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

如果采用主客观分离、共时性叙述和历时性叙述相结合的综合史观立场，可以从广义上划分出“全球化”作为客观现实(全球性，globality)、主观战略(全球主义，globalism)与主客观相互作用之发展进程(狭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三重内涵。其研究语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化是一个经验史的范畴

历史学上所说的“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超越制度、文化的障碍，而使全球经济和社会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经验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包括两个趋向相同但形态不尽一致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期历经五百年的历史，也称旧全球化阶段或者资源经济全球化阶段。此一阶段的全球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运用武力攫取资本和资源，通过野蛮的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获取市场上强势竞争优势和政治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一体化过程。经验表明，全球化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属于同一进程。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为标志的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促进了世界贸易，拓展了世界市场，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自15世纪后期迄今，在经济上，历经圈地运动、贩奴、开发美洲大陆以及18世纪工业革命等阶段，不仅全面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挺进世界的步伐；在政治上，则以1648年威维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建立起民族国家体系，进而逐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则通过前后相连、高潮迭起的“三R运动”^注6和启蒙运动，使现代法治和代议制民主共和制度成为时代的强音，从而展现出一个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过程。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有过科学的论述和卓越的预见。^注7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全球经济、政治和法律所带来的影响。按照他们的理解，“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性拓展中形成的人类实践现象，是在资本主义攻击性发展观的牵导下，凭借资本的渗透和市场的扩张本性，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与展开。由此开创出的人类发展新趋向，即“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8

第二阶段，20世纪中期以后，也称新全球化阶段或资本—知识经济全球化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还只是局部的、单向性的“欧洲化”^注9，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后，特别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掀起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得世界市场结束了冷战时期不统一、不完善的状态，全球化进程更呈加速度的发展和强化，全球化进入全方位、多元互动的第二阶段。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其性质、结构趋向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转变，并具有了当代意义。这种显著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方面：直到20世纪中叶，旧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一直是工业文明，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实现了以国际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信息革命，以跨国公司的迅速成长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潮流为主要标志的全球经贸一体化，产业经济基础由工业文明转向以高科技为主要支柱的后工业文明，初步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2)政治制度方面：以苏东解体和冷战结束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变革，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取向改革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制度变革，致使世界各国意识形态对抗消失，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衰落，致使各民族国家打破彼此隔绝和对抗，走向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

(3)结构内涵方面：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格局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资本积累的结构中资本代替劳动取得了优势地位，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核心。

(4)内在驱动力和竞争特征方面：旧全球化时代的内在驱动力是运用武力达到地理范围的扩张，占有领土和自然资源，国际竞争重心是对抗性的军事竞争；新全球化时代的内在驱动力则表现为“资本与知识的利益驱动”，它通过资本跨国流动和对科技人才的使用来创造财富，以跨国公司为基点，国际竞争的重心转化为以争夺外资、争夺人才、争夺科技制高点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5)理论研究和媒体使用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借以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等术语，全球化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最流行的语汇。

(6)社会文化整合方面：旧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野蛮殖民地主义推行合乎其利益的全球化，国际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而在当代，生态环境、资源枯竭、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科学教育以及文化体育交往增多，国际组织作用加强，全球意识愈加浓厚，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注10，所有国家都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和日益统一的国际规则下进行全新的竞争和较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

(二)全球化是一个知识史的范畴

全球化作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和处理问题的基本视角，是被用来指称特定语境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其固有内核可以放在具体环境中考察。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globalism)，它是学者们基于概念推演和理论建构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带有“语境化”特征的历史认识和历史信念。

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说过：“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注11换言之，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领域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Ｒ.罗伯逊(Roland.Robertson)基于“地球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发人深省地提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注12

考虑到全球化在知识史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视野，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概念的学术规范化过程显然不是某一社会学科(比如经济学)单纯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甚至法学、历史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综合意识影响的结果。事实上，由于人们的生活时空与知识资源不同，因而各自之间对于“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进而表现出同意和不同意、激进和保守、革命与妥协这样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世界著名的全球化研究组织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认为，人们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全球化过程：一是金融业的全球化；二是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特别是竞争的全球化；三是技术和与它相联系的科学知识的全球化，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全球化；四是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五是调节与控制能力的全球化；六是作为世界在政治上紧密联结的全球化；七是观察思考与意识的全球化。^注13特别是第七种全球化内涵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将全球化同一种共享的观念和扩展性社会意识连接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全球化过程的核心本质。对此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命题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理论，实际上都反映了人类试图解放这个新的时代和自我解惑的某种努力。^注14

(三)全球化是一个表征历史事实本身的范畴

这个层面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性”(globality)，是有着无限多样的表象与属性的状态，是充满矛盾与变化的力量。它既是客观历史各种复杂因素(物质世界)的“合力”作用的体现，又是人类整体精神和文明逻辑(精神世界)在矛盾中发展、在冲突中交流的产物。从认识论角度看，有些全球化已经显现出来了，可以被我们认识；另一些全球化虽然也存在，可能没有“显现”出来，或者人类根本就不能使之显现(或反映)出来，在“全球化”的事实与人类关于“全球化”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全球化中还有许多盲目的逻辑，它还是一个未被驯服的“自然”力量，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它不但“意味着融合和一体化，同时也意味着冲突与分裂”^注15。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什么都是，但也许全球化又什么都不是，事实就是这样。

一种权威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涉及的是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部分地区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以及所进行的活动，对于距离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都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从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实现了一体化，或者文化上已经实现了统一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注16。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J.罗西瑙(James.N.Rosenau)指出：“全球化一词似乎贴切地表现了正在改变人们对领土和国家制度的传统安排所关注的‘某种东西’，这个词正好包含变化的意思，因此它能够把现象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遍状态或一种人们所希望的最终状态区别开来。”^注17

因此，全球化只是一个动态的基本过程，而不是一种作为静止结果的状态。“它指的既不是价值观念，也不是结构，而是既在人们思想上展开，又在行为上展开的序列，是随着人们及其组织从事日常工作并设法实现其特定的目标而展开的过程。”^注18全球化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它是“通过四条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途径实现的：受益于最新通讯技术的双向对话式互动；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单独式通讯；行为、习惯和技艺等方面的效仿；制度、惯例的同化与同构”^注19。

上述全球化的三重内涵，主要是鉴于全球化现象及其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从而借助于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所进行的划分。其中，经验史层面的全球化，可看作是主客观结合，通过人类研究和描述、历史事实与人类认识历史性耦合的全球化，它表述“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经验认识层面所体现出的“现实”过程，是一种面向三维空间渐次拓展、历时性生发的全球化；知识史层面的全球化，可看做主观历史的全球化或历史认识的全球化，它表述人们打破一维时间限制，通过记忆、感悟、信念、理性和种种语言符号对“全球化”现象进行共时性思考，并对未来开放的全球化思维的概括与叙说；事实历史层面的全球化，可看做客观历史的全球化或历史本体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历史的本真，有着无限多样表象与属性，是人类认识竭力靠近和理解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社会现象和历史场域，上述三个层面的“全球化”之间表现为一种极其复杂和盘根错节的相互作用，各有其研究语义的对应性。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全球化的三重内涵殊难统一，究其主因还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局限性。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学研究，任何要求绝对客观地描述社会历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的主张(如19世纪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派)，都已被证明是不合情理的、不可能的。学者(历史学家)不是事实的奴隶，而应当是事实的主人。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一切事实都记录下来，他必须也必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对事实进行剪裁、选择，进行尽可能全面和系统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