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建设的基本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地方在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城乡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城乡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而言，我国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状与基本经验可归纳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与整合，努力打造街居党建工作新平台

社区党组织是我党在基层社区的战斗堡垒。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坚持党的领导，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功能。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社区人民民主，是我国党组织以社区党建促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基本做法与可行路径。近年来，我国社区党组织在创先争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模范带头作用，以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带动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使社区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心与基本载体。如成都市街道党工委以阳光家园为载体，以党建联席会议为纽带，以党员之家为基础性网络，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院落党支部三级纵向有机衔接，又与驻辖区单位党组织横向良性互动的街居大党建工作平台。[1]

（二）初步实现了城乡基层政府（行政性组织）依法治理与城乡社区依法自治的衔接与互动

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要求，我国很多城市进行了街居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力图规范街道办事处（乡镇）与社区的角色职能，让社区自治组织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全力做好居民自治工作，街道办事处集中做好行政性服务工作。早在2005年年初，深圳市就开始了以“居站分设”为基本内容的“居站分离”试点工作，不仅直接推动了深圳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也引领着全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变革。[2]2006年，成都市开始了“居站分离”工作，目前在全市范围内，社区基本形成了街办派出的社区公共服务站负责行政服务工作、社区自治组织负责社区自治工作的“居站分离”新格局。早在2003年，成都市锦江区就以取消街办的税收职能为突破口尝试街办职能归位工作。[3]2008年5月，锦江区在成都市率先进行街道办事处职能归位改革，把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商税收的职能从街道办事处剥离，让街办集中做好对辖区居民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4]目前，四川全省已全面启动街道办事处（乡镇）职能归位的改革工作，力图通过街道办事处（乡镇）的职能归位和社区的“居站分离”等改革实现城乡基层行政组织依法行政管理与城乡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三）突出了民生导向，加快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必须以民生建设为突破口。近年来，四川省，尤其是成都市，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以街居公共服务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和下沉。当前，四川省城市区和街办两级在加快社区基础性服务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设立区、街办、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站，加快了行政性服务和其他便民服务下沉社区的广度与力度。目前，四川省已基本建成了市、区、街办、社区四级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95%的城市社区都设有社区便民服务站，或几个社区共用一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初步实现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人性化、便捷化与科学化。针对农村社区，成都市自2008年以来，每年从财政中拿出20万元（2011年后为30万元）作为农村和涉农社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项使用基金，专门用于完善农村和涉农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四）在“居站分离”的基础上，以“一站多居”为抓手，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机制创新

近年来，以深圳为龙头，我国城市社区在探索“居站分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一站多居”等社区治理机制。为了在资源整合中有效提供社区便民服务，早在2007年，成都金牛区就在“居站分离”的基础上，率先在全市启动了“一站多居”治理机制：一个社区设立一个公共事务服务站，一个服务站服务多个居民小区，服务站和居民委员会实行“居站分离”。[5]2008年12月，锦江区在双桂路街道试点“一站多居”模式，即作为街办公共服务的下沉点，该社区公共服务站可为辖区内三个社区的居民直接提供劳动保障、社会事业和综合服务等全方位的社区公共服务。目前，成都市在“居站分离”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一站多居”社区治理模式的试点范围与推广力度。2009年，成都市高新区芳草街办事处在神仙树高档楼盘区设立了神仙树社区工作站，并以社区工作站为抓手推动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截至目前，该工作站已成功孵化了维融居委会、中海名城居委会，正在积极孵化神仙树大院居委会。[6]高新区“一站多居”的神仙树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大城市高档楼盘社区化治理的困境。

（五）高度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与培育工作

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政府治理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城乡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发展新兴社会组织工作，并把社区新兴组织的孵化与培育作为加快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在相关党政部门的指导下，在城乡社区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社区经济互助合作组织、居民协商议事会、社区文化娱乐组织、社区志愿组织等一批批涉及社区经济、自治、文化、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两新组织”雨后春笋般地成长了起来，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载体，大大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与归属感。2010年以来，成都市高新区、锦江区等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设立了社区新兴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作为社会组织的孵化器，为新兴社会组织提供培育发展基金。2011年12月，成都市锦江区政府先后与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与培育工作平台和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管理、服务与科研院所的教学、实践、创新全程对接。[7]特别是锦江区每年拿出500万元新兴社会组织孵化专项基金，专门用于社区各种社会组织的孵化与培育工作，在帮助新兴社会组织“输血”的同时，着力打造社会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通过区财政的购买服务，积极推进辖区新兴社会组织市场化、规模化、法人化、品牌化。

（六）高度重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

社区公共文化是支撑社区治理体制的软实力，是社区发展的动力基础，是一个社区区别于其他社区的本质表现。近年来，我国不少城乡社区在大力打造社区环境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开展一系列居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增强社区发展的软实力。四川省各地在社区文化建设实践中把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社区文化品牌创意有机结合起来。如成都市高新区在大力打造社区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的基础上，确立了“芳草萋萋”的芳草街社区文化品牌，其所辖的蓓蕾社区、芳华社区等还因地制宜地制定社区文化发展规划，积极扶持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着力打造社区文化品牌，通过社区文化品牌建设努力推进社区的发展、稳定、和谐。[8]成都市锦江区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积极提升公共文化阵地、丰富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创编精品文艺节目，形成以文化馆、图书馆为龙头，以16个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为枢纽，以64个社区文化活动室及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为基础，各驻区单位、学校、企业及社会文化组织为补充，以区、街道、社区三级架构为主体的“15分钟文化圈”。[9]近年来，成都市温江区以便民为突破口，在以惠民、便民、乐民、富民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获得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认同。四川省各地在实现社区文化惠民、便民、乐民、富民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的共享共创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区域发展软实力，为经济社会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区域公共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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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表述源于笔者负责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课题组在对成都市芳草街等相关街居长期追踪调研基础上的归纳与总结。

[2]参见吴永奎、黄伟：《“居站分设”：踯躅中的求索》，载《南方日报》，2009-11-03。

[3]参见《街办不收税，职能在归位》，载《成都日报》，2003-12-22。

[4]参见中共成都市锦江区委、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办事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决定》。

[5]参见张渝：《金牛启动“一站多居”，公共服务办到家门口》，载《成都晚报》，2007-10-30。

[6]表述源于近年来笔者对成都市神仙树等社区“一站多居”治理实践的追踪调研。

[7]参见张舒：《锦江区携手四川6高校，创专家智库为社会建设“添翼”》，载《天府早报》，2012-12-03。

[8]表述源于笔者近年来对成都市芳草街社区文化活动长期追踪调查基础上的归纳。

[9]参见兰大鸿：《群众文化好家园，锦江区推动区域文化走向繁荣》，载《成都晚报》，201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