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认识

能否正确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仅是一个政党成熟程度的标志，而且是这个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的认识，经历了从盲目到自觉、从不够清醒到比较清醒的过程，其间遭受过挫折，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从“两个成为”到“三个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开始向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3月，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全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工作方式转变问题，他谆谆告诫全党，坚持“两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第一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艰难转型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十分谨慎地对待“进京赶考”问题。这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即将面临的转变还是有所准备的。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转变又谈何容易。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最初都是作为在野党产生的，西方学者称之为“外生型”政党，也就是说在议会之外产生的，毕竟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执政的实践，他们对共产党执政问题不可能有太多的论述。列宁虽然创建并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观点，但苏联党并没有解决好执政党建设问题，甚至在一些方面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负面影响。就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虽然曾经在根据地局部执政，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还是第一次，面对全面执政后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实践经验都显得有些不足，长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治党方略很难适应党所处环境、地位的变化。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习惯于用革命党的眼光看问题，用搞革命的方式来搞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频繁的政治运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党内斗争哲学的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把党的建设置于阶级斗争的大框架下，用革命党的方式来进行执政党建设。毋庸置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向执政党建设的转变作出了应有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整党运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三反”运动中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提高了全党的执政意识和对拒腐防变的高度警觉。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标志着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八大党章对执政党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从理论上说，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一再出现失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党所处历史方位判断的错误。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始终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1978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思索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

首先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分析的是江泽民同志。2001年7月，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江泽民文选》，第3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这就是“两个成为”的最初表述。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对上述提法作了补充完善，他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同上书，536~537页。）这段话增加了“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突出了从“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特征。这里，“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标明了我们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揭示了新形势下执政党的新特点。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更为科学的论断，进一步提出“三个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个历史性转变”是对“两个成为”的发展，这三句话从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时代特征。

科学判定党所处新的历史方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自觉，赋予了执政党建设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这为我们党从执政党的特点出发去认识、研究、解决党的建设的一切问题提供了基本前提。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认识，使我们党能够站在时代高度，以更加宽广和更加开放的视野看待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放到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到世界政党政治的大格局下去把握，也使我们党能够以更加清醒冷静的态度对待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主动应对各种挑战。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认识，使我们党能够对执政党建设目标作出新定位，提出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真正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使党的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始终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认识，也使我们党能够把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使党的建设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从而使党的建设获得更大的生机活力，也为党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使党的建设在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中得到良性发展。

2.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提出的新挑战

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实际上就是党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新变化。准确把握党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就是要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来考虑和部署执政党建设问题。

从世情来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方面的实力继续推行其强权政治，利用各种手段向别国施压。特别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面很广，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局部地区的冲突和恐怖事件不断升级，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共产党如何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顶住压力、争取主动，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新挑战。

从国情来看，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等等。特别是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劳动力总量增加较快，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收入分配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遏制，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复杂性持续加深，利益冲突日益加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矛盾的潜在性、关联性、集聚性、突发性不容忽视。如何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解决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从党情来看，党员数量、党员结构、党员素质、干部队伍结构、干部队伍素质、基层党组织状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4000多万名各级各类干部、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如此庞大的政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们党雄厚的组织资源。同时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条件下多元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负面影响，也对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党性原则等形成了巨大冲击，造成一些党员先进性弱化，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此外，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侵蚀着党的肌体，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还亟待改进和提高。客观地说，就全党而言，是一个总体适应和一些方面的不符合不适应。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分析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尖锐地提出了“三个严重”，即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虽然这些提法与以往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脉相承，但在个别提法上却有所不同，特别是对党内存在问题的估计比过去更为客观、更为充分，抨击得更加严厉，以此唤起全党的忧患意识，使每个党员都“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个考验”之后，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提出了“四个危险”的论断，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上述论断。新形势下，如何经受“四个考验”，克服“四个危险”，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多。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执政的考验，那么在新形势下则是“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