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本书依据“理论梳理和分析—理论假说—实证支持”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在梳理国内外宏观调控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关于宏观调控本身，以及其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方面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已有理论研究存在有待改进之处，特别是在财政货币政策非线性效应与宏观调控有效性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国内直接评价宏观调控有效性的观点性文献较多，观点差异较大，而研究性文献较少，特别是将宏观调控措施与调控目标相结合的定量评价还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已有文献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研究皆建立在宏观政策效应的线性和对称性假设基础上，这势必影响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如前所述，虽然国外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实证检验，但与其他宏观经济现象不同，宏观调控是一个实证问题，国外研究结论不能照搬硬套于我国的政策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宏观调控实践和经济行为的分析发现，我国经济目前面临许多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亟须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而且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性、持久性和严重性对各国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深入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笔者首先对国外宏观调控理论、国内各宏观调控流派的观点以及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进而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和操作效果，包括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和非线性效应、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在此框架下，笔者评价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操作的效率效果，并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视为一个整体，借助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定量评价了宏观调控的执行绩效，以期为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提供依据。最后，笔者对我国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预测，并对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不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重复，而是立足新角度、围绕新领域展开的，以期为已有研究成果提供修补，并尽力为我国宏观调控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本书共七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宏观调控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本章主要对国外经济流派宏观调控政策主张的演变与发展进行分析与总结，对我国宏观调控各流派的观点进行述评，并对宏观经济政策非线性效应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本书研究打下基础，明确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最新进展，进而清晰本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

第二章，财政政策周期性与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本章主要对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和非对称效应进行研究。具体而言，这一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而测算了我国结构预算余额，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模型对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下降期表现出显著反周期性，而在经济周期扩张期里，情况较为复杂——在产出缺口为正的区域，即经济过热区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反周期的；在经济扩张期中产出缺口为负的区域，其为顺周期的。笔者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产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产出效应还是通货膨胀效应，我国财政政策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明显大于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并且其对产出的影响也更为持久，在通货膨胀或价格效应方面也是如此，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价格的影响远比紧缩性财政政策大且深远。对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结果可从价格和工资黏性的角度进行解释，而对于财政政策产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结果可从公众预期、政府政策实践和消费者信用市场不发达等方面寻找原因。

第三章，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的实证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2008年的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在1952—1982年、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等三个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是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因素所致；在1983—1986年和1991—1993年，特别是1996—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这期间我国经济开始遭受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笔者同时利用1997—2008年月度数据对1997年以来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证明1997年以后，我国财政政策呈现显著的凯恩斯效应。最后，本部分检验发现，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是由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决定的。

第四章，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实证研究。本章在总结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内生划分非线性效应区制的方法，即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政府支出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政府消费在1978—1980年和1984—1997年对私人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影响。在相同时期，税收对私人消费也存在非凯恩斯影响，但并不显著。政府投资对私人消费不存在非线性效应，但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同时，笔者也对国外文献总结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检验，发现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因素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本章最后借鉴第三章的研究结论，从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出发给出了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

第五章，开放条件下我国非线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研究。本章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的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进一步地，笔者应用金融加速器理论对非对称效应进行了解释。

第六章，我国宏观调控发展阶段性与有效性评价。本章对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而基于政策当局的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了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同时评价了1984—2008年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绩效。研究结果表明：(1)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除了1985年、1986年两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表明通胀缺口的降低有助于抚平产出缺口。(2)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呈现凸型变动模式，并且已经过了波动的顶峰，出现显著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这种稳定的趋势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物价目标。(3)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在1996年前较差，在1996年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在2000年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实际政策损失逐渐向最小政策损失靠拢。

第七章，我国产出、物价趋势预测与相关政策建议。本章首先对我国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进而在分析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经济态势的基础上对我国2012年、2013年经济增长趋势进行了短期预测；然后利用生产函数法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了预测；紧接着对我国物价波动的适度区间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物价走势进行了预测；最后总结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政策建议。