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三种矛盾带来的恶性循环

从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来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性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资源禀赋差异性与区域利益相对独立性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功能的非均衡矛盾，导致了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恶性循环，拉大了区域差距。以差距最为明显的东西部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10%，但在这10%的近代工业经济中70%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仍十分落后。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将工业重点投向西部地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厂矿内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形成的工业布局，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所减少。改革开放后，按照梯度理论，重点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向等方面向东南地区倾斜，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十分明显，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0年，中央部署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生态保护和治理得到加强，但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并未消除。从经济上看，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十五”期间力图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演变再加上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直接引致西部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有些地区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沙漠碰头”的严重生态问题。依据系统自组织理论，地球表层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多元巨系统，地表各圈层、诸要素构成了纵横交织、环环相扣的复杂网络，其演化方向有进化、歧化(异化)、退化等多向发展趋势之分。地表物质由混沌、无序态趋向稳定有序态，由少层次变为多层次，进而形成非平衡态耗散结构和功能优化的自组织、自控制历程，反映了地表系统进化为其演化的主流方向。促进地表系统进化的主要机制是其系统内外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通常呈良性循环，且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诸要素之间，地表系统与地内、地外环境之间互成协同效应。当来自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随机事件使处于相对稳态的地表系统受到随机涨落的严重干扰，导致系统的耗散结构破损、功能衰减和失调、总熵流剧增、系统动态紊乱时，势必导致系统内外质能、信息转换呈恶性循环，地表多元系统与环境之间显示负向相干效应，驱使系统由稳定有序蜕变为混乱无序。这时，地表系统的演化将出现反常的歧化(异化)、退化之类的支流与逆流现象，从而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受不合理开发方式的影响，西部自然地表系统出现了水土流失、冰川退缩、沙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受损、洪涝灾害、干旱缺水、草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并与人类活动相互交错，互为因果，治理难度大；对优势资源的不当开发利用都造成了西部面临恶性循环的“PPE怪圈”(“贫困—人口—环境”怪圈)的困境。

人口、环境与发展是一个极繁杂、时空尺度极广阔、开放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工程。生态环境与经济是一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PPE怪圈”即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系统功能出现紊乱。具体作用原理为：人口增加导致贫穷和环境恶化；贫穷又导致人口增加和环境恶化；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贫困变本加厉。由于“PPE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地区存在的普遍性，常被用作解释贫困地区贫困机制的一种理论模式。由于贫困地区存在的特殊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和发展历史，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集中表现为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力素质偏低；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文化落后等。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形成贫困地区特有的“PPE怪圈”(见图2—15)。从本质上讲，“PPE怪圈”既是贫困地区致贫的深层次原因，又是制约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障碍。

众所周知，在具体的区域发展实际中，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资源环境承载区以及一些生态脆弱、环境敏感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如长江、黄河的上游地区，云贵川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内蒙古和西北农牧交错带等。即使在同一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表现出此规律，最典型的莫过于“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该报告显示，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的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环京津贫困带”集中连片，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差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京津冀北地区是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的多重耦合区，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不多见，很有代表性。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的32个“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域经济与京津二市的远郊15县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在今天，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了巨大的落差。2004年，“环京津贫困带”31个县的县均GDP仅为京津远郊15县区的16.3%，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北京市的30.2%、16.0%、1.9%，为天津市的33.1%、18.7%、2.3%。这一差距至今未减，2009年，“环京津贫困带”的24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在不少县，“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是真实的写照。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恶劣的自然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历史上的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方式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区域贫困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难以从根本上求得缓解。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区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状态，经济发达地区与承载资源环境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财政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充足，却能免费享受贫困地区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区的贫困地区财政困难，地方政府穷得甚至堪称破产，却承担了大量的生态保护建设的责任。既难以得到补偿，又因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森林、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责任而制约了自身经济发展。再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由于邻近北京和天津这两大直辖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条件提供着全方位生态服务，包括减少京津风沙，提供充足、清洁的水源等。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与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然而，至少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京津并未给这些地区直接的补偿。最明显的例子是，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水源地大都在河北，且两座水库也为京冀共建。自20世纪80年代起，河北不仅不能分走一滴水，还必须无条件地保障北京充足的水源。须知，河北本身就缺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7，甚至还比不上以干旱著称的中东和北非。通过引滦入津工程，河北每年也要向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河北省在把自己流域内的水无偿供给京津的同时，还要花钱向黄河买水！为保护官厅和密云水库的水质不受污染，仅张家口市就先后关停了上千家企业，以致“皮都”易帜，纺织工业不存。而且，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区域内大范围的封山育林，当地农民赖以增收的畜牧业严重滑坡。以赤城县为例，在生态工程实施前，畜牧业是全县的主导产业，畜存栏量达100多万只，现在畜存栏量不足20万只。可以说，为了京津的发展，周边地区付出了很多。

贫困地区付出的生态保护成本多，但得到的现实回报却很少，有时事实甚至表现得非常冷酷：在北京，给予农民的生态补助金是每亩1000~3000元，而河北每亩只有50元。长期的资金匮乏，致使当地农民生活困难，生态环境的改善举步维艰。其实，即便贫困地区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也往往因为时滞性、空间差异性而难以让贫困地区直接获益。因此，代表本辖区利益的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所作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优先满足本地居民的低层次需求，宁可舍弃环境而选择经济增长，甚至不惜牺牲环境进行掠夺式开发。而贫困地区往往位于我国大江大河上游、重点城市上风上水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其内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止是对局部地区产生影响，更直接威胁到邻近区域、发达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环境以及全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贫困地区往往又是少数民族集聚区和边疆地区，其贫困落后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安全问题，影响到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