根据历史记载、清末统计数据和今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清代皇族人口的研究成果，概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北京地区的人口自然变动、人口构成、民族人口、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第六、七章民国时期，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类统计资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市人口的数量、生育、死亡、年龄、性别、职业、素质、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则简单论述了北京地区人口变动的特点，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